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翼中国的二战名机——蚊式战机在中国
本文作者为烦恼的爱，主编为萨沙，如果转载请务必注明
二战中诞生了很多优秀的战机，而英国德哈维兰公司研制的蚊式战斗轰炸机，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中国政府在抗战中一直谋求引进先进战机用以抗衡日军的空中优势。
但蚊式战机始终未能在抗战期间进入中国，却阴差阳错地出现在了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战场上。
蚊式战机，是二战英国研制的最著名的战机之一，其机体材料采用了枞木和云杉为主的木材，安装2台派卡德“梅林”12缸液冷发动机，由于设计合理，发动机给力，在1941年的官方测试时，该机甚至创造了当时世界最快时速记录。
该机主要执行对地攻击轰炸以及侦察任务，拥有众多亚型，并根据不同任务类型安装不同机枪、机炮以及炸弹等武器设备。由于蚊式战机速度快，抗打击能力强，综合飞行性能出色，能执行多种任务，而采用了全木质机体结构，更是能节约宝贵的金属资源，因此大受盟军欢迎，其各型蚊式战机的生产数量达到了7781架，为二战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战功。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9月，美国政府宣布所有依据租借方案拨给中国的装备，不管是在中国和印度的美军手上，还是正在运往印度的港口，都将按照计划交付。1945年12月，美国政府决定缅甸印度战区不需要的物资将依据租借法案转交给中国，执行期间是1946年3月2日为止的6个月。1946年4月，中美双方就1945年间驻华美军高达1038亿法币的费用开支达成共识，即在1946年夏通过与美国剩余财产抵消的方式获得补偿。由于国共内战再起硝烟，马歇尔在杜鲁门总统的支持下，下令自1946年7月29日至1947年5月26日，对国民政府实行全面武器禁运，自然美制战机也在禁运之列。
为弥补美制B-25中型轰炸机的损失，1947年，中加两国政府达成购买加制蚊式战机合同，但购买的数量双方均有不同说法。中方数据显示总计采购205架，而加方数据显示中方购买的这批蚊式战机共计180余架，其中有151架为45年间拨给海外英国空军，并于1946年8月19日被重新转给加拿大空军的剩余品。
中方购买的这批蚊式战机的型号，主要为FB MK26型战斗轰炸机以及少量T MK27/T MK29教练机，单价为10000至15000美元。FB MK26型蚊式战机装有两台美国Packard制Rolls-Royce Merlin225Ⅴ型12缸液冷发动机，机首安装有4门7.7毫米勃朗宁MK.Ⅱ机枪，机腹安装有4门20毫米希斯巴诺MK.Ⅱ航炮，并可加装227千克炸弹或8枚火箭弹，可谓火力强大。
近600千米的时速和2000千米的航程，综合作战能力优异，它是英制FB MKⅪ的加拿大版本和改良的FB MK21。
这批蚊式战机被海运至上海大场机场进行组装，DH加拿大分厂的技术人员进行指导和试飞，从英国学习试飞回来的上海供应总处修理部管制组试飞课的黄雄盛（空军军官学校13期毕业）、卢盛景（空军军官学校13期毕业）和刘某（中央航空学校6期毕业）等3人协助完成试飞工作。
国民党空军第一大队此前装备美制B-25中型轰炸机，根据《三十六年战列部队兵力分布概况表》显示：1947年1月该大队装备B-25轰炸机46架，而到12月时仅余26架。因此，这批引进的蚊式战机则被指定主要装备该大队。为此，1947年冬，空军总部派一大队15人前往加拿大，进行为期3个月的练习飞行。结果大队长王育根被判定不适合飞蚊式战机，1中队中队长岑树珊（中央航空学校7期毕业）和4中队中队长林济洋（中央航空学校7期毕业）也是如此，但是可以飞其他形飞机，只有4中队分队长叶振声（空军军官学校14期毕业）飞得最好。
