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这边亦好
——程相崧城市题材小说简论
□苏潇雅
引 言
山东作家程相崧是凭借乡土叙事登上文坛并获得读者和评论家关注的。他的这类作品，有的直面乡村政治的黑暗，反映基层干部的艰难生存环境，表达底层农民眼中乡镇政治的混乱、荒诞与残酷。代表性的作品例如《献礼》《村长的菜刀》《镇人大主席》《动棺》《生死状》等。有的描写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乡村的全面溃败。——学校的破产，价值观的扭曲、道德伦理的倒退、价值观念的混乱等。这一类的作品，以《在庄稼地里看云》《疼痛的乳房》《鹅鹅鹅》《绝唱》《十年吮吸》等为代表。另外，还有一部分作品，作者把对乡村的关照放在更加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表现特定的历史时期，乡村人对人格尊严的执着守护（《绿军装》）；表现人们在追求理想过程中的荒诞感和虚无感（《白色鸟群》），或者表达乡村人在新的历史时期和全新的社会背景下，对传统道德操守和思想理念的坚守与追寻（《豆花》《花生地》《过年》《酒》《五月端阳》《去攀枝花》等）。
文学鲁军有着乡土书写的传统，从早期的王润滋、莫言、张炜到后来的刘玉堂、赵德发、张继、王方晨，都为中国文学史贡献出了堪称经典的乡土文本。程相崧作为新一代文学鲁军，则“在延续宗法礼仪等齐鲁大地传统书写基础上，于悲凉气氛中融道德、风俗、人情为一炉，在乡土的人文遗落歌哭中呈现出作者的批判和眷恋。”（《困境与突围中的文学生长》，张丽军、刘兰慧，《山东文学》2019年第二期）与前辈作家不同的是，程相崧在对乡土的深情回望中，又有着对人的生存境遇问题的特殊关照。即在立足于自我体验、齐鲁传统和寻根现代创作三个层面，在展现乡土农村的物质与精神裂变后，引发出对于自我生存困境的追问和思考。这种困境的追问，有的指向历史，例如《白色鸟群》《绿军装》；有的指向现实乡村政治，例如《献礼》《军令状》；有的又指向民俗、文化和人性，例如《五月端阳》《酒》《祭火》等。
程相崧在乡土小说的写作上，已经有了自己长期关注并擅长表达的领域，并初步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风格。他在这一领域的写作，可以说轻车熟路，并逐步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与肯定。武汉大学的汪树东教授，在2014年对程相崧的中篇小说《生死状》的评论文章《经济大潮下乡村生态和心态的沦陷 》中，就肯定了作者直面现实的勇气，和文章显露出的批判锋芒。他说“作者富有敏锐的现实感应神经，在叙述上也颇为老到从容，张弛有度……较为完美地展示了当前乡村的政治经济状况和人情世态。”但是，也正如著名评论家张陵在程相崧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金鱼》序言里所说，“虽然，程相崧的作品显示出其对乡土题材的痴迷和执着，但他也没有固步自封。他对城市底层人的生存境遇，同样有着较深切的体会。”从笔者的阅读范围来看，程相崧的小说创作，其实从一开始就是乡村和城市双向发展，齐头并进的。只是阴差阳错，他描写乡村的那些篇什，因为独具特色，更加有辨识度，更多地受到了大家的关注，从而使他在一开始以一位乡土作家为人所知。本文就试图对程相崧在城市题材领域的小说创作进行梳理，并分析和总结其在这一方面关注的社会生活领域和艺术上做出的相应探索。
一．题材上关注广泛、思索深刻
程相崧虽然出生于农村，但也有着二十年的县城生活经验。因为长期生活在一座内陆县城，他尤其对于城市底层人的生存境遇，有着较深切的体会。他的这些小说，通过对一个个城市个体的观察与生命史的记录，用小人物的命运来映射大历史的变革。其题材广泛，为读者塑造了各行各业、三教九流，众多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群像。其中有些形象，堪称“典型”，在当代城市小说的人物画廊中，成为独具特色的“这一个”。
1.底层艰辛与生存困境
《月光曲》（《雨花》2013年第二期）是此类小说中较早发表的一篇。小说写下岗职工杜梅和丈夫刘岩，为了生计，也为了给女儿提供最好的教育条件，“铤而走险”，干起了推着小车，在街边流动卖夹饼的营生。他们省吃俭用，却给女儿买了钢琴，报了钢琴辅导班。为了供女儿学钢琴，他们起早贪黑，整天跟城管打着游击。让他们感到温暖和安慰的时刻，便是在寒冷的街头，听到女儿弹奏的琴声从远处的窗口飘下的时候。在一次跟城管的冲突中，刘岩不慎将对方扎伤。更加不幸的是，那人终因失血过多而死，刘岩也由家里的顶梁柱，变成了杀人犯。小说的结尾跳跃到男人出事儿半年之后，女人杜梅一边收拾着家务，一边听着女儿的琴声。女儿弹奏的还是从前夫妻俩在街头听到的那首《月光曲》，但她弹奏得越发熟练优美了。
小说写了城里底层人常态的艰难，也写了非常态的突如其来的灾难，在故事结尾，让人禁不住潸然泪下。但不论如何，活着的人都要继续活下去。在无声的挣扎和反抗中，作者还是用萦绕不断的琴声，给这个残酷的世界保留了一份诗意，增添了一份美好。
