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香港本土的投行专家正迅速失去其地位，取而代之的是来自中国内地的竞争对手——他们目前在这个亚洲最大的金融中心中占据了更多的高级职位。
长期以来，由于内地人才不断扩大以及内地企业在香港证券市场上的主导地位，这种转变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最近变化步伐之快甚至令一些业内资深人士感到震惊。招聘公司罗伯特沃尔特斯的数据显示，香港本地投行职位所占比例已从两年前的40%降至30%左右，其中60%由内地人担任，10%由海外人士担任。
高管猎头公司韦尔斯利的估计显示，该行业的高层也有类似的趋势，内地人士占据了高层职位的一半以上。
这些数字突显出，香港人在当地金融行业的就业压力已经增加。几十年来，许多香港人背靠中国大陆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金融联系而声名鹊起。尽管该行业中的很多岗位目前看起来相对稳定，但随着中国大陆的不断开放，许多跨国公司更容易绕开香港直接进入内地市场，香港的这些岗位可能会受到威胁。
罗伯特沃尔特斯驻香港的地区主管约翰穆拉利表示：“鉴于香港的金融市场上大部分交易来自中国内地，很多内地银行家担任高管职位是可以理解的。”他表示，20年前，来自中国大陆的从业者仅占香港该行业的15%，后来，海外留学的普及帮助中国大陆缩小了与香港之间的差距。
谢先生曾担任一家外资大型投行的董事总经理，目前就职于中国内资背景的一家中型券商。他表示，在他的部门，内地员工的数量是香港员工的四倍。
他表示：“大多数香港银行家，包括我自己，正在学习如何遵守中国的规则。但是，文化冲击和差异仍然很大。”
随着内地银行家数量的增加，香港各地的薪酬都有所下降。韦尔斯利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蒂安布伦表示，过去5年，高级职位的薪酬下降了15%至20%。
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高级董事总经理的年薪通常在85万至175万美元之间，而2015年这一年薪在100万至200万美元之间。这位知情人士曾多次委托该地区的大型投资公司进行招聘。
不仅仅是在香港的大陆公司在倾向于招聘内地人士。彭博的公司公告显示，自2016年以来，摩根士丹利（香港）从中国内地提拔了约15名董事总经理，而香港本地人为11人。
高盛在2018年任命了三名中国公民成为其最新的合伙人，是有史以来来自中国的人数最多的一次。这些人包括该行中国投资银行业务主管蔡伟。近年来，该公司对香港人的高级职位晋升大多是在不那么面向客户的领域，比如交易、研究和支持部门。
“我们在香港进行的职位招聘中，超过90%要求至少要能讲普通话。大部分公司对中国内地的求职者有强烈的偏好。”布伦说。他表示，这也减少了来自英国和美国等地外派人员的就业机会。在亚洲最大的八家大型投资银行中，来自英国和美国的外派人员仅占高级雇员总数的7%。
但是，香港人仍然在该行业扮演着一些最重要的角色。梁治文是摩根大通中国区首席执行官，朱寒松是高盛中国并购业务联席主管，中国投资银行业务的几位主管也来自香港。曾在瑞士信贷负责大中华区业务的周纪恩于2018年跳槽到投资巨头高瓴资本。
对本地银行家来说，一个潜在的优势是，他们在香港面临着比内地同行更优惠的税收制度。中国政府最近开始对其公民的海外收入征税，这一决定可能会让在香港的内地银行家支付三倍于香港本地税率的费用，并为香港高昂的生活成本埋下账单。一些人已经在考虑，如果雇主不提高工资以抵消新税的影响，他们就会搬回中国大陆。
香港本地银行家面临的长期风险是，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开始减弱。很多国际金融公司最近得到了北京方面的批准，可以在中国大陆开展业务。摩根士丹利已将15名银行家和高管从香港等地迁至其中国合资企业。瑞银已将约5名员工从香港调至北京，瑞士信贷则将两名高管调至北京。
猎头公司摩根麦金利金融部门主管Eric Zhu表示，外资银行将发现在中国大陆招聘员工的成本要低得多。他说，在中国聘用一名资深分析师的成本约为5.1万美元，而在香港则高达10万美元。
布伦表示：“对这一趋势的最大影响来自于允许国际公司控制其在岸实体的法规变化。”“其他一切，包括政治动荡和美中摩擦，都只是加速和集中了向内地的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