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酷的寒冬降临了。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一股强大的西伯利亚寒流横扫大江南北。南方正下着小雨，沿海地区都在降雨。冰冷的雾状的小雨，纷纷扬扬，笼罩着五岭以南的大地。寂静，寂静，寂静……
清末10年，中国社会处于剧烈转型的前夜。从1850年开始的太平天国运动，历时十余年，在江南各省形成决堤泛滥之势，冲垮了清朝中央政府控制地方的能力。皇权政治，从这时候起，开始急速地走向穷途末路。改革的呼声，奔腾高涨。随着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的兴起，一批有实力的南方官员和绅商联合起来，在“自强”口号的激励下，共襄工业化盛举，使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地位低微的工商业，迅速窜升为一股强大的社会革新势力，旧的意识形态开始瓦解了。
这一切，最初发生在中国的东部和南部沿海。南方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影响力，在清末10年间，突然变得举足轻重了。在一系列重大的改革中，北方最令人瞩目的“贡献”，莫过于由袁世凯建立起一支新式军队。富国强兵的梦想，似乎由东南方承担了前者，北方则承担了后者。而强兵的结果，使这支“新式军队”，为祸中国长达20余年，把大好河山，变成一个杀戮屠场。
中日甲午战争后，朝廷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把台湾及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条约一经披露，举国。广东举人康有为召集当时在北京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打算上书光绪皇帝，力主拒绝和约。最后书虽然没有上成，但已是闹得满城风雨，成为近代史上一幕经天纬地大变法的序幕。
1898年，变法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全面展开：经济方面，鼓励开垦荒地，提倡私人办实业，奖励新发明、新创造，修筑铁路，开采矿产，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设立学堂，提倡西学，派人出国留学、游历；允准创立报馆、学会；政治方面，删改则例，裁汰冗员，裁撤闲散重迭的机构，允许大小臣民上书言事；军事方面，严查保甲，实行团练，裁减旧军，督练新军。大大小小的新政，不一而足，触及了社会的各个领域的同时，亦触怒了北京城内顽固的保守派。
这场变法，推行了仅百日，竟演变成一场充满阴谋色彩的宫廷政变。愤世而激进的改革者们，也许从一开始就认定政变是不可避免的，一连串急风骤雨般的激进举措，只是为了把双方都逼入一条不可回头的路上。慈禧太后最终倒向了保守派，政变以“六君子”流血牺牲而落幕告终。
广东是平静的。由于消息闭塞，这里的人对北京发生的事情并不太清楚。1899年的乡试和生员考试依旧举行。许多年轻人，似乎没有意识到中国即将发生的巨变，和他们的祖辈一样，怀着“一榜出身，两榜进士，御点翰林”的梦想，赶赴府、州、县学的考场，努力为自己的仕途，铺下第一块阶石。
翻开戊戌科秀才的横单，一行行以工整清秀的小楷抄录的人名，映入眼帘。那些名字如此平凡，和大部分中国人的名字，没什么两样。当年曾为自己榜上有名而弹冠振缨，期待指日峥嵘之辈，绝大部分都像细水流入了沙地，转眼间便消失不见了，像一缕轻烟，随风而散。
但有一个青年，却留了下来。
也许当时没有人会料到，包括这个青年自己也绝不会料到，在浩瀚的史册上，他将留下一个名字，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性的名字——陈炯明。
如沸
1878年1月13日（光绪三年丁丑十二月十日），陈炯明生于广东海丰县，原名捷，字竞存。海丰位于粤东沿海地区，汉代属龙川县地，东晋分置海丰县，明、清皆属广东惠州府。海丰西北面是屏风九迭的莲花山脉，千米以上的高山，便有九座之多；中部和东部黄江流域一带，则是一马平川，阡陌纵横，夕阳下的墟里孤烟，与田边地头的点点寒鸦，远近的鸡犬之声，构成一幅灰色的南方冬天田园图；沿海是起伏不定的丘陵；海岸线长达一百多公里，蜿蜒曲折，涛声隆隆，日夜不息。
海丰县城外有一座五岭坡，在历史上，赫赫有名。1277年文天祥率兵抗元，曾转战于赣粤各地；1278年驰入海丰，人疲马乏，就在五岭坡上休息，但饭刚做好，元兵突然从天而降，文天祥不及迎战，束手就缚，被押往北京。过零丁洋时，触景生情，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句。海丰人在五岭坡上建了一座“方饭亭”，亭下有“表忠祠”，以表彰文天祥的忠烈。