《守七》（《文学界》2013第五期）写同样是摆小摊的一对城里老夫妻张叔和张婶。他们年轻时经人介绍，风风雨雨一辈子，虽然毫无浪漫可言，却也彼此依靠，相亲相爱。为了少拖累儿女们，张婶有病舍不得住院手术。在张叔的争取和劝说下，经过熟人帮忙，终于以少得可怜的花销，在医院的急诊室临时请大夫做了胃切除手术。可是，这并没能挽留女人的生命。迫于生计，在女人死后不久，张叔就忍着悲痛出摊了。但是令人不解的是，第一天出摊，张叔就见了一个新的女友吴嫂。而他们的介绍人，正是张婶以前的闺蜜。
这似乎让人大跌眼镜的荒诞情节，让读者一开始感到匪夷所思。到了小说的结尾，作者才揭示出了谜底。——张婶“守七”结束那天，张叔带着吴嫂上了一次坟。他们把那一捆捆冥币解开，堆了好大一堆，烧焚了……在通红的火堆边，张叔朝地上奠了一杯酒，指指一边的吴嫂说：
“老东西啊！你临死最放不下的就是我。要我找个会疼人的，能真正过日子的！我的婚事儿了了，你的心也就放下了！人我给你找着了，就在这儿！你看看怎么样啊……”
原来，张婶料到自己离开后，张叔晚景必然悲惨凄凉。这一切，正是深爱着老伴儿的她在生前的一手安排。小说在赞扬了老辈人不加张扬，纯朴真挚爱情的同时，对社会底层的老年人，也充满了理解，悲悯与关爱。
因为年老体衰，他们变得更加弱势。不能得到世人的尊重，甚至也不能得到儿女们的关爱。他们在晚年来临时，只能采用荒诞的方法加以“自救”。这种挣扎一生，却连尊严、健康和生命都被掠夺殆尽的底层人的境况，实在是会让人震惊到战栗。程相崧对这些城里人的种种生存困境的状写，细微而真实，同他拿手的乡村题材一样，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父与子》（《当代小说》2015第五期）写程翔人到中年，却仍然是某单位的一名合同工。因为没有编制，他的工资待遇、职务晋升，都受到了影响。他也曾参加县里组织的“入编考试”，但因为有人舞弊，尽管他认真备考，但最终结果还是名落孙山。同时，又因为没有“关系”，不善钻营，他多年来沉寂人下，做着最廉价的劳动力。好在，他的儿子小宝品学兼优，多年担任学生干部。“四十岁前子以父贵，四十岁后父以子荣”。这个儿子渐渐为程翔带来了荣耀。这一年，县里为了考察干部，组织综合能力测试。为防止作弊，组织部门突发奇想，抽调一批小学学生干部参加监考。程翔的领导听说之后，一反常态，带着礼物，谦卑地到他家来，希望到时孩子能“给予照顾”。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引发了程翔的一场心灵风暴。
他是考场舞弊的受害者，又为人正直，更不愿因为自己，给儿子的心灵和世界观，带来终生的负面影响。可是，领导又分明暗示他，事成之后，可以考虑解决他的编制问题。他到底该不该把这个请求告诉儿子？这看似在生活中不会发生的情节，将一个处于底层的小职员的卑微、无奈、痛苦纠结表现得淋漓尽致。社会的层层重压，已经让他们不仅失去了个人发展的平等机会，而且失去了尊严和去争取尊严的勇气。在小说的结尾，程翔毅然决然地选择隐瞒此事，将礼物退回领导。他作为一位父亲，为尚未成年的儿子做出了表率，也短暂撑起了一片纯洁的天空。但是，这样的天空，也许随时就会塌陷。底层人想要改变命运，也许只有放弃自己的人生信条，和这个世界和解，与那些欺凌他们的人同流合污。
《岳父的病》（《北方文学》2017年第10期）据作者说几乎是原封不动地记录了一段真实的经历，最初发表的时候，也是发在《北方文学》的散文栏目里。但《当代小说》的“当代小说四季评”里，却把它当做一篇小说进行了简评。这也许是评论家有意犯的一次“错误”。因为，这篇作品被当做一篇小说来评论，是具有其内在原因和充分理由的。作品反映的当下城市底层市民的生活现状令人痛心。从各个方面来看，它都更像是一篇小说。思想的深度和批判的锋芒，完全不输一篇直面现实的小说作品。
作品写的是一个弥留之际被病痛折磨却依旧不愿麻烦儿女的老父亲。在病情稍轻时，他挣扎着不愿意住院，只是在家打针；住院后，为了减少别人的负担，他穿着棉裤和衣而眠，却尿湿了裤腰；即使呼吸困难疼痛难耐，他也让陪床的女婿去隔壁床盖上被子大胆睡；尽管排尿的过程缓慢而痛苦，在女婿帮忙解决后仍然感到羞赧和歉意。
这样的父亲，几乎是许多家庭中上年纪的父亲母亲们的缩影，为了不给子女添麻烦，宁愿委曲求全。正如评论者所说，“小说在高度写实中凝缩着对父辈的爱和尊重，使它具有了一种真挚的逼迫性的力量，让读到它的读者不免自问：还有多少因疲于工作而疏于陪伴老人的子女？难道除去过春节，重症监护室外才是兄弟姐妹团聚的地方吗？”（《情感逆境与道德选择》韩玥，《当代小说》2018年第一期））
后来，程相崧把这一素材加以虚构，创作了小说《希尔顿香烟》（《当代小说》2018年第九期）。相较于《岳父的病》，这篇小说因为情节的离奇曲折和人物塑造的丰满成功，在艺术和思想上都朝前走了一大步。小说写事业有成的“我”有一个沉迷于买彩票、整日不务正业的弟弟。在父亲病重时，家里人偶然发现，生命垂危的父亲偷偷塞给弟弟一个烟盒。一石激起千层浪，大家都认为父亲偏心，把遗产给了弟弟。直到父亲去世后，葬礼上，弟弟掏出烟盒，原来是一盒已经发霉的香烟。其中的一棵烟上，印着“A1”这个符号。这时，我才想起来，父亲一辈子喜欢抽烟，而且钟情于希尔顿香烟。当年，有一个传说，如果谁能抽到烟身上印着“A1”的那根烟，就能去美国希尔顿香烟总部，兑换巨额奖金。小说写弟弟，背后也是在写父亲；写亲情，更是在写欲望和梦想。