1948年3月30日，由加拿大方面派遣的蚊式战机飞行教官R.C.Fumerton（加拿大皇家空军夜战击落记录状元，13架战绩），J.H.Turnbull（加拿大皇家空军夜战击落记录榜眼，12.5架战机）和G.Stewart来到汉口首先开始对4中队进行换装训练，但4中队的换装并不顺利。时任第一大队副大队长的陈衣凡（1960年曾任台湾空军总司令）后来总结了4点困难：“第1.不习惯手刹车。我们从学生学飞美制飞机后习惯踩舵板上端的刹车（toe brake）。美制和俄制飞机没有手刹车。英国蚊子机刹车是手捏把（像脚踏车刹车柄）和脚踩舵板。若脚踩或只捏手把，两个主轮刹车没有用。
第2.B-25的前3点起落架鼻轮控制方向。后3点的蚊子机没有鼻轮。刹两个主轮来操纵方向。若滚行的蚊子机偏左，踩右舵板，同时捏手把。右轮减速后右转。修正多后又偏反向。第3.主起落架的间距比较短。偏向45度后主起落架折断。上述3个原因外，还有1个最大的原因是汉口王家墩机场跑道有45至90度侧风。
冬天侧风很大，蚊子机感应很敏感。若有侧风，蚊子机偏左。改正多后偏右。过45度后轮架断。这些因素造成飞行员恐惧，因为担心弄不好的时候摔飞机。谁都不愿意摔国家买的飞机。
加拿大教练们带我们的飞行员7至8小时后还不能单飞。”
曾前往加拿大学飞蚊式战机的4中队中队长林济洋，由于在加期间被建议停飞蚊式战机，因此，他归国后就对他的队员们说蚊式机不好飞，它很脆弱，外号叫棺材，若不小心，就摔死。
中队长都说这种话，再加上飞行员还未能单飞，因此造成了飞行员心理负担很重，怕上加怕。整个中队换飞极不顺利，2个多月都没几个飞行员能放单飞。
此时国内战争正进行的如火如荼，空军总部经常询问换飞进度，结果大队长王育根压力很大，导致胆结石病发，由陈衣凡代理队务。
由于对换飞速度极其不满，时任空军总司令的周至柔，率作战署署长毛瀛初等人前往汉口检讨该事。
陈衣凡在向周至柔报告了换飞困难原因后，特别强调了王家墩机场跑道45至90度的侧风是其最主要的原因，并建议说：“美国人留很多带圆孔的金属板临时跑道。我们可不可以停一段时间？用铁板铺一个临时南北向的跑道。”周至柔听完说道：“你们换飞还要修一条跑道。有道理吗？花这么大的力来换装？”陈衣凡只得说换飞进度会慢一点，但是保证一大队会顺利完成换飞。
由于对陈衣凡主持换飞的不满，原定由他接任第一大队大队长，结果换为由总部直属第12中队中队长时光琳（中央航空学校5期乙班毕业）接任大队长一职。这也在一大队中引起了不小的风波。
1948年7月6日，时光琳大队长试飞蚊式战机，起飞时摆尾，摔了下来。（这是一大队损失的第16架蚊式战机。）他为了证实依然有信心，又上了第25号蚊式机继续试飞，结果又尾摆，掠过一排C-46运输机。因为他在失速的时候腾空，结果绞碎了一名机场工人，并打伤了另一名工人。
陈衣凡后来回忆道：“某天时大队长到停机线。1和4中队飞行员们都在。他说：衣凡，我要飞。我派试飞的时候性能很好的飞机。王家墩机场跑道两头低，中间高。从跑道这头看不到那头。时先生滑去那头后半天没起飞。我问怎么回事？不一会儿塔台来电话：副大队长，你们1架在跑道头摔了。糟糕！因为跑道地形阻碍，我们看不到。跑道头也没有电话。时先生背着保险伞由那1头走回来。他走得1身汗。到停机坪后他说：我不相信…再派1架。他可能觉得刚到任首次飞的时候摔1架。以后如何带大队飞行员们？大队长滑到跑道头。等半天后看到他起飞。他对着停机线。
10多架在这儿摆成1条横线。再过去是修滑行道的工人。我说：不得了！他对着停机线来了。他拉。还好，飞机晃晃地起来。他越过停机线。那边是工人。一边翼尖碰到两个修滑行道的工人。大队长落地后飞行员们一批一批去看飞机。
时先生问我：飞行员看飞机干什么？我说：不晓得。刚才你起飞的时候打死1个工人和打伤1个。哎呀！糟糕！我说：没关系，我派勤务大队善后。尸首运走了，伤者送医和清洗跑道。3天后总部传言新到差的大队长摔飞机的时候我们不派车接他。要他背着保险伞走回来…冤枉透了。我们看不到跑道另一头。等看到了，他已累得一身汗走回来。好像我们故意看他笑话。”