广东工商业虽然发达，但海丰却有七成人口农务，亦有为渔，还有当山贼和海盗的，而工商业几乎为零。民风相当强悍，宗族之间的纷争械斗此起彼伏，无一日安宁。陈炯明还不到三岁，父亲便一病不起。不几年，祖父亦谢世，人丁单薄的陈家，家道便急遽中落了。但到1899年，好运气似乎降临了陈家。陈炯明中秀才后，和本学老师的女儿黄云（娥）结婚，夫妇感情深厚，后来陆续诞下五女三男，女儿宝瑶、碧瑶、瑞瑶、淑瑶、娓瑶，儿子定夏、定炎、定炳。陈炯明对生活似乎心满意足，别无奢望，然而，在短短的几年间，中国已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势之中。
朝廷捕杀维新派的血迹未干，1900年北方爆发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焚城劫掠，天下大乱。湖南、广东这些省份，远离动乱漩涡，尽管他们拥有中国最强的军队和最富庶的省份，但他们并不愿意北上勤王救驾，反而纷纷筑篱自保。在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共同努力下，长江盈盈一水，成了分隔南北的天然屏障。两广总督李鸿章，甚至把朝廷向西方国家宣战的上谕，称之为“矫诏”，直截了当地宣布：“粤断不行，所谓乱命也。”
南方的革命党，认为这是千载良机，南方脱离朝廷，成为反满复汉的基地。他们试图说服李鸿章在南京或者汉口设立新的首都，把东南互保的局面，变成新政府的基础。5月，革命党致书香港总督卜力，提出六项政治主张，其中第一、二项是：
一、迁都于适中之地，如南京、汉口等处，择而都之，以便办理交涉及各省往来之程。二、于都内立一中央政府，以总其成。于各省立一自治政府，以资分理。所谓中央政府者，举民望所归之人为之首，统辖水陆各军，审理交涉事务，惟其主权仍在宪法权限之内。设立议会，由各省贡士若干名，以为议员，以驻京公使为暂时顾问局员。所谓自治政府者，由中央政府派驻省总督一人，以为一省之首，设立省议会，由各县贡士若干名以为议员，所有该省之一切政治、征收、正供，皆有全权自理，不受中央政府遥控。
政见书的领衔者名叫孙文，是广东草泽间一位著名的反清革命家。虽然他们的意见，与李鸿章的心事，多有暗合，但李鸿章却不屑一顾。双方的社会地位，天悬地隔，不在一个对话的平台上。
孙文，广东香山人，生于1866年11月12日，乳名帝象。在当地，这只是一个极普通的名字，并非表示他生而有帝王的异象。1895年，孙文因在广东策划反清起义失败，一直流亡海外。就在陈炯明考取秀才的那一年，他正被朝廷追缉。1903年，孙文在檀香山加入洪门﹐按照洪门仪式，他在五祖像前发三十六誓﹐愿遵守洪门二十一条例、十条禁。洪门授予他“红棍”之职。
陈炯明一生的荣辱，与孙文有莫大的关系。他们就像两颗行星，正在茫茫天穹中循着自己既定的轨道行走，尽管总有一天他们会相遇，碰撞出炫目之光，令中国现代史数易其稿。
但现在两人相距仍然遥远。
在经历了深创巨痛之后，朝廷终于同意改革，宣布从1901年起，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凡四书五经义考试，一律不准用八股文。同时废武举。这是科举制度改革的第一步，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是文体的改变，但实际上，对传统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分化。最直接的影响，在于切断了读经和仕进的必然联系，政治系统与知识分子之间，传统的沟通渠道被堵塞了，知识分子不得不为自己的价值取向重新定位，整个社会的结构，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动摇。
年轻的知识分子，对八股取士的考试制度，兴趣索然。陈炯明和父亲一样，考取秀才之后，再没有循着举人、进士的路子一直走下去，1904年，陈炯明进入海丰县速成师范学堂就读。闲来无事，常在惠州替那些富家子弟做枪手，写些应试的文章，不假思索，一挥而就。生活虽然清贫，日子过得倒也惬意。即使将来真的废除了科举，凭他在师范毕业的学历，一辈子以文墨为业，砚稼笔耕，也不失为一种闲适人生。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不就是这样过了一生的吗？
然而，桃花源外，国家正值多事之秋，热血男儿，登车揽，难免有澄清天下之志。陈炯明命中注定，要在中国干一番大事业，而不是终老南山。
1900年是一个转折点。大清江山，人命浅危，义和团的符咒和八国联军的枪炮，把帝京搞得兵荒马乱，暗无天日。慈禧和光绪两母子，焦头烂额，逃亡之余，还想秉承康熙、雍正的威仪，铁腕强权，君临天下，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而天文数字的庚子赔款，更使国家濒临破产。