《生日快乐》写了某小区一个傻子，因为大声唱爱情歌曲、跟人品评过路女人的腚等种种劣迹，成为大家心中的潜在危险人物。一天，当傻子和一个陌生人在小区广场上发生口角而打斗时，邻居们竟然没有一个劝阻。他们眼睁睁看着傻子被那人活活打死。小说写了一个处于生活最底层的，如同虫子一般的傻子短暂的一生。他虽然卑微，但也有自己的梦想与渴望。有他可笑但又跟普通人一样的心理与身体上的欲望。小说似乎告诉我们，在厌弃之外，我们应该慷慨地施舍些自己的同情、悲悯和关爱。小说也似乎告诉我们，除了依靠家庭，对于这样的人，更应该多些社会救助和政府相关机构的参与。
在这些小说中，程相崧对城市底层人的生存境遇描写和对处于困境中的人的人文关怀，皆有一个共同的旨归：表现出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这其中就牵涉到人的极限境遇问题，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孤独的。小说的内容各不相同，可都指向了人性，都指向了人的生存价值和尊严。
2.情感问题与中年危机
在小说《点痣》（《雨花》2014年第三期）中，一对结婚不久的夫妻光顾了街边宋姨摆的一个点痣的小摊儿。因为民间有痣生在不同位置，会给人带来不同命运的说法。又因为宋姨号称懂得《麻衣相法》，到她这里来的人，很多倒不是为美，而是为了“改命”。正如宋姨所说，在她这里，顾客上门一般只为四件事：一为婚姻，二为求财，三为求运，四为家宅。那对夫妻中的女人满面愁容，言谈中显示出对男人的冷淡和抱怨。他们此次到来的目的，表面上也主要是为男人点痣。因为摊点就在街边，这对于男人来说，无疑要付出比女人更大的勇气。这也暗示了，不知什么原因，两人的婚姻，肯定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问题的责任方，大约还是在这位男人身上。
但是，在宋姨的“点拨”下，女人的眉头慢慢舒展开来。原来，在她的眼里，男人的几个痣都是福相。他很快就会走出人生的低谷，他们的婚姻也会走向一条坦途。在点了几颗影响命运的痣之后，女人开心地笑了起来，看了看丈夫，丈夫也看了看她。“能干点儿好事儿！”宋姨说，“中年以后运气更好！”这样一场情感危机，竟然在一个陌生人充满神秘主义的劝说下，得以轻松化解。小说的写作意图，自然不会是单纯地批判封建迷信。近年来，中国年轻人的离婚率不断攀升，诱因自然一言难尽，但缺少共同的信念，缺乏沟通和信任，不得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程相崧的这篇小说，让人悲哀地发现现代都市爱情乃至婚姻的不堪一击。在微不足道的打击袭来的时候，他们没有共同承担的信心和勇气，甚至要借助神秘力量的支撑，才能艰难地支撑过去。
《开往春天的高铁》（《都市》2016年第六期）中，夫妻问题变得更加尖锐棘手。程自强原计划一家三口十一出游，但因为单位临时有事，三人变成了妻子一人。他把妻子罗娜送进候车厅，出了高铁站，就接到了江媛的信息。那边说：“自强，我人在江城。”江媛是他高中同学，也是初恋情人。两人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但在大学毕业后，却不得不分手，各奔东西。这些年，他们一直失去了联系。直到半年前，在因为同学聚会建立的微信群里，俩人才重新联系上。此时，江媛已经离婚，独自一人带着三岁的孩子。而他和罗娜，也深陷在婚后毫无生气、庸常琐屑的生活里。
因为十一假期，江媛回到了他工作的城市（这也是他们一起上学，相恋的地方）。而巧合的是，罗娜又去了外地。这次约见，似乎注定着要发生些什么，但作者的安排却令读者大失所望。程自强见到了江媛，但两人都带着各自的孩子，在肯德基陪他们吃了一顿儿童套餐。现实让程自强感到，昨天不论如何美好，都已经一去而不复返了。而且如果真的回去，也并不一定真的美好。一切都是梦和幻灭。在一个饱经婚姻折磨的男人来说，他甚至不敢尝试改变，他宁愿默默忍受眼前的琐屑，卑微而平庸地活着。
在读者看来，程自强守住了婚姻的底线，值得肯定和赞美。但在他自己，却不一定会感觉神圣而高尚。在婚姻的折磨下，这是一个连出轨的兴趣都已经彻底没有了的男人。他宁愿维持着一段没有爱情了的死了的婚姻。但是，小说的结尾又因为其出人意料而耐人思索。在接回罗娜后，程自强偶然发现了妻子的票根。原来，妻子并没有去原定的景区旅游，而是去了另外一座城市。那个城市有什么人？她去干了什么？小说的开放性，如同一个打开的舞台，让每个读者都想参与进去，一探究竟。
