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保罗·卡拉尼什的故事改编成电影，也许会有这样一幕：女孩独自玩耍，阳光洒进屋子，画外音响起。
“在往后的生命中，你会有很多时刻，要去回顾自己的过去，罗列出你去过的地方、做过的事，对这个世界的意义。我衷心希冀，遇到这样的时刻，你一定不要忘了，你曾经让一个将死之人的余生充满了快乐。”那是保罗写给女儿的遗言。
保罗是印度裔美国医生，2013年5月被确诊为第四期转移性肺癌。他的住院医生培训还剩一年多，本应顺利成为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神经外科专家，但“想象中的未来，那么多年奋斗即将迎来的人生巅峰”，瞬间烟消云散。
为了留下些什么，保罗用最后的时光撰写了回忆录《当呼吸化为空气》。书名来自17世纪英国诗人福尔克·格莱维尔的诗句：“你在死亡中探究生命的意义，你见证生前的呼吸化作死后的空气。”回忆录尚未出版，保罗就去世了，年仅37岁，离开了妻子和不满一岁的女儿。
以患病为界，保罗的生命被截成两半。前面35年，他成长、阅读和求学，准备迎接最好的时光；后面两年，他则尽力克服由未知和失落而生的沮丧。尤其残酷的是，他完全没做错什么，甚至可以说富有道德力量，他也深知疾病的原理，但这些对死亡都无能为力。
妻子露西在后记中写道，悲伤有时很沉重，压得她浑身颤抖，呻吟呜咽。但她相信两人还在同行，就像C.S·刘易斯所说：“丧亲之痛并不能阻断婚姻之爱。”短短一生，保罗始终希望藉由文学、信仰和道德来寻求有意义的生命，最后终于跨越了死亡。
自由意志也遵循物理定律
保罗出生在纽约，十岁时随家人迁往地处高原的亚利桑那小镇。“在这个地方，尘土如恶魔，不知来处，腾旋而起，模糊视线，继而又不知所踪。绵延的旷野消失在无穷无尽之处。”父亲喜欢那里的阳光，低生活成本，以及开设自己的地区性心脏专科诊所的机会。
保罗家来自印度南部，父亲是基督徒，母亲是印度教徒，两人私奔引发了家族间的长期纷争。母亲忧心高原地区的教育，找来一份来路不明的“大学学前书单”。保罗十岁就读了小说《1984》，因书中的性描写震惊不已。
由书单开始，保罗读得越来越多，17岁立下了当作家的志愿。他在申请大学时写道：快乐幸福并非生命的意义。大学论述文的主题是赫胥黎小说《美丽新世界》，那本书奠定了他初期的道德哲学，也帮他申请上了千里之外的斯坦福大学。而家庭最贫困的同学里奥申请上了耶鲁大学，令他格外兴奋。
大学前的暑假，保罗偶然读到杰雷米·莱文的《撒旦：不幸的卡斯勒医生的心理疗法与治愈》。莱文写过经典名片《恋恋笔记本》的剧本，这本小说却很无趣，不过“漫不经心地提出了一个假设：思想不过就是大脑运转的产物”。保罗因之震惊：“尽管我们拥有自由的意志，但仍然是有机生物体，大脑是我们的器官，也遵循一切物理定律。”
保罗已经在课程目录里标记了许多文学课程，那晚开始寻找生物和神经系统科学的课程。在斯坦福，他先拿到英语文学和人体生物学的学位，接着申请了学校的英语文学硕士。最令他向往的，一直是探究生命的意义。
硕士时光，著名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对保罗影响很深。他了解了构建语汇系统的原则：“伟大的文学作品能提供属于它本身的工具，吸引和催促读者去运用它们的语汇系统。”他发现，自己的论文研究对象沃尔特·惠特曼，在一个世纪前也为同样问题困扰。
保罗的论文《惠特曼和人格的医疗化》获得了好评，却在文学圈显得离经叛道。其中的精神病学、神经病学内容，与文学批评比例大体相同，他厌倦了太过政治化和反科学的学问。好友们去纽约寻找未来时，他在踌躇，直到在回家路上听到召唤：弃文从医。而我们更熟悉的，恐怕是鲁迅、郭沫若，乃至余华的弃医从文。
不要叫“尸体”，最好说“捐献者”
作为医学院的闯入者，保罗的思考证明医学不仅治病救人那么单面。医学关乎人性，光明高尚和阴暗卑微兼有。文学的长久影响，使他的经历更加独特。
第一次解剖尸体，切下从颈背到腰背的第一刀，“皮囊包裹之下本无从得见的筋骨展露在眼前”，令保罗永生难忘。不过，神圣而令人百感交集的仪式，逐渐被还原为枯燥沉闷的课堂练习，令他质疑起自己的崇高理想。
后来，保罗在一具尸体的胃里发现两片尚未消化的吗啡。那意味着这个人在痛苦中死去，“也许当时正孤身一人，手忙脚乱地抓着药瓶”。教授告诉他们，不要再叫“尸体”，最好说“捐献者”。捐献者们极大帮助了医学进步，要知道，十九世纪的医学院学生，需要自己带尸体来上课。
与尸体打交道，让保罗认识到医生的重负：“医生们以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方式入侵人体。他们看到的，都是人们最脆弱、最恐惧、最私密的时候。”他们的工作，要同时保持专业要求的冷静和对生命的热忱。
