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中国孩子看病是一件十分憋屈的事儿
作者/慧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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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水平有限，不能为医院创造财富，特申请全体转岗。”
近日，安徽宿松县人民医院儿科全体医护人员签署了一份报告，以集体请愿的方式表示，这工作没法干了：
“我们受不了多次侮辱，再次强烈要求转岗，愿领导批准。”
这张刷屏的报告显示，宿松县医院儿科医生们的绩效工资，比医院里有编制但整年不上班的人都低，已经到了难以养家糊口的地步。
报告显示，该院的绩效工资，儿科1.0系数仅为498元，平均每天16块钱。
而相比之下，医院里行政后勤的1.0系数绩效工资为2600元，是儿科医生的5倍还多。
这不是欺负人，这是侮辱人。
如此悬殊的绩效工资标准，已经不是不公，而是一种对儿科医生劳动价值的“侮辱”——与每天16块钱的绩效工资相比，儿科，是医生们公认的最繁忙也是最容易“惹麻烦”的科室之一。
“中午连一连，下班延一延，白班连中班，中班不回家”，这是中国儿科医生的普遍工作状态，入职即劳模。中华医师学会儿科分会的调查数据显示，儿科医生的工作量平均是非儿科医生的1.68倍。
首都儿研所普外科主任医师李龙2年前接受财新的专访，他告诉记者：
高峰期他一个上午，就要接诊100多个患儿。
以8点上班12点下班计算，每个小时平均要看20多个患儿，每个孩子平均的问诊时间只有3分钟，这显然是一种不现实的乐观平均，所以长时间加班已成为“标配”。
（李龙主任在接诊）
这一年，李主任的春节假期只有14个小时，他原本已回到东北老家，大年初一又被院里的电话紧急叫回北京。
在他主管的普外科，每1名医生平均要照顾的病人数量是：30人。而在医疗资源分布均衡的发达国家，这一数字是：6人。
同时，儿科医生还面临着更恶劣的行医环境：
给成年人看病，医生面对的只是一个成年人。而在儿科，医生常常面对的是“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和一群滔滔不绝的家长”。
嚎啕大哭的孩子，让儿科医生的工作环境常常处于80分贝以上，“孩子一哭，整个听诊器都是嗡嗡的声音，震得耳朵疼”。患儿啼哭的副作用不止于此，它还极易引发家长的情绪失控。
“如果来一个胖一点的孩子，护士找血管，扎两针扎不到，有的家长一个耳光就扇过来了。”
（二）
与儿科医生疲惫的日常相对应的，则是中国儿童“看病难”的难言之痛。
(儿研所深夜候诊人群）
尤其在儿童流感的高发季，在午夜凌晨你去到任何一家儿童医院，都能看到灯火通明的急诊大厅里挤满了焦躁的家长和表情痛苦的孩子。
“排队两小时，看病3分钟”是儿科诊室的常态。尤其在北京儿童医院、儿研所这样的知名儿童医院，儿科医生疲于应付，有限的精力留给每个孩子的时间以秒计。
家长觉得医生看病敷衍、问诊不仔细，讽刺“医生的钱也太好赚了”，但他看不见，急诊室外面还排着几十个哇哇大哭等待看病的孩子。
导致这一切的深层原因，当然是因为医疗资源紧张。不过相比其他科室而言，中国儿科医生的数量格外紧张。
根据《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的数据，每千名儿童的医师配比仅为0.55人，与之相对，美国每千名儿童的医师配比是1.6人。
在中国，平均1803名儿童才“配备”一个儿科医生。
儿科医生巨大的缺口，甚至导致了在一些医院里，儿科诊室连“抓”一个人临时加班的选择都没有。
2018年，天津一家三甲医院儿科停诊通知在卫生系统内热传。这家三甲医院当时只有3名儿科医生，而恰巧当时3名医生都生了病，无奈之下儿科只能停诊。
儿科缺人，在医学生择业时就可见一斑。“医学院临床本硕连读七年制，硕士时全班30多人只有2人选择了儿科。”
前些年，甚至出现了这样奇葩的新闻：大连12所医院联合招聘，结果竟然没有一位同学应聘儿科。
无奈之下，2015年相关部门甚至对儿科、急诊两科室的学生采取加试、降分的录取方式，期望在短时间内迅速弥补儿科医生的巨大缺口。
新鲜血液补充不足的同时，各大医院的儿科还面临着儿科医生加速流失的雪上之霜。
《中国儿科资源现状白皮书》数据显示：仅2011至2014年，中国儿科医生流失数量就高达14310人，这在相对稳定的医疗体系中非常扎眼。
其中，35岁以下医师流失率为14.6%，占所有年龄段医师流失的55%。
在财新那篇《疲惫儿科》的专访里，首都儿研所李龙主任说了一组数据：
1985年李主任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当年全国进到儿研所的100名医生，到2005年只剩下20几个。“大部分下海做医药代表，还有一部分从事医美，因为儿科培养出来的手细，缝合得好。”
儿科就是医院里的“西伯利亚”，在中国的医生圈子里，一直流行着一句无奈的调侃：
金眼科，银外科，马马虎虎妇产科，打死不去小儿科。
（三）
造成中国医院儿科医生巨大缺口的原因，核心其实只有四个字：
无利可图。
综合医院儿科不赚钱，甚至“赔钱”。在医疗系统内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宿松县人民医院此次儿科医生集体转岗抗议，其背后依然是收入与付出严重不对等的矛盾。
（百科甚至专门有一个词条：儿科医生荒）
儿童由于其身体的特殊性，对医生而言，诊疗难度比成人高，但创收却远远低于成人。
一方面是用药量小，医生给儿童开药必须慎之又慎；另一方面是儿童所做的检查和手术数量相对成人而言都很少。
即便有检查，儿童医院的造影、核磁等仪器使用效率也远远低于成人。
比如价格昂贵的核磁共振机，成人医院一天可以做20人，儿童医院则只能做10人，相对于成人而言，儿童医院的设备使用率低，成本高居不下。
而众所周知，相对于检查和材料费，中国医生所付出的专业服务价格是很低廉的。
北京儿童医院物价办公室吕锐曾举过一个例子：
以一台新生儿换血术为例，需要五六个医生七八个小时的高强度工作。
但这些儿科医生们加起来的劳务价值，甚至不如一根导管的费用。
你可以把中国绝大多数医院当成一家公司，院长就是这家公司的CEO，这些公司对自家员工（医生）的考核标准本质上和其他公司没什么区别：
绩效考核，比的就是哪个科室给医院赚的多。
结果可想而知，在大多数医院里，儿科医生顶着极高的压力，忍受着极重的劳动，但在当下这个考核体系中，他们却拿着最少的钱。
儿研所主任李龙曾对记者坦白：
“一个成熟的儿科医生的收入，大约是成人医生的三分之一。”
这样的“失衡”，远远不是一句“白衣天使”的赞美就能弥补的，这样的“不公”，远远不是医院领导几次思想工作就能疏解的。
我们的医疗系统和制定考核的领导，也应该听一听下面的声音，少做一点思想工作，多给儿科医生们加加“鸡腿”。
如果给孩子们看病的医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尊重，很难想象，他们面对患儿的时候，能拿出十足的耐心和专业精神去应对。
毕竟，当下这种一刀切的绩效考核标准，不可能建立起一个高质量、良性循环的的儿科系统。
中国孩子什么时候能告别看病难？
在我的认知里，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一直很简单：
当儿科成为中国医院里优秀医生们趋之若鹜的“金饭碗”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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