这些被生活和工作双重碾压的中年男人，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都经受着一场巨大威胁。吸引他们的，与其说是一场出轨和艳遇，不如说是一场消失和逃离。麦克尤恩的《立体几何》中，男主人公厌恶妻子的絮叨，厌恶妻子的庸俗，厌恶责任，厌恶婚姻，在喋喋不休的时刻希望对方立刻消失。他最终利用神秘的“立体几何”术，成功地让她从眼前的时间和空间中“消失”了。
这篇不可复制的神奇小说，深刻而残酷地书写了当代人不可调和的婚姻关系。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结婚之后，鲜有人能再体会到爱情的美好。这个所谓“杀妻”的故事里，我们能够看到麦克尤恩对婚姻产生的无尽思虑。程相崧在短篇小说《香水》（《安徽文学》2017年第三期）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思考。不同的是，这里不是让对方“消失”，而是自己选择主动“逃离”。在小说中，因为工作压力跟妻子渐渐疏远的男人突然跟初恋女友取得了联系。旧情复燃，酒店见面之后，他却发现，如今已经结婚又离异的她，已经没有丝毫记忆中的影子。巨大的沮丧和失望，让他这场预谋已久的出轨名存实亡。但是，在无比尴尬之时，门外竟然杀来了捉奸的妻子。她们为争抢自己发生了战争。在两个女人厮打的时候，男人夺路而逃，却因为电梯里一股神秘的香水味，跟着一个神秘的婀娜身影离开酒店，从此不知所踪。和经典小说《河的第三条岸》中的那个父亲一样，他选择了逃离，而且逃离得更加决绝和彻底。男子的失踪看似偶然，却是遭受人生危机的中年男子潜意识里想要逃离现实生活的曲折反映。
如果说这些都写了当代年轻人的婚恋困境，那么小说《去兰州》（《西湖》2016年第十一期）则把笔触延伸到上一代的老辈人。这些年，小姨特异独行，不参加家庭聚会，也不参加集体的娱乐活动。原来，在几十年前，小姨年轻的时候，竟然跟父亲发生了一段出轨的恋情。虽然母亲跟父亲从此形同陌路，但从一次聚会母亲唱的一首《长相依》看出，她一直深爱着对方。其实，这些年，大家都认为母亲恨父亲，只有小姨知道，母亲这一辈子深爱的人一直是他。也正因为如此，在几十年前，大胆泼辣的小姨做了那件让她一辈子唯一感到遗憾的事。那一次，父亲跟小姨约好，坐火车私奔去兰州。但他在车站等了三天三夜，小姨却爽约了。
《去兰州》中，小姨一生深爱着自己的姐夫，碍于道德伦理，却只能埋藏在心底。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但是，爱真是一件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小说《去兰州》写出了爱情的复杂，它不能离开伦理，又超越了伦理。小姨“悬崖勒马”，发乎情止乎礼，保留了一份亲情，也放弃了一份爱情。毕竟，爱是艰难的事业。爱情远不像说说那么简单，也远不像电视上演的那么浪漫。爱情是幸福的，甜蜜的，也是痛苦的，纠结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懂得爱，甚至，在命运面前，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权利相爱。
程相崧的《遥控飞机》（《山东文学》2019年第2期）就写了这么一对夫妻，相爱对于他们，成了一种奢侈。但是，他们对苦难的隐忍和与不幸的对抗，却为平凡夫妻战胜命运，提供了一种曲折而幽微的途径。小说讲述了一对结婚6年，却始终没有孩子的夫妇的故事。丈夫孟东野患有先天性无精症，妻子李艾多次人工受孕失败。不难想象，生活在闭塞、观念落后的小县城里，这对年轻夫妇在双方父母、亲戚和朋友面前，需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
这其中，妻子李艾经历了更大的情绪波折，她一方面要忍受身体上的折磨，即去医院一次次地接受人工受精。同时，为了维系丈夫的尊严，还要掩饰丈夫不能生育的真相，对外假装自己才是不能生育者。除此之外，她还要面对母亲逼她和不能生育的丈夫离婚、耽搁工作等诸多问题。作者有意营造一种压抑、沉闷的气氛。与丈夫持续跌落的情绪不同，妻子一次次地对怀孕充满希望，甚至早已为生孩子备下了婴儿用品，却又一次次的失望。而妻子这种大悲大喜的情绪波折，往往更能摧毁一个人的身心。
夫妻二人越来越敏感，时时绷紧心弦，在仍旧没有怀孕的结果面前走向精神崩溃的边缘。故事结尾，并不是一个欢心鼓舞的好莱坞式完美结局，而作者也没有跟着主人公的压抑情绪，在无解的困境面前，让夫妻双方“顺理成章”地离婚。在夫妻两人又一次崩溃后，妻子拿出了买给未来孩子的“合金骨架的耐摔遥控飞机”，两个人来到广场上试飞遥控飞机。起先，两个人都不会玩飞机，飞机摇摇晃晃，坠落在地上。
“你抓住我的手。”李艾喊道。“你这样，你扳动这儿。”他走过去，抓住她的手。经过多次尝试，两个人同心协力，飞机终于绝尘而飞。
3.家庭伦理与道德选择
现代家庭模式已经不再是从前的几世同堂，越来越多的家庭，由小小的三口之家和四口之家组成。这样的一个小家庭，成员之间相对来说较为容易相处，不会产生大的矛盾和冲突。但是，在一些特殊时期，例如伺候儿媳妇坐月子，接送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上学放学，这样的一个现代小家庭，其成员必须跟其上一代进行共融和长期交往，这就涉及到了不同代际之间的磨合和交流。
