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在政治、外交、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对我们采取了压迫的姿态，可谓咄咄逼人。
其用心之险恶，昭然若揭，无非是要阻止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挤压中国人的生存空间，以维持他们在这个星球上，业已摇摇欲坠的统治地位。
说白了，他们想继续充当分蛋糕的角色，而把我们死死地按在做蛋糕的位子上，一万年不动摇。
面对美国政府接连不断、花样百出的挑衅，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应该低调做人吗？
像某些公知所期望的那样，中国做一只鸵鸟，把头埋进沙子里，就天下太平了？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历史一次又一次地给我们答案，只是有些人记性差，有些人装不知道而已。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军队开始全面侵华。
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认为：
“中国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种能和日本比拟，战必败。”
而时任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曾发表题为《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讲话。
他的讲话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以宋亡、明亡的历史教训，呼唤大家以弱国的心态保持理性和淡定。
“我们不作高调，以引起无谓的冲动，因为这种冲动，是易于颓丧的。我们不作奢想，以引起无聊的希望，因为这些希望，是易于幻灭的。”
日本侵略者铁蹄铮铮、磨刀霍霍之际，国民党一些大佬们却忙着散布亡国论调。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大战未开，已输了一大半。
这就难怪后来以汪精卫、周佛海为首的一大批国民党要员，在“理性”的驱动下，做起了老实人，纷纷投靠日本，当起了卖国贼。
纵观战争史，两国交兵，很少见到仗还没打，一边的主帅先“低调”起来的情形。
打仗，打得就是热血，打得就是“冲动”，是不计较个人得失，是杀身成仁，是舍生忘死。
是“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气概，是“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的豪情。
您可倒好，自己临敌怯阵不说，还回头告诉自己手下的兵将们：此仗我们是一定会输的，大家做好心理准备。
请问这仗还用打吗？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58位旅长、参谋长以上将官投敌，一些部队成建制向日军投降。日伪军人数高达210万，超过了侵华日军的数量。
这种现象，不值得今天的“汪精卫们”深思吗？
1932年，周佛海在南京的西流湾8号建了一幢漂亮的花园洋房。
渐渐地，这里成了一些军政人物、社会名流聚会的高级会所，比如顾祝同、陈立夫、陈布雷、胡适、高宗武、梅思平、陶希圣等。
他们在一起经常讨论时局，对中国的前途命运充满悲观情绪，反对抗战，认为“战则必败”。
为了区别于当时国内“高调”的主战派，胡适为他们的小团体取名为“低调俱乐部”。
关于“低调俱乐部”的来历，周佛海直言不讳：
“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我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命名为‘低调俱乐部’。”
真是说的比唱的好听。
面对狼子野心的日本侵略者，哪个中国人不想“主张和平”呢？羊遇见恶狼，也想要和平，但是恶狼会同意吗？
今天我们都知道一个道理：欲要和平，先要有维护和平的意志和决心。
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退让求和平则和平亡。
当时那个“主张和平”的低调俱乐部，其实只是个充斥着失败主义、投降主义的小集团。
他们经常给中国高涨的抗战激情，泼上一盆冷水，比如批判主战派：“主战的结果，一个是丢，一个是烧。”
特别像今天的一些公知们干的事情。
当我们为祖国辉煌的成就自豪的时候，在对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怒的时候，这些人就会在阴暗的角落里放出冷箭，把中国说得一无是处，把美国捧到天上去。
如果真的能做到理性分析也还罢了，常常是罔顾事实、以偏概全、颠倒黑白、无中生有，以丑化中国、丑化华人为目的，由内而外散发出国中之贼的味道。
汪精卫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低调俱乐部”，但他是这个组织的灵魂。他说：
“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
一味主张焦土抗战的、唱高调的应该再坦诚一点，要说老实话。
依我看来，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线大多丧失，财政又日益匮乏，在战祸中喘息着的四万万国民，沉沦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
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蒋委员长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
有次汪精卫和冯玉祥谈起中国抗战，问道：“大家都说抗战到底，这个‘底’在何处？”
冯玉祥回答：“日本无条件投降便是底。”
汪精卫后来私下里说：“这简直是一个丘八的狂妄无知”。
1938年12月，清醒而理性的“老实人”汪精卫，一头扎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成为中国头号大汉奸。
从“低调”到“卖国”，像坐滑梯一样顺畅。
他们在身体沦为汉奸之前，早在心理层面投降得干干净净。
低调俱乐部的周佛海、高宗武、梅思平、陶希圣等人先后投降日本，出任汪伪政权的要职。
“低调”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以低调之名，行投降之实。
