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创立的儒家学说成为后世传统文化的思想根基，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瑰宝。以盛唐为代表的古代中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思想开放、文化昌盛，儒家思想得以广泛传播海外，对许多东南亚国家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其中越南就是极具代表性的一个国家。
一、传入：“越南先儒”士燮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几千年来涌现出一大批卓越的思想家、政治家。但若论文化交融最活跃、思想碰撞最激烈的历史时期，则非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莫属。
到了汉武帝时期，绝大多数门派的学说被禁止传播，大量前朝专著被没收或焚毁。儒家思想正式成为社会的正统思想，并且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时至今日仍对我们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从汉武帝开始，中国古代的一个思想大繁荣时代宣告终结。
南越地图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派遣伏波将军平定南越，并在当地设置了南海、交趾、日南等九个郡，这便是孔子学说在当地传播的开端。东汉光武帝时，锡光和任延分别被任命为交趾太守和九真太守，他们不仅教给当地人民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还将中原地区的孔子思想在当地广泛传播，以至于掀起一股浓厚的“岭南文风”。
如果说前面三位为孔子学说在越南的传播铺垫了坚实的基础，那么开始让孔子学说真正深入人心的当归士燮莫属。士燮是东汉苍梧人，少年时游历四方、潜心治学，对《春秋》《左传》等经典颇有研究。后来任交趾太守，前后持续了近40年之久，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越南史官吴士连这样记载道：“越南通诗书礼义、文乐教化，堪称为文明之邦，而这些都是从士燮开始的。他的巍巍功德不止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是一种莫大的恩惠，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交趾人民也因此对他崇敬有加，纷纷尊称其为“士王”，士燮更是被后代人奉为越南先儒。
士燮
唐朝时期，孔子学说愈发受到统治者的推崇，因而得以在南洋地区得以更广泛地传播。唐太宗李世民大力推行科举取士，主要科目涉及四书五经等明经课程。高宗年间，唐朝在交州设置安南都护府，并将科举制度传播到这里。官方行为推动了民间对于诗书礼义的追捧，加之中原文人与安南文人之间的交流往来，孔子学说得以进一步在当地广泛传播。
二、发展：科举取士与“程朱理学”
宋朝时期，作为藩属国的越南效法宋朝大力实行科举制度。当时的越南李朝统治者李圣宗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广修文庙，建起孔子、周公的雕像，每个季度都要举行祭祀仪式。李仁宗时期，国运昌盛，经济、文化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公元1075年，李仁宗举办了建国后的首场科举考试，分别考察明经、博学、儒学三门科目，后来甚至专门建立了国子监，作为皇太子和文官们学习儒家经典的地方。
越南河内国子监
公元1226年，陈朝建立，陈太宗参考前朝制度，开始在越南正式实行科举取士制度，并仿效中国殿试录取三甲进士的方法录用人才，给成绩优异者颁赐“状元”“榜眼”“探花”等荣誉称号。他先后创立了新的国子院和国子监，并提倡百官让自己的宗族子弟入学读书，还亲自为每位皇子撰写铭文，教导他们要“忠孝和逊，温良恭俭”。
公元1253年，陈太宗颁发诏令，让全国的儒家学者在都城的国子院汇合，为百官讲解四书五经的奥义。
李、陈二朝仿效宋朝，统治者非常尊崇孔子学说，并且上行下效，通过科举制度的推广引领民间的儒学风潮。这些举措对于越南统治者巩固统治、发展经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陈太宗设科取士，宰相选贤举能，朝廷甚至出台了完备的相关法律。天子尊贤重道，百官勉励德行，百年基业由此得以稳固。
越南史学家评论说：李太祖时，圣学儒风尚未得到振兴；李英宗时期开始修庙立祠，中国文化才得以开始传播；陈太宗即位后采取科举制度，制定完备的法律条文规范了朝廷的选官制度；陈圣宗则堪称是尊儒重教的楷模，非常注重百官的举止德行。