在近些年的影视剧和小说创作中，婆媳关系（又时是公媳关系、岳婿关系）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话题。一方面，年轻人需要家里的老人发挥余热，帮自己带娃，帮自己料理家务；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忍受代际冲突（或隐性冲突）带来的不适。近年来，由于二胎政策放开，许多老人需要放弃安定平静的养老生活，重新披挂上阵，为下一代带娃，此类问题就更为集中地爆发了出来。
程相崧此类题材的作品，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指挥家》和《语言学家》。《指挥家》（《安徽文学》2019年第四期）中的“我”是一位在写作上小有成就的年轻作家，为了个人发展，需要去北京参加一次重要的文学会议。但是，现实中的问题却让他“想说离开不容易”。常年在他这里帮助照看大娃的母亲积劳成疾，只能回老家修养。此时，“我”的二娃的出生，让一直在农村老家种地，不善言谈，不会照顾人的父亲不得不离开老家，顶替母亲到城里来帮“我”照顾家。因为父亲没有此类经验，他的笨拙，木讷，让妻子心生不满，甚至日益厌弃。为了生活，不得不请了一个保姆，让父亲只负责在家监视保姆，并力所能及地做些琐事。
在“我”准备妥当，第二天就要离家远行的头一天，保姆却因为不慎摔断了腿而临时请假。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家里乱成了一锅粥。“我”在出门之后的高铁上，还在为了请新保姆而不停打着电话。“我”担心父亲不能担负独立照看孩子的使命，担心他会因为做错事情而与妻子发生大战。种种的担心，让“我”直到住进会务组安排的豪华酒店，仍然“身在曹营心在汉”，恨不得分身两处，去照看照看家里。小说不动声色，几乎用接近实录的手法，琐碎地描写了自己在参加会议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进入会场、领导报告、分组讨论、会场上人们林林种种的反应。但是，在这表面有条不紊、平淡无奇的描写下，却是“我”如坐针毡的烦躁，是“我”内心如同狂涛巨浪般的不能平静。
小说之所以名叫《指挥家》，如果从浅层理解，自然是因为在会议的第二天晚上，参会者按照组办方的安排，去国家大剧院听了一场国家交响乐团的表演。那宏大的场面，尤其是演奏过程中指挥家自信、安定、把控全场的指挥，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如果从深层理解，自然是“我”在潜意识中渴望能够拥有领导（把控，指挥）家庭，协调各种关系，处理现实生活中潜藏和爆发的家庭矛盾的内心思想的折射。有心理学家说，所有的婆媳矛盾，责任都在于丈夫一人。这话不免偏颇，但也反映出在这一特定的伦理矛盾出现之后，身为丈夫和儿子的男主人处在夹缝之中，身心所承担和忍受的煎熬。
在小说《指挥家》中，作者无意于指责哪一方，从而也更加显现出作者的人性关照和作品的悲悯色彩。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婆媳关系，或者扩大一步说两代人之间的关系，成为家庭伦理问题的焦点，却也真实地折射了不同年龄人之间世界观、价值观的差距，和家庭伦理道德观念的无序乃至缺失。
《语言学家》（《福建文学》2019年六月）应该是跟《指挥家》写于同一时期的作品，从题材到题目，都有明显的相似性。《语言学家》把故事发生的背景放在了北京，“我”跟妻子都是大学里的教师，研究方向同样都是语言学方面。跟《指挥家》相似的，父亲仍然是来自于农村，他是一位乡村教师，这也就跟生长在大城市里的妻子有了一种天然的不可调和。妻子看不惯父亲，包括他的生活方式、他的卫生习惯、他的说话方式。父亲说了一辈子方言土语，即使在乡村课堂上，在有领导听课的时候也不例外。但是，为了不影响下一代，妻子却逼着父亲说普通话。父亲屈从了，但他半生不熟别别扭扭的“普通话”，不仅成了妻子，甚至成了全小区人的笑料。
“我”发现，或许是受到“我”和妻子都研究语言的影响，父亲开始对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屡次请教我关于方言和普通话的问题，我的态度都是拒绝和敷衍。但是，他还是执迷不悟，甚至研究起了索绪尔的《语言学基础教程》。他迷恋于自己的“研究”，甚至有时因此耽误了自己的本职工作——照看孙子。为此，妻子与他发生了激烈的矛盾，我们也决定“辞退”他，花钱雇佣正式的保姆。在离开之际，父亲带走了一块石头，并借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借古语中的“言不尽意”，表达了跟年轻一代交流不畅的孤独和无奈。后来，“我”才知道，父亲研究方言，其实是为了找寻词汇之间的对应关系，更好地学习普通话。他为了练习发音，甚至把小石头含在口里，用来矫正自己的方言口音。