政治改革的先决条件是开放言论，让民间的声音有自由表达的渠道。清末10年，虽然发生过轰动一时的《苏报》案，但从全国范围来看，特别是南方，官府的报禁，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1902年广东创办的《亚洲日报》和《开智日报》，成为革命党的公开论坛；1903年创办的《时敏报》，大胆记述了太平天国事件；另外，不计其数的周报、三日刊、画报和小报，陆续登场，一如春雷启蛰，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法国大革命的口号，藉着报纸和新学堂，长驱直入，哄传于知识分子之间。各种各样的社团，以联谊和学术为旗号，夺席谈经，各抒论，以开启民智为己任。这一切，在几年前，还是天方夜谭。世界真的要变了！
1906年，孙文在日本召集中国同盟会筹备大会，7月举行成立大会，公推孙文为同盟会总理。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四个广东大才子，左弼右辅，无论在人数上，抑或在主张上，广东人均傲视群雄，稳居导航地位。除此之外，则以湖南、四川、湖北、安徽等地，依次排列。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帜下，一场以推翻清政府为目的的民族革命，以结束帝王专制为目的的民主革命，轰轰烈烈，揭开帷幕。
陈炯明不是留学生，无缘这一盛会，但同盟会的革命人士，在三山五岳的会党下，迅速渗入国内，扩张组织。民族革命的主张，传播天下，风行草，引起了学界、士绅和新军军人的强烈共鸣。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陈炯明一旦接触到这些“异端邪说”，就像被磁铁牢牢吸引，再也不能回头了。
与孙文组织同盟会的同时，陈炯明和同乡马育航、钟景棠、钟秀南等人，在海丰组织了一个“正气社”，灵感显然来自文天祥的《正气歌》，隐含反抗满清的民族情绪。这一年，马育航刚满22岁，年轻，热情，胸怀大志。据说潮汕地区姓马的，都是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的后代。当陈炯明宣布他要到省城广州，到广东法政学堂读书时，马育航真想跟他一起去，去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比他年长五岁的陈炯明以大哥自居，拍拍他的肩头说，“你想到省城嘛，以后有的是机会。”
几年来，（广州）在两任总督陶模和岑春煊的主持下，各项新政，。当年云集的省城贡院，改成速成师范科学，为学界培养人才。甚至在朝廷裁撤巡抚建制后，巡抚衙门也改为广东工业高等学堂。两广各属原有书院、学社公地，统统划为学堂用地。书院式微，学堂崛起，成为大势所趋，有师资也办，没师资也办。法政学堂、群益学堂、教忠学堂、圣心中学、弁将学堂、岭南学堂、军医学堂、蚕业学堂，真是忽作风驰如电掣，一夜满城尽学堂。
岑春煊虽然已调离广东，但他在任期间，大力提倡实业改良。在河南兴建士敏土厂，修筑长堤；创办农林试验场、劝工陈列所，成立电话总局、邮局、航政局。各项市政建设，办得有声有色，热闹非常。陈炯明躬逢盛地，大开了眼界，也改变了他的一生。
1908年农历新年，桃符万户更新。陈炯明提着一只藤茶箩，挟着一把油雨伞，回乡过年。一班乡下的旧友又再见面。不过，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今日的陈炯明，已非当年的乡曲腐儒。他满口新名词，一脑子新思想，在大家眼中，俨然新派人物，自然而然，成了群星中的北斗。
陈炯明和马育航、钟景棠、钟秀南等30余人，在五岭坡方饭亭宣誓结盟。他们在文天祥的像前围成一圈，由陈炯明领着大家齐声朗读刻在碑上的《衣带铭》：“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陈炯明念了一遍又一遍，激动到极点，“我们要把这篇碑文一个字一个字刻到脑子里，一生一世、生生世世都记在心中。”他走到亭子前，大声念着石柱上的对联：“热血腔中只有宋；孤忠岭外更何人！”马育航看见他眼里闪着泪光。
强冷的空气刺激着他们的肌肤和神经，气氛异常庄严。宣誓完了，大家都不想离开，坐在亭子外的石阶上。
“海丰只是一个小地方，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马育航问。