正是由于统治者对于孔孟儒学的尊敬和推崇，一大批有学之士纷纷涌现，如黎文休、黎括、张汉超等人都是当时天下闻名的大儒。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黎文休曾经编纂《大越史记》，记述李昭皇之前越南的历史，编写手法上与《春秋》的编年体如出一辙，成为越南历史上最早的通史经典。
宋明年间，以二程兄弟和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得到了中国统治者的重视，著名的朱元璋、朱棣父子都是这一学说的忠实粉丝。程朱理学以孔孟儒学的基础，创造性地发展出理学和神学的思想，讲究“理高于势，道高于治”，堪称中国古代哲学界的一次深刻变革，对东南亚许多国家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朱熹
公元1407年开始，明朝曾在安南进行过20年的统治，在这段时间里，明朝的《五经大全》《性理大全》等经典书籍成为安南一带各府州县学堂的必读书目，影响了整整一代的莘莘学子。
黎朝建立后，统治者将儒家思想与程朱理学定为治国的根本思想，大力发展诗书礼乐，开办学校、重设科目，祭祀孔庙、重振儒风。科举考试制度得以继续施行，仍以《四书》为必考科目，每三年举行一次大选，为国家输送了大量的优质人才，阮荐、吴士连、黎贵惇等人都是当时越南文坛的著名学者，久负盛名。
三、全盛：阮朝是越南儒学发展的顶峰
公元1802年，阮福映在顺化开朝称帝，阮朝与清朝仍然保持着宗藩关系。嘉庆皇帝亲自册封阮朝国王，并赐名"越南"。从这以后，越南的典章制度大都效仿清朝的规制，而对于儒学的尊崇也一如既往地延续下来。
但是，清朝之前的理学奢谈义理，空疏无用，因此受到了广大有识之士的鄙夷的排斥，大儒顾炎武率先提出了程朱理学的致命弊病，主张开创儒学新风。这一时期越南的儒学受到清朝影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摆脱了程朱理学的束缚，不再一味强调义理的阐释，而是把侧重点放在了经国济世之上。
阮朝官员
同中国的清朝一样，阮朝也是越南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统治者深知如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光靠武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兼顾儒学和文教的弘扬，才能够真正保障万民归心、江山永固。因此，他们主要在三个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第一，统治者在全国范围大力兴办学校，并非常重视皇子对于儒家思想的学习，为了满足百官和学士们对于学习儒家思想的需求，朝廷还大量刊印儒学经典，在全国各地广泛流传。
嘉隆帝修建了国学堂和崇文馆，以身作则申明教化，吸引四方儒士来到京师讲学。后来又设立“集善堂”，专门用于为各位皇子讲学的场所。皇子们从小学习《小学》，然后依次是《四书》、《五经》、《春秋》等课程，以明白正心修身、孝悌忠信的道德准则。
儒家经典《四书》
第二，在全国城镇修建孔庙，提倡祭祀，并向全国官民百姓推广孔孟思想。嘉隆年间，统治者不仅在京师建文庙，还命令各府州县自行建造，并规定每年的二月和八月准时举行对孔子的春、秋祭祀，历代君王届时都会亲临现场，场面非常隆重壮观。
明命帝曾颁布戒律十条用以约束全国子民，告诫人们要恪守“仁孝礼智信忠孝悌”的处世准则，他说：“人生于天地间，就应当多行善事，去除恶行。”
“孔子庙是世界上最具有感染力的宗教建筑。”——英国历史学家李约瑟
第三，广施仁政，以德治国。嘉隆十年，越南北方发生严重灾荒，千万灾民深陷水深火热之中。统治者命令地方官员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并且可以先斩后奏，不必上报。嗣德年间，有地方官吏上书请求朝廷拨款修缮道路和桥梁，嗣德皇帝很快同意拨款，并亲自批复：“筑桥修路，利人济世，也是一种仁政啊。”
越南河内文庙
早在郡县时代，越南就已经深受来自中国的孔子学说的熏陶。建立独立政权后，历代统治者推崇儒术，采取科举取士，推动了儒家思想在越南的广泛传播，对于越南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自西汉时传入交趾，到阮朝嗣德年间，儒家思想在越南的两千年构建了两国之间强烈的文化认同，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它不仅是中越之间文化交流的重要成果，对于两国关系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后汉书》
《大南实录》
《大越史记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