小说的结尾，同样动人心魄。回乡之后的父亲，一言不发，沉默地活了两年。两年之后，父亲死了。“我”去奔丧，看到了父亲从城里带回来的那块石头。那块石头，据说父亲一直摆在床头。我不知其中的意味，但母亲耐人寻味地说：你看看，那多像你父亲的一张脸。
这篇小说，放在全国近年涌现出的同类题材的小说作品里，也是出类拔萃的。因为它构思独特，情节奇妙，主题深刻而丰富。小说不仅呈现了两代人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还展现出他们之间交流上的天然障碍。因为这种障碍，因为这种不仅是语言上，而且还是心灵上的隔阂，我们的父辈，尤其是培养出了“凤凰男”“孔雀女”的父辈们，就要承受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榨取。
4.直面现实，批判锋锐
程相崧早期发表的几篇城市题材的小说，几乎每篇都是直面现实，显示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猛，显现出掩饰不住的锐利锋芒。
例如《师道尊严》（《当代小说》2011第五期）《一杯水》（《当代小说》2011第二十期）和《突发事件》（《四川文学》2012第五期），每一篇都是写作者熟悉的教育问题，又几乎每一篇都或多或少地写到了教育界的“官场”。当然，除了对于教育界“衙门”化、教育腐败、官僚作风的批判，更多的是对于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深刻人性的挖掘、复杂心理的探讨和深层思想的探寻。在这类作品中，作者的同情多于抨击，理解多于鞭挞。虽然，有的篇目，对于题材的挖掘，或许因为顾虑重重而流于表面，但其直面现实、绝不掩盖回避矛盾的勇气，还是让人敬佩。
如果说这些还在现实和政策层面，那么《白玉烟嘴》（《四川文学》2015年第十二期）等小说，就把笔触延伸到了文化和民俗领域。《白玉烟嘴》写了土城的老石街上发生的故事。花荣老汉和程小兵从前都是街道上婚丧事物的问事儿人，他们是一对老搭档。这个古老的行当，当地人叫做“大老知”。程小兵拿在手中的一个白玉烟嘴，就是这个身份的象征。程小兵的儿子经营着一家礼仪公司，早就觊觎着这个烟嘴。因为它虽然并不值钱，却代表着一种地位，一种身份。
小说开始，花荣老汉因病去世了，程小兵为老伙计料理着后事，但也把一些事务交给儿子去办。但在很多事上，他发现儿子弄虚作假，以次充好，中饱私囊。程小兵教育了儿子，但儿子不以为然。小说表现了商品经济大潮对民俗和人心产生的巨大冲击。通过此事，程小兵对儿子彻底失望。他最终也没有把象征着传统文化伦理的白玉烟嘴传给儿子。在他不久患病死后，那个白玉烟嘴却不知所终。
如果说《白玉烟嘴》反映了城市民间文化的式微，那么《文化人》（《草原》2013年第三期）则描写了官方文化人生存状态的荒谬乃至荒诞。郑裕民作为县里的文化局长，不仅工作处处碰壁，最后弄得连单位办公楼也不得不“顾全大局”，让县里拆迁后盖广场了。领着几个人暂时租赁在一处仓库办公的郑局长，挖掘当地文化资源，打造所谓的文化品牌。最后，原以为可以让大家改善生活和办公条件，却没想到，按照上级要求，单位临时并到了另一个单位。他们不但寄人篱下，甚至冬天连取暖的空调都没有。
在这类小说中，《向死而生》（《天津文学》2016年第一期）因为其艺术上的探索和题材上的大胆，显得出类拔萃。小说写了一个活了100余岁的“离休老人”。他早年经历过战争岁月，出生入死，可儿孙们坐吃山空，都靠着他的高额离休金度日。他讨厌他们，也厌弃了眼前的生活。一天晚上，在病房里，他竟然语言骚扰对面床上的一个女病号。第二天，得知他的身份后，不但没人责怪，连领导都来慰问他。他玩世不恭的孙子把他领到了宾馆，给他找了个小姐，他趁机从窗口一跃而下，终于如愿以偿地死了。
小说看似荒诞的情节背后，却有着对社会现实的反思和对人心的拷问。程相崧的这类小说，通过对城市个体的观察与生命史的记录，用小人物的命运来映射一个变化的大时代。他最近发表的《水幕电影》（《当代小说》2020第十期），也延续并开拓了这一主题。小说写在县城小有名气的作家“我”接到身为京官的老同学尤金的邀请，去参加一个饭局。席间，尤金讲述了自己从前的文学梦，并对参加宴会的梅老师表达了自己的敬仰。原来，当年梅老师曾经推荐尤金参加作文大赛，并获得了二等奖。此时对尤金影响深远，以致今天他还念念不忘。
因为醉酒后的地产商刘老板让梅老师给大家跳舞，喜怒轻易不形于色的尤金发怒拍了桌子。为了赔罪，作为酒店董事长的刘老板为大家展示了窗外新修建的水幕电影。在大家热闹地议论，陶醉其中时，尤金却对“我”流露出了伤感情绪。在回去的车上“我”才知道，这场酒席看是一场平常的同学聚会，其实却是尤金被县里有关领导请回来，处理棘手的问题。原来，刘老板在开发拆迁时，跟拆迁户梅老师的丈夫起了冲突。梅老师丈夫被打伤，住了医院，双方僵持住了。尤金作为县里出去的京官，虽然官职不大，但因为在京城，成为县里官员巴结利用的对象。他对这种生活，心灵上也产生了厌倦。