大队长时光琳在练习20至30个小时后，某天去南京空军总部开会，由于没有空运机，他便与领航员开了1架崭新的蚊式战机飞往南京，结果在降落时飞机坠毁，所幸两人均未受伤，会后只得搭便机回汉口。
正当蚊式战机换装飞行陷于停滞时，第3中队中队长李衍洛主动请缨，要求该队进行换飞。结果这个中队的换飞出人意料的进行的很顺利，飞行员大约大飞平均10个小时后就能单飞，30个小时后可挂弹作战。第3中队完成换飞后接收25架蚊式战机回北平驻防。
第3中队完训后，再训练第1和4中队时就要轻松的多，因为他们看到第3中队顺利换飞后觉得蚊式战机也没那么难飞。
因此，所有飞行员1947年12月间均陆续顺利完训。整个第一大队换飞蚊式战机前后共耗时高达8个月之久。
第一大队完成蚊式战机的换装后，遂参加徐蚌会战（淮海战役）。
至48年12月，该大队装备蚊式战机数量已达44架。从48年9月25日至10月5日间，一大队参加锦州之役，共部署蚊式战机22架，出动蚊式战机52架次。战后国民党军谎报战果，声称此役炸死解放军炮校校长朱瑞等人，并称蚊式战机毁汽车186辆、牛马731辆。
1948年9月16日至29日间，第一大队12架蚊式战机参加济南之役，共出动蚊式战机50架次。
9月22日，第一大队1中队从徐州出动蚊式战机8架，分批轰炸济南城。上尉3级分队长王文星（美国三藩市中华航空学校第3届毕业后自费回国参加抗日，空军军官学校11期毕业）与上尉3级航炸员曾繁大（陆军军官学校15期/空军军官学校航炸班7期毕业）在济南外围俯冲轰炸时，被解放军高射炮火击中，阵亡。
1948年11月13日，解放军开始围攻徐州。1中队从南京出动蚊式战机6架，前往徐州外围炸射。1中队中尉3级飞行员陈南邲（空军军官学校18期毕业）与航炸员驾120号机在低飞扫射时，被高射炮火击中，坠地阵亡。
同月19日，3中队中尉3级飞行员谷桓（空军军官学校18期毕业）与中尉3级航炸员龙大泉（空军军官学校航炸班18期毕业，曾赴美受训）从北平南宛机场驾321号蚊式战机，奉命炸射太原附近武宿村、牛头村等地解放军炮兵阵地，并掩护国军地面部队作战。该机在扫射时，被解放军防空火力击伤，回航至南宛机场时，于芙蓉街起火，两人均殉职。
1949年间，装备蚊式战机的第一大队即便四处出击，也无法挽救整个战局的恶化。1949年1月1日至15日间，一大队出动蚊式战机3架次参加徐蚌会战（淮海战役），报称伤亡解放军50人，毁牛马车20辆。
49年1月5日至5月26日间，出动蚊式战机316架次，参加江防战役。
49年5月12日至26日间，出动蚊式战机73架次，参加上海战役。
49年8月3日至17日，出动蚊式战机10架次，参加福州战役。
49年9月16日至19日，出动蚊式战机23架次，参加平潭岛战役。
49年8月5日至10月8日，出动蚊式战机242架次，参加衡邵战役。
49年9月19日至11月25日，出动蚊式战机94架次，参加金厦战役。
49年10月15日至17日，出动蚊式战机2架次，参加厦门战役。
49年11月18日至12月6日，出动动蚊式战机7架次，参加登步战役。
蚊式战机在1949作战期间总计出动770架次，战果不明却损失惨重：
1949年8月1日，4中队上尉3级飞行员梅仁先（空军军官学校16期毕业）与中尉3级通信员胡啟舜（空军通信学校正科班4期毕业）奉命从衡阳驾驶444号蚊式战机轰炸长江下游解放军船只，及九江、南昌等地。该机在南昌低空扫射时，被解放军高射火炮击中，坠于永修西北董山解放军控制区域，阵亡。
1949年10月7日，3中队上尉3级飞行员王焕枅（空军军官学校18期轰炸组毕业，曾赴美受训）与中尉2级航炸员金殿候（空军军官学校航炸班14期毕业，曾在美国道格拉斯航校受训）从桂林驾339号蚊式战机轰炸衡阳外围解放军，被地面防空火力击中，返航途中在零陵附近失踪。