须知爱国者的“高调”，并非是汪精卫之流所说的“狂妄无知”，在“高调”的外在下面，其实包裹着“低调”的内涵。
拿我举例子吧，我喜欢打篮球，上大学的时候是我系篮球队一名优秀的......板凳队员。
每次打比赛，无论对手是谁，在比赛之前，我们队上上下下，从队长到替补，都是生龙活虎、士气高昂。
我方每投进一个球，大家就跟赢了全场比赛一样欢呼，在别人的眼里特别的高调，仿佛能神挡杀神、佛挡杀佛。
狭路相逢勇者胜。“士气”这个东西，摸不着、看不见，但自古以来都被各国军事家所看重，因此，“高调”没有什么不对。
而我们篮球队平时训练的时候，队员们都会扎扎实实去苦练基本功和战术，提高实力。
在训练场上非常之低调，就为了能够在赛场上能够为集体争光，取得好成绩。
这矛盾吗？这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
将其分裂开来、相互对立，本身就是无知。
况且所谓的“高调”，也并非盲目的高调。
就像汪精卫嘲弄冯玉祥“狂妄无知”，其实真正无知的人是汪精卫们，是他们自己鼠目寸光、井底之蛙，看不到中日之战的本质。
汪精卫们看到的中日之间实力差距，是有形的，当下的，暂时的，双方有多少飞机大炮，每年钢铁产量多少，经济生产总值高低等等。
以此为据，他们当然只能看到中国的劣势，日本的优势。
但他们没有看到中国自己的优势，而日本也有自己无法克服的劣势。
比如中国广阔的战略纵深，人口和自然资源优势，这是日本所不具备的战争潜力和耐力。
此外，中国还有内在的、长远的优势，非日本所能及。
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他在《论持久战》中认为，中国在政治、意志、全球战略等方面占有优势。
第一，中日之战并非纯粹的军事较量，而是政治较量。如果中国能够进行最广泛的政治动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国完全可以弥补军事上的劣势。
第二，中日之间，从根本上说，是人的意志的较量。中国人在面对亡国灭种威胁的时候，内在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可以激发出来的。
第三，中日之战，不仅仅是两国之间的较量，也是法西斯和反法西斯两大集团之间的较量，是全球战略的较量。而中国代表了正义的一方。
他预言，中日之战，中国必胜，日本必败。
但胜利的关键，在于动员民众和组织民众，把中国这样一个长期一盘散沙的社会形态，改造为一个坚强的价值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说：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日本人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
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最终果然如毛主席所料，中国人民团结一心，不屈不挠，形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通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如果当初中国人接受了“低调俱乐部”的言论，我中华儿女哪里还有挺起脊梁、宁死不屈的决心意志，哪里还有什么同仇敌忾、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哪里还有铁骨铮铮、气壮山河的英雄凯歌。
如金一南将军所说：
“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乏积蓄于生命中的火种。点燃它，这个民族就不会堕落，不会被黑暗吞没，不会被侵略者征服。”
今天，美国政府对我们的各种找茬、挑衅，一方面，是在自身实力衰落的情况下，想通过把中国树立为敌人的方式，转嫁国内的矛盾和危机。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的综合国力蒸蒸日上，在地缘政治上不可避免地与美国发生摩擦。
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美国绝不会因为我们的低调，就放弃对我们的遏制，也不会因为我们的退让，就适可而止。
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的政治传统、民族习性，甚至说穿了，这不符合大自然赋予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天性。
侵略者永远只会前进，前进，再前进，直到打了第一个败仗为止，因为那里才是力量的极限。
公理和正义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这是中国屈辱的近代史留给我们最大的教训。
一味地退让，只会让强盗们越来越贪婪，得寸进尺，得陇望蜀，历史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这一点。
七十年前的朝鲜大地就曾经历过这样一幕。
麦克阿瑟率领的联合国军从仁川登陆，向北打到三八线的时候，根本无视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继续长驱直入，妄图一举拿下整个朝鲜，饮马鸭绿江。
美军的计划一旦成功，中国在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形势将急转直下，直接面对头号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还谈什么经济建设、和平崛起。
最终是什么让美军停止了脚步？
是妥协和退让吗？
是寄希望于别国干涉吗？
都不是。
靠的是我们志愿军战士组成的血肉长城！
面对比日本更强大的敌人，我们的志愿军依靠着铁人般的意志，在后勤保障不足，没有飞机坦克掩护的情况下，将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打回了三八线，并将他们死死地按在三八线上，动弹不得。
这个令世界震惊的辉煌壮举，恐怕在公知们看来，既非理性，也不低调，但足够中国。
也正是靠着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这样史诗般的胜利，中国走出了被压迫、被欺凌的百年阴影。
在完成了民族救亡的同时，中国也将自己带上了世界大国的舞台，开始了民族复兴的新征程。
如果今天还有人，认为中国面对美国的咄咄逼人、无理挑衅、围堵制裁，应该妥协、退让、低调的，请好好读读历史。
“低调俱乐部”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