小说在看似无聊的交杯换盏间，写出了官员、商人在利益驱使下，人性的扭曲，为人的虚伪，生活的无聊，精神的空虚。小说直面现实，充满讽刺和批判。人民的利益乃至生命，在他们看来，如同草芥。在他们看来，似乎是没有什么通过努力不能被摆平。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似乎没有什么美好、理想不能被踩在脚下，不能被狠狠践踏。
二．艺术上挑战难度，不断探索
在作家那里，似乎有一个共识——小说的写作难度，和其篇幅并不成正比。短篇小说，被很多作家认为是最难操控的一种文体。程相崧执着于短篇小说的写作，对于作品的艺术性，也一直有着自己的追求与探索。
他曾经说过，“对于一篇小说，我时刻提醒自己慢下来，再慢下来。一个作家需要像一个乡村工匠一样，在劳动的间歇，在茶余饭后，在没法干农活的下雨天，把自己做出来的东西一次次拿出来，细细地打磨，再打磨……在写作中，对自己不满的是至今尚不能写出独具特色的“这一个”，不能用自己的笔揭示人性中的深。”（创作谈《快与慢》，程相崧，《星火》2012年第五期）
为了写出生活的复杂、人性的深刻，程相崧在小说创作中精益求精，每一篇都精雕细刻。在很多篇什中，也体现出了自己的独特追求与个性探索。下面，就针对其在多篇作品中呈现出来的特点，做一简要分析与总结。
1.言不尽意，立意以言
人们生活中的复杂和艰辛，常常是语言所无力表达无法表达的。正如古人所说，言不尽意，语言在现实的无限丰饶面前，往往表现出其有限性。这种情况下，程相崧就会借用一些意象，委婉含蓄，也是举重若轻地把心中的意思表达出来。这种象征手法的运用，拓展了作品的思想内涵，也让作品在艺术上，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例如，《月光曲》里的琴声，作为一个温暖的意象，瞬间化解了生活中的冲突和不幸，给了夫妻俩在贫穷和艰难中挣扎下来的勇气，也为这个世界增添了一份美好，留下了一种希望。
同样，《遥控飞机》（《山东文学》2019年第二期）中的那一对爱人，面对厄运袭来时，他们内心的动摇，彷徨，每时每刻宛如波浪汹涌的大海。如何描写他们的“内心风暴”，如何解释他们在“灾难”面前的不认输不屈服，可能花上很多笔墨却也“出力不讨好”。
作者的方法，是选取了儿童飞机这一意象，用来隐喻他们起起落落的人生。在孟东野和李艾两人的通力合作下，生活也由原来的歪歪斜斜、跌跌撞撞、不断地“栽跟头”而最后变得“耐摔”。
小说《遥控飞机》以“飞机”这一意象，诗意地隐喻了起伏跌宕的生活。正如孟东野和李艾所面临的困境一样，生活中所有的问题并不一定会有解决办法。但是，“当两个人手抓着手，将遥控飞机送到天上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困境也并非那么重要，就像驾驶那架飞机，孤独的心灵彼此依偎，相互依靠，心向光明，才是人类战胜孤寂与挫折的法宝。”（《当代小说》2019.5期“当代小说四季评”《关于救赎与精神的回归》）
《水幕电影》（《当代小说》2020第十期）中的“水幕电影”这一意象，则象征着喧闹的现实。这热闹的假象，衬托出酒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巨大隔膜，从而越发沉痛地表现出“我”“尤金”和“梅老师”心灵上的极大孤独。
2.背面入手，声东击西
《点痣》（《雨花》2014年第三期）看似写的一对年轻夫妻的情感危机，和这危机在善良的宋姨的“点拨”下逐步化解的过程。但是，那位用化学药品为人脸上祛痣、还要时时看儿媳妇脸色的老妇人；“在大家眼中，她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仿佛别管人家有什么烦心事儿，她都能给人家化解，”但，她也有她的烦恼，“她觉得，人们都以为她是个什么难题都能解决的人，所以，她的心事儿就不能跟任何人说。”
另外，那精打细算，辛辛苦苦，一直“啃老”的杂货摊老板娘；还有在妻子眼中一钱不值、想要尽点儿孝心，还要看着女人脸色的杂货摊男主人，也都是在这世间挣扎的“可怜人”。这一切都让人分明感到，幸福人的生活大体相似，不幸的人却各有各的不幸。
在《生日快乐》中，除了写傻子悲惨的命运，还写了现代人的不安全感，人与人之间的缺乏信任，还有就是暗藏在人类内心深处的恶。尤其是小说结尾，傻子母亲很快的再婚，和小区孩子见到她之后的“伏击”，都让读者禁不住再次阅读文本，想要从前面的蛛丝马迹中，再次寻找人物之所以如此行事的理由。这种处理，也使小说的内容和主题，得到无限的延展。
这一切震撼人心的东西，都不是浮在小说的表面，而是藏在故事的背后。《希尔顿香烟》是写弟弟，同样也是借写弟弟，写从前的岳父，写岳父的一生，甚至写每个怀揣梦想，又希望不劳而获的人。当然，面对现实的教训，有的人浅尝辄止，有的人撞了南墙也不回头。
《指挥家》中直到我偷偷打的赶往车站，在候车厅的暗影里却看到同样偷偷赶去，乘车赶回家里的文友洪涛时，我们才知道，原来那个一直劝说我“既来之则安之”的人，也有着自己不可告人的故事。《水幕电影》看似写了一场酒会，背后却有梅老师一家人的命运，有“我”的妻子和孩子对改善生活现状的奢望与期盼
3.惜墨如金，烟波满眼