第一大队所装备的蚊式战机也从1949年4月的58架，锐减至12月间的19架。
1949年12月中旬，国民党第8军与第26军等部，攻击起义的卢汉部队未果，退据云南建水蒙自附近。
1950年1月15日，国民党空军第10大队派遣运输机至蒙自实施撤退计划。该日，一大队杨履祥副大队长率1中队少校1级副中队长黄良和（空军军官学校10期毕业）分驾编号447和341号两架蚊式战机，由海口飞至蒙自执行任务。当晚解放军一部攻击蒙自机场，16日凌晨2点半，杨履祥驾驶447号蚊式战机紧急起飞，左轮撞到跑道旁的卡车，夜间迫降海口机场，机毁人未伤。黄良和却在起飞后撞山死亡，同机死亡者还有1中队上尉1级通信长倪子松（空军通信学校正科1班毕业）。
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很高兴，杨履祥与同机的航炸员没有被解放军俘虏，于是他奖励1000块银元给杨履祥，航炸员奖励100块银元。结果航炸员不接受，说：同样卖命，我拿100大洋，太不公平。我不要分一半，但是不能领这么少。最后杨履祥没法处理此事，发电报请大队长陈衣凡前去处理。
后来陈衣凡回忆道：“所有的航炸员们联合起来誓死不接受。人事署署长刘志汉拨电话要我解决问题。阴历三十我集合他们训话。好的，坏的和威胁的话都讲了。他们认为王副总司令太不公平。1000块银元奖励飞行员，给航炸员800或500都可以。不能差得那么多。王副总司令很喜欢杨副大队长。他常找胖胖憨憨的杨履祥去指挥所。我没办法。除夕我拨电话报告署长：我没有完成任务。我已经用很多办法说服他们。署长说：我来好了。”
“除夕下午6点他乘火车至台中。他在我家吃年夜饭后我开车送他去大队部。4中队中队长张玮领航炸员来见署长。他说：报告署长，我不需要奖金…我不要，并不犯法…我捐给国家好了…讲来讲去，还是不成。刘署长说：两条路。1条路，200块（还是300块，一大堆放在那儿）你拿去。1条路，你不要。好，你跟我走，去台北后送军事法庭。你考虑。他站在那儿不讲话。张中队长，还有大队部几个人劝他。他哭了和不讲话。表示接受。”
“38年4月23日南京撤退的时候报纸的大标题：王叔铭银弹打空军。指他发银元给有功的人。要考虑这种奖励影响部队士气。虽然航炸员没有飞行员的功劳多，同乘员有相同的功劳。王副总司令这种奖励不止一次。之后我向周总司令讲：奖励的目的是鼓励士气，但是我们不希望一部分人得到鼓励，一部分人的士气受到打击。
不可以这样奖励不公。最好总部人事署开人评会决议奖励。为什么副总司令当场决定发银元？周总司令没讲什么话。部队的人也讲杨履祥。如果我是杨副大队长，拿1000银元没关系，我送他300或500。你留那些钱没有用嘛！这样解决了问题。若副大队长处事公平些，比较好。”
1950年1至2月间，第一大队出动蚊式战机70架次参加海南战役，炸射雷州半岛船只。同年部分蚊式战机参加舟山及沿海地区作战。
蚊式战机因换装训练和飞行事故等原因损失极其惨重。例如从1948年3月蚊式战机组织试飞开始到8月3日期间，根据加拿大教官的统计，上海试飞损失7架，汉口换飞损更是高达失21架，据不完全统计，蚊式战机的各类非战损事故所造成的损毁数量高达整个空军装备该机数量的近三分之一。
1948年6月8日，4中队高春泉中尉成为第一位在蚊式战机训练飞行时殉职的飞行员。
1948年9月22日，4中队少尉3级飞行员古中天（空军军官学校23期毕业，曾赴美受训）与陆军中尉通信员万峻松（中央防空学校通信大队第5期毕业）在湖北黄陂驾蚊式战机练习飞行，因机械故障，坠入湖中，殉职。
1948年11月4日，3中队中尉3级飞行员何月华（空军军官学校19期毕业）在北平南宛机场试飞315号蚊式战机，于市区上空失事，坠地，殉职。
1949年1月2日，4中队上尉3级飞行员马士玮（空军军官学校16期毕业，曾赴美受训）在湖北武昌驾驶蚊式战机练习飞行，因飞机故障，失事殉职。