陈炯明笑着说，海丰地方虽小，但也是一个地方，中国不就是由这样一个个小地方组成的吗？“有很多事情可做，”陈炯明扳起手指说，“倡办地方自治啦、教导人民戒烟戒赌啦，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可是，”马育航迟疑地问，“就我们几个人，怎样才能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我打算办一份报纸。”陈炯明说。省城五花八门的报纸，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新思想，大部分是从那儿来的。大家并不充分了解他的想法，但却立即表示赞同。“报纸办起来，不仅海丰这里，就是省城，甚至全国，都会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你说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与两年前的正气社相比，不仅人数大增，而且确实开展了一些具体活动，如倡办海丰地方自治、宣传戒烟和整理育婴堂、县仓等等。虽然人微言轻，对暮气沉沉的官场，不起什么作用，但陈炯明对地方政治的认识，就从这里，迈出了第一步。
平静的寒窗生涯，一晃就是两年，1908年7月，陈炯明在政法学堂，以优等成绩毕业。当时学堂教习多为日本人，不懂中文，课堂上的沟通，全凭翻译传达。在学堂的翻译中，有一个叫朱执信的年轻人，特别引起陈炯明的注意。在他周围，总聚集着一些思想激进的青年，谈论立宪、共和、流血革命……
朱执信生于1885年，广州人，幕僚家庭出身，1905年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1906年回国。虽然是一介书生，但与南方绿林帮会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写的《论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和《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等文章，掷地有声，在知识分子中，传诵一时。对陈炯明，朱执信也格外留意，认为此人头角峥嵘，绝非等闲之辈。
在毕业前几个星期，朱执信忽然到鸿来客栈拜会陈炯明。那是一个初夏的黄昏，雨季已经结束，气温一天比一天热。这是他们第一次单独见面。陈炯明压抑着内心的激动，尽可能保持冷静，但他预感到朱执信的到访，将会为他的生活带来某些重大变化。
朱执信性格直爽，颇有江湖豪杰的气概，他问陈炯明有没有读过他的文章。陈炯明点点头说读过，他举出《论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一文，这是1905年发表于《民报》的。“觉得怎么样？”朱执信问。
陈炯明沉思了片刻，“朝廷自二十五年诏命停止会试、废除科举、成立大清银行、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之后，变政举措，确有日新月异之象。”学部拟定出洋留学生章程；宣布立宪，着手厘定新官制；改旧部衙为民政部、度支部、陆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颁禁烟章程，严禁鸦片；下诏满汉平等；筹立资政院以为议院基础；新修刑律草案，各省筹设咨议局，改考察政治馆为宪政编查馆等等。
“那么，”朱执信打断了他的话，“竞存兄认为满清立宪能够挽救中国的危亡吗？”
“不，我并不相信立宪能够立即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陈炯明摇了摇头说，“尽管在日俄战争中，日本以弱制强，世人都认为日本的胜利，是立宪体制与专制体制较量的政治胜利，而一致要求朝廷立宪。但是否一朝立宪，就能解决中国数千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道德的积弊，我是很怀疑的。”
“别信鞑子的那一套！”朱执信以传教士般的热情喊道，汉人立宪就行，满人立宪就不行。“民族的界限，是满洲不能立宪的根本原因，就算它想立宪也不行！”那么，如何解决中国的积弊呢？“中国已经有人想出办法了。”
“谁？”陈炯明眼睛一亮。
“孙中山。”朱执信说，“他提出了三民主义，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主张。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之法。中山先生的理想是建立一个五权分立的民主国家。其大旨可分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时期。中国最终是要走宪政之路，但立宪只能由我们汉人来立。”
朱执信向陈炯明介绍了同盟会的情况，这个反清秘密团体的成员，在短短几年内，遍布全国，并且每天都在急速增加。他问陈炯明愿不愿意加入。陈炯明早就料到会有此一问，他已经想得很清楚了，毫不迟疑地回答：“愿意！”
“竞存兄！”朱执信一把握住他的手，“从今以后，我们就是生死朋友，是同志了！”
一刹那，陈炯明全身充满了电流般的激情。
陈炯明毕业后，没有留在省城，而是返回了海丰。朱执信则留在广州，他还有一个秘密任务，就是策动广州新军暴动。
风发云涌
试子
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