美国短篇小说大师卡佛的作品，因为其极简而被很多作家和读者追捧。其实，极简也是中国传统美学所崇尚的风格特色。中国的诗和画一向讲究留白，艺术大师往往都是留白的大师，方寸之地亦显天地之宽。
南宋马远的《寒江独钓图》，只见一幅画中，一只小舟，一个渔翁在垂钓，整幅画中没有一丝水，而让人感到烟波浩渺，满幅皆水。给人想象的余地，如此以无胜有的留白艺术，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正所谓“此处无物胜有物”。
程相崧深谙留白的魅力，所以他的小说，有的地方描写密不透风，有的地方又疏可走马。《点痣》中的那对夫妻，为了改变命运，前去点痣。至于他们遇到的是事业的困厄、家庭的挑战、还是情感的危机，则语焉不详。这种故意的“留白”，让更多读者有一种代入感，仿佛从小说中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子。
在《月光曲》中，小夫妻跟城管的斗智斗勇，他们对女儿的无微不至的关爱和柔情满怀的憧憬，写得细致入微，不厌其详。但是在男子出事之后，作者却运用了拼接和蒙太奇，将镜头跳到几个月之后。让人们带着好奇和期待，“脑补”中间发生的一切。这种处理，回避了某些敏感的话题，让人在一种温和的面纱下，越发感受到批判的深沉和钝痛。
《守七》对张叔和张婶的儿女着墨不多，但通过两个老人特别是张婶的遭遇，却对他们完成了猛烈的批判。作者没有直接批判社会保养制度的缺失和缺席，但读者透过人物命运，却很自然地会想到养老问题，并想到自己家里的老人甚至自己必将到来的暮年。
这种有意的“留白”，大大拓展了小说的叙述空间，让小说变得更加耐人寻味，更有嚼头。
4.极其琐屑，极端诗意
程相崧是一位擅长描写琐屑生活的作家，看似平常的一场聚会、一次会议，都能进入他的笔下，变成意味深长的小说作品。在这一类作品里，具有代表性的就要数《指挥家》和《水幕电影》。
前一篇充斥着对一次大会的记录，据说甚至连人名都是真的；后一篇用大段文字写了酒桌上的对话——调侃、牢骚、插科打诨。但是，在《指挥家》中，我走出车站，在广场看到那个一边指挥，一边大声唱着歌剧《茶花女》的男人时，平庸的生活瞬间升华，变得奇异。《水幕电影》中，当那绚烂如梦的光影在窗外呈现，一切也都超越了现实层面，那瞬间燃起又瞬间熄灭的电影，简直成为众人生存状态的一种隐喻。
小说《遥控飞机》也是如此，在极度的冗常生活书写之后，结尾处极度的诗意，让作品有了绝尘而飞的力量。正如大师所言，“幸福的家庭大致相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文中的这对夫妻面对命运的勇气，令人动容。小说结尾写道：
那架飞机的螺旋桨慢慢盘旋着，越来越快，发出“噗啦噗啦”的声音。它又一次飞起来了，黑色的尾巴在地下点了两下，随后坚毅地翘起来，红黑条纹的机身在阳光下一闪一闪。
“我要让它飞，你别松开我的手！”李艾一边追着飞机，一边朝身后的孟东野喊，“我要让它飞，飞！”
结语
程相崧作为新生代文学鲁军一员，体现了新时代文学鲁军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担当，这在他的城市题材小说中，同样表现得异常明显。作为80后的小说书写者，他由乡野写实出发，视野愈来愈宽，力图表现现代都市人的丰富生活，抵达他们的内心深处，表达各色人等的困惑和纠结。
如果相对于总体的创作数量，不得不说，程相崧的城市题材小说还是有些偏少。但是，我却能够明显地感觉到他写得越来越顺手，越来越圆熟，也越来越“讲究”。最初的《父与子》《月光曲》《师道尊严》等，不得不说“质胜于文”，虽然因为题材和思想而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冲击力，但艺术性上毕竟显得略微简单，单一。而到了近年来的《指挥家》《语言学家》《希尔顿香烟》《水幕电影》等，则能明显看出其在艺术形式上的独特追求，并逐渐显示出其艺术风格。
程相崧基于真实、传统和现代三个层面，来书写当代城市人的生存困境、人文遗落，这呈现的无疑是我们所处时代的缩影。他的小说有着复杂的形态，体现了人的精神回归和对信仰的呼唤与渴望。正如评论家赵月斌所说，“当代人的当务之急不是追风逐浪，而应是笃定不疑地抱持一种恒固的精神尺度。程相崧的写作在一定意义上续接了当年“文学鲁军”所凸显的文化批判精神。”（《小说中的精神尺度》，赵月斌，《时代文学》2013年第五期）程相崧的文学创作，在当下的创作背景下，越发显得难能可贵。
链接：程相崧，男，山东金乡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第八届全国青年作家创作大会代表、山东作家协会小说创作委员会委员。小说集《金鱼》入选中国作协“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18年卷。
苏潇雅 suxiaoya 作者简介：苏潇雅：女，70后，祖籍杭州，毕业于华东师大，文学硕士。文学评论家，诗人，自由写作者。文章见《小说评论》《南方文坛》“豆瓣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