1949年6月1日，1中队中尉1级飞行员缪德源（空军军官学校19期毕业）与上尉3级航炸员李钟灵（空军军官学校航炸班8期毕业）由湖南衡阳驾驶蚊式战机装备飞往南昌炸射解放军。飞机起飞后，因发动机故障，坠于衡阳湘江中，同殉。
1949年8月3日，3中队中尉1级飞行员林炯镛（空军军官学校18期毕业）与中尉3级航炸员吴椿（空军军官学校航炸班14期毕业，美国轰炸（员）学校受训）在台湾台南驾驶蚊式战机飞行时，失事殉职。
1949年8月9日，4中队上尉3级飞行员周世泰（空军军官学校15期特班毕业，注：此为原空军军士学校毕业后转入）与中尉3级航炸员周仲林（空军军官学校航炸班18期毕业）驾驶蚊式战机440号出击炸射湖南常德解放军部队。返航途中，在文县西北十公里处，遭遇雷雨，飞机遭雷击，失事殉职。
1950年6月23日，3中队上尉飞行员石尔砥（空军军官学校24期轰炸（机）科毕业）与上尉3级航炸员杨士钧（空军军官学校航炸班8期毕业，美国航校受训）驾驶164号蚊式战机自台湾台中起飞，出击厦门解放军，中途因发动机故障停车，迫降马公机场，机毁，航炸员杨士钧重伤不治，25日亡。
1950年7月6日，4中队中尉3级飞行员谢为熹（空军军官学校18期毕业）与少尉3级通信员彭干陶（空军通信学校正科班第8期毕业）在台湾台中驾驶178号蚊式战机作练习飞行，降落机场时，因大批工人正抢修跑道，于是在离地极低时，加足油门，再行复飞，失速坠地，同殉。
1950年10月17日，4中队上尉3级分队长安乐康（空军军官学校15期特班毕业，曾赴美受训。注：此为原空军军士学校毕业后转入）与上尉3级航炸员叶文浚（空军军官学校航炸班16期毕业，美国轰炸（员）学校受训）在台湾台中水湳机场驾驶蚊式战机飞行，失事殉职。
国民党空军第一大队共换装蚊式战机90余架，另有未组装之60余架运往台湾。由于海运途中遭海水侵蚀，再加上台湾气候潮湿，未及时处理，以致飞机木质结构腐朽不堪。
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失利后，国民党军大势已去，其空军各部队开始陆续迁往台湾地区。1949年初，第一大队大队部迁往台中。陈衣凡回忆：“一大队分到台中的原因是水湳有第3飞机制造厂。朱家仁当厂长。很多蚊子机交给第3飞机制造厂修。那时候没有考虑南台湾的气候比较有利木制的蚊子机。…到台湾的时候蚊子机有近100架。当初买蚊子机的时候从加拿大运回很多轮胎，但是备件不多。到最后拆并故障或摔掉的飞机。蚊子机的补给很困难。B-25的补给没有什么困难，因为战后美军留的备件很多。我建议周总司令：勤务大队全力修蚊子机100多架。胡蓉第与杨敬之两位勤务大队大队长做修理工作。总部后勤单位派1组人去水湳检查蚊子机。我在旁边看他们拉开蒙布。机身的漆是软的。一把抓出腐烂的木屑。报废这类的飞机和拆并故障或摔掉的飞机后清出60至70架。”
至1950年11月底，第一大队仅余12架蚊式战机，驻扎台南地区。1951年底，第一大队所装备的所有蚊式战机均被淘汰，其发动机及所装机炮移交海军用于研制快速炮艇。
蚊式战机并非仅装备过国民党空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空军中也有其身影。
1948年12月17日，解放军攻取北平南苑机场，缴获1架蚊式战机，但22日后，被国民党空军飞机炸毁。1949年，国民党空军第一大队3架蚊式战机因临时机械故障，未能撤离南京，被解放军缴获。同年，第一大队1架蚊式战机因待件未修复，在上海被解放军缴获。另一架一大队的蚊式战机也因机械故障久未修复，被解放军在柳州缴获。
同时国民党空军部分飞行员也纷纷起义投诚。1949年3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北平30日电：“又有国民党飞机3架参加解放军。…一为蚊式战斗机，号码006号，由国民党空军第1大队中尉飞行员王玉珂、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学生大队第2中队上尉副队长刘继广及同校中尉教官禹庆荣驾驶，于3月7日自上海飞来解放区…”
