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大多数人认为，以乾隆皇帝为代表的东方文明盲目的拒绝一切外来事物，具体表现为马戛尔尼访华的时候说了一句“天朝上国，物产丰盈，本不必与外夷互通有无”，从而失去了和世界平等交往的最后一次机会。
许多人根本不相信，封闭落后的东方古国会对外来世界有任何的了解。
然而我们耙梳史料，却发现了一条较为惊人的新知：乾隆皇帝可能知道法国大革命，并且对此予以警惕。
这一条新知尽管不能对历史发展结果进行否定，但却给了一个全新的视角，那就是乾隆皇帝拒绝开放、拒绝接纳西方可能是因为他看到的一个世界是充满动乱、充满非理性的。
1794年公历9月，当马戛尔尼灰心丧气的从避暑山庄回到北京城后，一位神秘的“私人朋友”来到了马戛尔尼的住处，对天朝的特殊传统体制进行了解释，又给了马戛尔尼一些接下里继续交往的建议，包括“先派一个使节来致意，奠定有力基础……应当按部就班，逐节进行，不能操之过急”。
而后他又说了一段耐人寻思的话：“法国的动乱促使中国官方加紧提防。假如特使携带礼物在法国国内未发生暴乱以来，遭遇的困难要比现在少得多。”
这段话记载在斯当东撰写的《英使元谒见乾隆纪实》中。
这位朋友到底是谁？是中国人还是传教士？他到底是从哪里得知法国大革命对中国是有影响的？
我们无从知晓，但是斯当东留下这样的记述很难说是无中生有。基于此，我们有理由怀疑，法国大革命的爆发给乾隆皇帝一定的影响。
在教科书的影响下，许多人认为法国大革命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先进方向，因而引以绝对的赞颂。然而在当时的欧洲世界，人们看到的是极度混乱的秩序。法国大革命在刚刚爆发之际，带给法国的并非是生产力的迸发，而是生活秩序的紊乱和生活水平的下降。
在漫长的革命过程中，法国大革命时常被认为是一个坏的选择，基于此在未来的数十年中我们能看到帝制的多次复辟，这样的反动也体现了人们对于稳定秩序的追求。
如果这些信息真的传递给了乾隆皇帝，又如果我们不以后来人上帝视角的眼光来看的话，乾隆皇帝很可能会得出和当时绝大多数欧洲人一样的认知，那就是欧洲的动乱思潮和运动是有极大危险的，应当予以充分的警惕。
在马戛尔尼访华之前，乾隆皇帝有可能有出使法国的想法。
清朝前期的数代帝王都一定程度上对西方的传教士抱着欢迎的态度，尽管在传教上进行了极大的限制。在一批传教士的熏陶中，乾隆皇帝对世界的看法，可能超出现代许多人的想象。
圆明园“大水法”的设计者，传教士蒋友仁曾经回答了乾隆的一系列问题，包括：
在欧洲各国中是否有一个可以主宰沉浮的霸主？ 法国及欧洲哪些国家的女子可以继承王位？欧洲共有多少个国家？多少军队？作战的方式及谋略有哪些？
法国与俄国是否有外交关系？ 这些年俄国为何能在科学、艺术方面取得那样多的进步？
哪个欧洲国家控制了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的首都雅加达）？ 在吕宋（今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欧洲人是哪个国家的？ 上述地区离欧洲如此遥远，如何进行有效的控制？ 在地图上（系乾隆看到的世界地图）看到的远离欧洲的一些地方标明“新西班牙”、“新荷兰”、“新法兰西”，这些新王国指的是什么？
大约在马戛尔尼访华前几年时间，法国传教士钱德明曾给自己的妹妹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这样一句话：“乾隆皇帝有遣使臣至法见路易十六世之计划， 德明将随使行。法国王室似甚期待使臣之来。”
然而又因为什么原因搁浅了呢？其实也很好理解，那就是1789年开始爆发的法国大革命，严重影响了两个帝国之间的交往，要知道新生的法兰西共和国是很难接受另外一个帝制国家的使节的，况且这个国家又是在当时被一黑再黑的“东方专制王朝”。
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杀。当年10月6日，噩耗传到北京城，钱德明跪地为不幸的君主祈祷，为其国王举行弥撒。而钱德明得知法王被斩首的时间点，正好是马戛尔尼前脚刚走的时间。
基于此，我们应该判断出：乾隆皇帝不能在马戛尔尼访华的那个时间点中，知道路易十六被斩首的信息。
同时，9个月的信息往来速度，又让人有相当的怀疑：是否这些传教士早早的就将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消息告诉了乾隆皇帝本人？而又因为他们本就是所谓的“保守派”，因而也深刻影响了乾隆皇帝的判断呢？
这只是根据时间上的推测。
以上两条材料虽然证据看似确凿，却犯了史家孤立不证的毛病。我们甚至很难说马戛尔尼的这位朋友到底是不是他虚构的？这个人得到的到底是不是可靠的消息？而钱德明所得知的消息是否是他道听途说的谣传或者是误解？
笔者本想对此进一步的考证，但我发现这其实毫无意义。
无论乾隆皇帝知不知道法国大革命，清廷没落和屈辱的近代史却无法改变。历史的惯性使得整个帝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着对外来事物的抗拒和盲目，即便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朝野上下也没有对西方国家进行清晰有效的认识，这样的历史惯性让中国在列强侵略的过程中，一次又一次的错失发展的机会，最终沦为世界耻笑的“东亚病夫”。
乾隆皇帝给他儿孙留下的，也并非一个铁打的江山，罪魁祸首也有他自己的责任。他把西方的新知当做娱乐的把戏，帝国一贯的愚民政策让他觉得将这般新知传播给老百姓简直是一个祸害。
尽管他对西方的了解可能是超过了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但这种因满汉畛域导致的错误思想，让他无法将这样的新知传播给士大夫乃至老百姓，最终导致一个奇怪的历史现象：
魏源、林则徐的那个年代，他们孜孜不倦的翻译、绘制世界地图，而这样的世界地图早就静静的趴在紫禁城的档案馆中，连继任的皇帝都未曾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