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过去有这样一句话：你若盛开，蝴蝶自来。这话放在张爱玲身上我觉得一点毛病都没，出生上海的张爱玲收获粉丝无数，当然这其中最重量级的嘉宾其实就是香港大学。
张爱玲活的时候没有活成一朵鲜花，到是死了之后成了一朵绽放的鲜花，她太艳丽了，特殊的味道吸引来了大量的“蝴蝶”。
我觉得从2019年到2020年，没有人对香港大学陌生，最起码在历史上肯定是大写特写的一笔，当然今天我们也更不陌生，以前是我的孤陋寡闻，从没想到张爱玲能和港大联系到一块。
今天从百度上看到澎湃新闻的一则报道，说9月30号是张爱玲诞辰100周年，香港大学线上举办“张爱玲百年诞辰纪念文献展”。
起初觉得似乎哪里不合适，后来突然大悟，理应该是如此，有共同价值观的他们即便结为文化上的夫妻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张爱玲和港大的渊博
1920年9月30日张爱玲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区一幢没落贵族府邸，说是没落，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因为她有个“宰相合肥天下瘦”的外祖父李鸿章。
她和穷其实一点关系都没，张爱玲自幼就锦衣玉食，接受的是最好的教育，1930年她进入美国教会办的黄氏小学插班读六年级，很早就接受了西式教育。
后来更是进入了上海有名的贵族学校，圣玛丽亚女校，这些纯粹的西式教育塑造了张爱玲不一样的人格，但她的争议其实和出生上海的顾维钧如出一辙。
1939年，张爱玲考取伦敦大学，却因为抗战而被耽误，最后不得已改入香港大学文学系。不久，在《西风》月刊上发表她的处女作《天才梦》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大学停办，张爱玲只好返回上海，她报考了上海圣约翰大学，但是因为国文未及格而未被录取，这里是顾维钧曾经就读的大学，只是没有给张爱玲张开手臂。
红遍上海的文人
1943年，张爱玲在《紫罗兰》上发表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该小说奠定其在上海文坛的位置，大红后的张爱玲从此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名气越来越大，一时风光无限。
张爱玲无疑是有才华的，她的作品不回避人性的阴暗，可以说是一个负能量的吸尘器，几千年来我们作品都是对美好和正义的赞歌。
但是张爱玲的作品打破了这种默认的规矩，她从别人不愿意提及的旮旯里找到那些阴暗潮湿的东西，然后用优美的文笔表现出来，这种视觉上的冲击感是以往任何时代都没有的观感。
记得以前听过一个笑话，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从传播学角度考虑，张爱玲无疑抓住了人类的视线，做了那个时代第一个新媒体运营人，内容差异化，个性化，标签化。
只是张爱玲没有刹住自己的车，她是差异化过头了，不久就和胡兰成搅合在一起，据胡兰成《今生今世》记载，他们恋爱期间，也时常很自然地谈论日本的绘画与文学，还与日本文人池田笃纪等保持密切往来，池田笃纪甚至认张爱玲为“姐姐，而他本人更是上海滩最有权势的日本人之一。
有人把张爱玲最喜欢和胡兰成联系到一块，但其实压根没有必要，他们都有自己独立的人格，都是做出了自己最正确的判断，无关乎旁人。
张爱玲作品里的日本
在日伪统治的政治孤岛上海，张爱玲无疑是炙手可热的人物，时常出入汪伪第三把手周佛海的家门，就连日本军人宇垣大将到上海，也想与张大小姐结识。
此时的她不但是上海滩的名人，也是日本人眼中的名人，日本人当然不会去亲近抗日份子，这是理所当然的，或许我们能从她的作品中找到一些端倪。
在《忘不了的画》里，张爱玲在这么一篇谈绘画艺术的文章里也忘不了对日本称赞一番。“在《双声》一文中，她说：“同西洋同中国现代的文明比起来，我还是情愿日本的文明的”
如《私语》说：“沪战发生，我的事暂且搁下了。因为我们家邻近苏州河，夜间听到炮声不能入睡，所以到我母亲住处住了两个礼拜。”
《私语》写于1944年，此时的日本显然气候不长了，但张爱玲的笔尖里流露出一股和自己无关的调子，这些炮声只是让张大小姐难以入睡，仅此而已。
在胡兰成的《今生今世》中，她对张爱玲如此笔墨了一般，很多人批评胡兰成风流成性，但事实上在张爱玲整个 生命蜕变的时期，有谁比枕边人胡兰成更懂张爱玲。
“爱玲种种使我不习惯，她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慈悲布施她全无，她的世界里是没有一个夸张的，亦没有一个委屈的。她非常自私，临事心狠手辣。她的自私是一个人在佳节良辰上了大场面，自己的存在分外分明。她的心狠手辣是因她一点委屈受不得。她却又非常顺从，顺从在她是心甘情愿的喜悦。且她对世人有不胜其多的抱歉，时时觉得做错了似的，后悔不迭，她的悔是如同对着大地春阳，燕子的软语商量不定。”
张爱玲为什么拒绝离开日伪统治的上海
在日伪统治上海时期，很多名人顾及自己的名声，都低调苟且的活着，只有张爱玲如此张扬高调，据柯灵回忆，郑振铎前辈等人曾规劝过其人，但都被张爱玲拒绝。
后来柯灵甚至帮其谋划离开上海前往重庆，但是都被其拒绝，因为她说：“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
张爱玲立志做一个特别的人，她曾在《打人》中这样写道：我向来很少有正义感，我不愿看见什么，就有本事看不见。
与张爱玲的看不见相比，萧红、巴金等文人辗转多地，如武汉、桂林、衡阳，最后退却到重庆、贵阳等僻远之地。
如丁玲、艾青、何其芳等人直接用笔墨和日本人展开了斗争，胡兰成说她“冷血自私，心狠手辣”自此看出一点都不虚，和她的曾外祖父李鸿章一样，只要我过的好，别人是死是活和我有啥干系，用句话来形容就是：“自扫门前雪，那管别人瓦上霜。”
结语：杨东平先生在《城市季风》一书中有这样的表述，他认为“上海市民大多对政治持敬而远之、与己无关的冷漠态度。除非和自己利益有关”
事实上近代著名的外交家顾维钧也是同一类人，他和张爱玲不一样的是，张遇见了文字，他遇见了政治，他们都在自己的领域有所建树，但背后的事情都经不起推敲。
顾维钧靠三位妻子后面的岳父接力成材，而张爱玲最璀璨的时期恰恰在日伪统治的上海，这不能说不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和嘲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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