此次起义的飞行员中刘继广是空军军官学校11期毕业生，抗战期间在第一大队担任飞行员，抗战胜利后转入航校担任飞行教官。而王玉珂和禹庆荣同为空军军官学校23期毕业生。早在1948年10月9日，禹庆荣便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25日，禹庆荣又介绍刘继广秘密入党。1949年2月，禹庆荣和刘继广两人共同介绍王玉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可以说在起义前，这三人均已是中共地下党员。
1949年2月5日，刘继广与禹庆荣，密谋偷驾国民党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的B-25专机从杭州笕桥机场起飞起义，但上机后发现电门已关闭，发动机无法启动，只得放弃起义行动。由于担心暴露身份，两人随后离开部队前往上海潜伏。正巧，王玉珂到上海来接飞机，于是刘继广、禹庆荣与王玉珂三人便计划驾驶蚊式战机北飞起义。
刘继广后来回忆道：“1949年3月7日下午，天气晴朗。一辆出租车将王玉珂、禹庆荣和我”送到上海大场机场。一架崭新的BM-006号蚊式战斗轰炸机早已停放在停机坪上，整装待发。机上机枪4挺，尚未装配子弹，机关炮4门，炮口还没启封。王玉珂持试飞转场任务书，进入航行管制室办起飞手续。当时承办人问我和禹庆荣是干什么的，王玉珂谈笑自如地回答：“是来上海玩的，回大队去。”我们3人瞒过了承办人，登上了飞机。下午2时，机场指挥塔台发出了起飞信号，王玉珂沉着、勇敢、稳稳地操纵飞机起飞，直冲云霄。先向南飞，经过市内，让我们的亲属、战友们看到我们已安全升空了，然后西飞北上了…下午5时左右，飞抵石家庄机场。着陆后，只见跑过来一个战士，当我们问知确系石家庄时，心情无比高兴，庆幸自己终于飞到了母亲的怀抱。”
然而不幸的是，1949年12月3日，王玉珂在上海试飞修理好的蚊式战机时，因发动机发生故障，不幸失事殉职。
1949年3月，2架蚊式战机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新成立的战斗飞行大队第1中队，此后又将3架蚊式战机编入8月15日在北京成立的战斗飞行大队第3轰炸机中队。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2架蚊式战机带弹飞越天安门城楼，接受了人民的检阅。
无独有偶，和国民党空军所装备的该机一样，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所装备的这批蚊式战机也在1951年左右退出现役。此后，一架尚保存完好的蚊式战机，在1953年北京航空学院成立时被移交该院作教材使用，可惜因为未作严格的保护维修，该机随后被拆得支离破碎，部分木料被移作航空模型的制作材料。
自此，这款在曾二战中叱咤风云的蚊式战机便在中国上空彻底的消失了。
参考资料：
《临危受命昙花一现之加制蚊式战斗轰炸机》，作者：黄孝慈。
《中国军机图志（1912-1949）》，作者：朱飞虎。
《中国军用飞机（国共战争时期1945—1955）》，作者：陈应明 刘文孝。
《空军戡乱战史》（第三至五册），作者：空军总司令部情报署（台）。
《空军戡乱简史》，作者：不详。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空军）》，编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办公室。
《空军的涂装与徽志》，作者：刘文孝。
《陈衣凡将军口述回忆》，编者：刘永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