古代军队作战,军粮是一大问题。

问题有二,其一是征用收集粮食很费劲。从农民手中征收上来,再转运到军队一线,时间长,流程多,还容易被人克扣。

其二是,从后方往前方运,路途中消耗太大。特别是边境部队,一般都处在交通极不方便、人烟非常稀少的地域。转运粮食,一多半都消耗在路上了。

怎么解决呢?古人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军事屯田。

一、曹操屯田发了大财

关于屯田,汉武帝时期就搞过。《汉书·西域传下·渠犁》:“自 武帝 初通 西域 ,置校尉,屯田 渠犁 。”。屯田的意思这里再说下,就是政府提供农具和耕牛,让士兵和无地农民去垦种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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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屯田和咱们想象的授田还不一样,屯田的前提是手里要有人口,空地还要有农具。屯田的第一次高峰东汉末年,准确的说是建安元年,曹操在许县试行屯田制度,当年“得谷百万斛”,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是岁用枣祗 、 韩浩 等议,始兴屯田。”

因为效果不错,曹操正式在各地推行 《置屯田令》.屯田的主要方式有“军屯”和“民屯”。

当时具体操作是50人一屯,在废弃的农田或者荒地上重新耕种或者开垦。屯田的士兵则是“秋冬习战阵, 春夏修田桑”。

为保证屯田别变味或者被玩坏了,史书记载:曹操颁布“重(禁)豪强兼并”的法 令,禁止豪强兼并土地和控制劳动力,使得“流民归还,关中丰实”。不但在中央设立了“典农部”,专门管理屯田事务,在地方也设置专门机构来保证屯田的有序实施。

伴随着屯田的开展。原本因为战争而遭受破坏的水利,也逐渐得到恢复。可以说屯田的开展为曹氏统一北方提供了物质保障。

但是没有绝对完美的制度,屯田在曹魏后期开始逐步瓦解。

曹魏灭亡西晋建立后,于咸熙元年(264)宣布废除民屯:“罢屯田官,以均政役,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皆为令长”。把原来因屯田而设立的机构改为普通的行政机构,实际上就是下令废止屯田制。这种把原来的拓荒团变成普通行政区的做法当时被认为是善政,虽然军屯继续存在但是也很难维持了。

二、为啥曹氏屯田持续不下去?

其中一个原因是剥削太重,和一般的自耕农不同。以民屯来说,那些屯户耕作的土地不是他自己的。他们是被官府雇佣的。而军屯也是,那些种田军户也是相当于军队的佃户。所以他们交的不是税而是地租。

以曹魏为例:使用官牛者,官 6 民 4;使用私牛者,官民对分。所以这负担很重。

曹魏搞屯田的时候,社会上发生大规模的饥荒,百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老百姓易子而食。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曹魏屯田虽说剥削很重,但那个年代能有饭吃就不错了,管他地租多少。

但是随着社会的稳定弊端就明显了,曹魏对屯田军民户剥削越来越狠。原来的有耕牛者租一半、没耕牛的四成,变成了“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

辛辛苦苦种地,最后自己就能得到两成,这谁干呢。

除了种地外还经常被征发,本来经济就够吃紧的。还要去打仗,搞不好就应了曹老板的那句“你放心你的老婆我来养“。这种交钱粮多负担又重的活,军户们基本成了农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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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恶心的还有私吞现象。军屯采用的是军事化管理方式,缺少地方行政系统的监督。只要战争压力不紧,管屯田的军将们就胆大地私吞。战争时期尤其是靠近前线地区军屯生产效果不错,像魏晋时期司马懿还有邓艾等人军屯搞的不错。但是到了和平时期军屯就开始面临被私吞。所以在各种不保准的状况下就会出现军户大量逃亡的现象。

三、朱元璋也搞军屯

军屯现象,除了魏晋还有一个典型就是明朝。

在明朝初期,明军依靠卫所屯田,有效的控制了因战争遭到严重破坏的北方地区,还进一步把势力范围深入到辽东河西以及云贵。

关于明代的军屯,《大明会典》载:“军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又有二八、四六、一九、中半等例。以辽东为例,洪武年间每军受田五 一亩, 每年纳正粮十二石, 收贮屯仓为本军支用, 纳余粮十二石, 做本卫官军律粮, 后减为六石。

根据记录来看当时辽东四万五千多名屯军上缴的屯粮,不仅能供应军饷还有盈余。

在永乐初期时辽东的屯田曾经达到达两万五千三百七十八顷军屯占全部耕地的十之八九。但是好景不长,军屯后来逐渐减少。

永乐十七年(14 1 9 年) , 辽东屯田就变成了两万一千一百七十一顷 , 比永乐初年减少了四千二百零七顷,下降了16.58%。

等到了正德三年( 15 0 8 年) , 屯田只有一万七千九百三十一顷, 较永乐十七年一下子减少了三千二百四十顷。

许多人很奇怪,为啥屯田越来越少,按理来说随着移民投入人口增长不应该这么少。而且辽东属于地广人稀的地方,人口增加土地不够了再开垦便是。

但是与此同时,辽东的民田却达到了两万一千五百九十三顷。

军屯民田化不光在辽东,不少地方比如云南陕西,还有内地不少地方都出现了屯田民田化。

这种现象很好理解,军屯地租高,民田的赋税要少的多,军屯的屯租是民田的三倍多,一般官田的一倍多。

除此以外随着明朝北方压力增大以及其后恶化,不少地方的守屯的三七比例往往掉了过来,不少屯田军士负担不起开始逃亡。

像宣德四年,郭敦奏“近年各卫所不尊旧例,下屯着或十人或四五十人。虽有屯田之名,而无屯田之实”。

总的来看,军屯的积极意义,更多存在于经济不景气、社会形势极不稳定的情况下,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应急之策。它的高租税、高强度以及奴隶式管理,与社会发展和人民逐利的本性是格格不入的。

所以一旦社会经济稳定,传统的民营田地模式,必然回归为主流。纵使强如曹操、朱元璋之流,以天纵之才,也扭不过经济规律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