在肿瘤科，同期的医学生玛丽告诉他，手术开始时，自己祈祷病人的癌细胞转移。如果没转移，手术就要正常进行，她本已疲惫不堪，不想再因手术而站整整九个小时。祈祷灵验了，病人的癌细胞大面积扩散，手术取消，但她没法停止谴责自己。保罗遇见她时，是手术原定开始时间后十五分钟，那时她正在走廊里哭泣。
医学院第四年，同学们选择了要求没那么高的专业，诸如放射科或皮肤科。“他们在申请医学院时写就的雄心壮志，要么打了折扣，要么消失得无影无踪。”经过一段考虑，保罗选择了神经外科，念头最早源自在病房里听到的，一位儿童神经外科医生与病人父母的谈话。
那孩子长了一个很大的脑瘤，母亲是放射科医生，完全明白病情，当场情绪崩溃。医生轻声地鼓励他们，扼要概括“这是一场长途旅行”，再说到手术计划，结果和预后，需要注意的各种决定。夫妻两人起初“毫无血色、呆滞迟钝”，慢慢地，“神情越来越振作和集中”。
认真观察整个场景的保罗顿悟，医学实践具有哲学和生物学的双重含义：熵总是增大，而生命无常。他相信脑科手术更接近人的本质和生命的意义，譬如“到底怎样的人生才值得一活”。
所有意义，是通过残酷而戏剧性的抉择来体现的：失去说话的能力，交换几个月生命；冒着丧失视力的危险，有非常微小的可能性，排除致命的脑出血；以及，孩子的神经承受多少痛苦，才愿意选择让他死去。关键在于，脑部控制着人对世界的感知。
原来医生们也需要希望
医学院毕业后，保罗还再接受七年训练。到医院第一天，带他的医生就交给他43个病人的名单，只说一件事：“他们永远可以给你带来更多伤害，但他们无法让时间停止向前。”从一位82岁的老太太开始，她在那一年见证了许多死亡。病人不再是病历上的文字，而成为真正的人。
后面的日子，保罗基本每周工作100个小时，疲惫不堪，因对痛苦习以为常而怀疑自己的道德观。他联想到托尔斯泰笔下的医生，生搬硬套，忽略医学中的人性，无法理解他人的痛苦。他知道，为阐明病例或说服对方正视危险，倚重与病人及其家人的交谈：“要是手术刀没有用武之地，外科医生唯一的工具，就是言语。”
随资历增长，保罗的技术变得更加精湛，也明白更多生命的道理。左脑两个控制语言的区域，若全部损伤，“病人就变成了一座孤岛，人性最核心的部分永远消失”。他曾遇到一位脑瘤患者，回答任何问题，都只冒出一串数字。无论开心、急躁还是恼怒，他都无法有效传达自己的意思。某次查房末尾，他悲哀地重复着“十四一二八”。几个月后，他去世了，带走心里的无数秘密。
保罗的同事罹患胰腺癌，经过艰难治疗才回到工作岗位，终于认清工作和痛苦的价值。另一位相熟的医生因病人去世而不堪重负，选择了自杀。保罗记得，他曾和对方谈过生命、生活，两个人彼此同情，互相安慰。直到生病，他切身体会了疾病带来的痛苦和虚弱，而在不久之前，自己还能在手术室中一口气站将近36个小时。
从此，医生保罗也成了病人。他的40年职业规划，前一半是外科医生兼研究人员，后一半写作。他一下子跨入了后面那一半，分出精力，去文学作品中寻求生命意义。他在挣扎：重建旧生活，还是寻找新生活？
在身心痛苦中，保罗与妻子修复了婚姻，决定生一个孩子，并详尽地记录了自己身体的演变与治疗过程，以及他重回手术台的努力。他一遍又一遍重复塞缪尔·贝克特小说《无名之人》里的词句：“我无法前行。我仍将前行。”
决定做最后一天住院医生时，保罗想起了艾略特的诗歌《荒原》：“白骨在碰撞，得意的笑声从耳边传到耳边。”当那一天工作结束，他热泪盈眶。信奉多年无神论之后，他重归了基督教的核心价值——牺牲、救赎和宽恕，相信仁慈无论何时都重于正义。他越来越疲惫，从重返外科到重新走路，预期越来越小。
与自己的医生互相安慰时，保罗发现：“原来，医生们也是需要希望的。”这个时候，他已经不知道意义何在，但坚持凝视“永恒的现在”。
保罗说，所有经历令他顿悟了医者的责任：“在病人和家属的生活分崩离析时，给他们庇护与看顾，知道他们可以重新站起来，面对挑战，并想清楚今后何去何从。”生命中最后一个星期六，他又朗读起《荒原》：“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他决定选择缓和医疗，不再继续无谓的治疗。他最后一次对妻子说：“我爱你。”
2015年3月9日，星期一，在全家人的陪伴下，保罗·卡拉尼什安然去世。他被葬在圣克鲁斯山一片田野的边缘，在那里俯瞰太平洋和海岸线。 | SY
文章原刊于《南方周末》网站，并发布在公众号“咖啡香烟”（Coffee_Cigarettes）上。
图片说明：
图一为露西母女在保罗的墓碑前，来自Stanford Medicine官网；
图二为保罗和露西的婚礼，来自互联网；
图三为保罗·卡拉尼什，来自互联网；
图四为卡拉尼什一家，来自《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