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有魏晋之风，后有唐楷之规，这是世人毫无争议的观点，魏晋书法巅峰，当首推右军王羲之，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古往今来，多少文人无不以临习王羲之的书帖为奋斗目标，只是经过历史长河的不断冲洗和筛选，能习得其精髓的人却是少之又少，虽未能超越，却也在书法艺术殿堂之中占据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
当然，既然王羲之是公认的“书圣”，自然就必须要有人捧才会出名，作为魏晋之后王羲之的头号粉丝群体，唐朝许多位皇帝无不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达了对这位偶像的崇拜。
神龙本兰亭序（唐冯承素临）
首当其冲的便是唐太宗李世民，作为骨灰级收藏鉴赏家的他，不止一次从史料中流露出对王羲之书法的艳羡与崇拜，甚至于他还曾拿钟繇、王献之，萧子云的书法与王羲之的书法做对比，并得出了“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尖若断而复连。凤翥龙蟠。势若曲而还直。玩之不觉为倦”。可以看出，王羲之书法带给李世民的不光是视觉上的冲击与享受，更多时候还引申到精神层面之上，超脱物外，令人心驰神往。
既然是顶级鉴赏家，自然对于辨别王羲之书法真伪有着自己独特的办法，贵为天子的李世民也曾为搜寻到的所有王羲之作品进行了真伪辨别，因为褚遂良的书法承袭王羲之书法的精髓，因此在勘验真迹的过程中，褚遂良便充当了李世民的御用鉴宝大师，使得李世民能够在顶级收藏家的路上越走越远。
李世民赏兰亭序
相较于李世民的疯狂，武则天则显得低调许多，由于当时几乎所有的王羲之真迹已不复存在，所以武则天想要找到真迹的唯一办法就是以王氏后人为线索，步步展开，时任凤阁侍郎的王方庆乃是王羲之九世孙，原家中有王羲之真迹四十余卷，贞观年间被太宗求购走大部分，因此只剩一卷存世，后武则天将其编入《万岁通天帖》中，以彰显对王羲之的膜拜。
后到开元年间，唐玄宗李隆基也曾多次从御府中搜罗王羲之真迹，共得一百六十卷（其中包含王献之之作），此时的王羲之真迹已经如凤毛麟角一般难寻，这仅剩的真迹便显得弥为珍贵，因此李隆基便命集贤院拓印四本王羲之真迹放到内苑赏赐诸位皇子，以供赏玩临习。
武则天剧照
李唐皇帝为何如此痴迷王羲之书法，在我看来，不外乎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魏晋距唐最近，草行楷之风兴起
在魏晋之前的东汉三国时期，楷书等格式早已出现，但还未到盛行之时，隶书的书写不便已经与时代脱节，加之魏晋洒脱飘逸的处世特点，行书与草书的盛行便成为了社会流行的趋势。唐以前能接触到的最好书法均来自于三国魏晋时期，因此追慕魏晋书法巅峰代表人王羲之的真迹便成为了唐人之风。
第二：来自皇帝的书法情
众所周知，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书法造诣最高的皇帝之一，作为中国文化艺术的重要代表，李世民曾打算将王羲之的书法遍传天下，将这一高雅的艺术变得通俗化，因此便设立专门学习书法的皇家书院—弘文馆，并聘请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等当时的书法大家为导师，“选贵臣子弟有性识者为学生。内出书命之令学”，但书法精髓博大精深，所需的并不是日复一日的练习技艺，而是需要特有的意境与精髓加持方可成器，终唐一代，弘文馆也并未走出一位书法名家，不免令人唏嘘。
王羲之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但榜样之所以为榜样，却是只能效仿，不能照搬，李世民固然能慧眼识珠，并运用自身感受给予王羲之书法深入骨髓的高度评价，显然不是班门弄斧，之所以最终无法实现并肩与超越，只因他并不是愿意为了艺术而奉献一生的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虽并未在书法领域有更高的造诣，但他对于历史的贡献却是有目共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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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王溥《唐会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