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0年9月30日，是张爱玲诞辰100周年，而今年9月也是她逝世25周年。关于祖师奶奶的人生，她在自己的作品里写了很多回；她的很多小说，也被翻拍了很多遍。在这个9月，我们要细读的，则是她晚年的一部特殊作品——《海上花》，本文为该系列的第三讲。
细读张爱玲《海上花》3
上一讲中，我们关注了张爱玲小说中一种典型的男性形象——封建没落贵族家的少爷，所谓的遗少式的人物。无论是《倾城之恋》里在黑沉沉的旧阳台上拉胡琴的白四爷，还是《金锁记》里以情爱作为诱饵，试图骗取曹七巧钱财的三爷姜季泽，他们的形象毫无例外的是狂嫖滥赌、入不敷出，挪用公账，最后潦倒收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遗少的沉沦和落魄是一个时代衰败的缩影。
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上海的长三堂子文化可谓是盛极一时，到长三书寓消遣一度成为上流社会男性的普遍社交选择。即便并不嫖妓，许多社交行为也不可避免地围绕长三妓女展开，酒席、茶馆、戏院都有长三活跃的身影；而对那些生意场上的人来讲，长三书寓也是一个私密且体面的商务场所。总的来说，长三书寓给这些上层阶级的男性一种特殊的文化身份想象，让他们显得更风雅、更懂情趣，也更有品位。
除了这种自我标榜之外，长三堂子之所以令许多上流社会的男性流连忘返，还有比较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长三的游戏规则中包含了一种隐形回报，它提供给这些嫖客们一种类似于恋爱的微妙体验。妓女们的肉体不是被明码标价的商品，而金钱也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从收获长三的青睐到成为入幕之宾的过程，被包装成了一种暧昧游戏，其中充满了男女之间试探、诱惑、较量与征服。
1.如何才能正确地喝上一杯高级花酒？
这套暧昧游戏，首先是由一整套复杂的流程制度来予以保证，而且越是当红的长三，对流程的要求越严格。不遵守规定去喝“霸王花酒”，要么是“大流氓”，人人避之不及，要么被看作“乡下人”，有钱也买不到尊重。
所以要了解长三文化中暧昧游戏的机制，我们就要先了解这个问题：如何才能正确地喝上一杯高级花酒？这里有三个步骤。
先说喝花酒的第一步：打茶围。所谓“打茶围”就是访客来妓院和妓女喝茶、聊天。这个环节长三要价三元，幺二要价一元。长三和幺二相比，高门槛不仅表现在价格上要贵一点，而且还在于她们绝不会接待不知底细的客人。
电影《海上花》（1998）剧照
在《海上花》中，一个北京来的客人叫高亚白，初到上海滩，为了在社交场中不至于形单影孤，显得触目，就需要结交一个长三相好。于是上海客人钱子刚就带着他满世界地去打茶围。熟客引见是进入长三书寓的一个重要门槛，它意味着新客户必须是个知根知底的人，不至于因身份悬殊而跌了妓院身价，也避免遇到混吃混喝的诈骗犯，毕竟长三堂子都是赊账消费，到三节才结账的。
同时，“打茶围”也是一个客人和高级妓女彼此筛选的过程。如果双方彼此看不对眼，或是审美大异其趣，就可以及时止损，沉没成本不至于太高。
《海上花》中高亚白寻找相好的过程，也颇能说明人们对于长三的想象。高亚白一连会了好几个倌人，一个都没有看中，钱子刚就问他，你到底喜欢怎么样的？高亚白道：“我自己也说不出。不过我想她们做了倌人，‘幽娴贞静’四个字用不着的了；或者像王夫人之林下风，卓文君之风流放诞，庶几近之。”将赫赫有名的才女谢道韫、卓文君来作为对标，这哪里是找妓女相好，简直是在描述理想中的恋人。难怪钱子刚要泼他冷水，“你这样大讲究，上海不行的！”
打了茶围，甲方乙方互相认识了以后，才可以到下一步——喝花酒的第二步：出局。
出局，也叫“出堂差”，就是高级妓女们应相熟的客人的点名，外出参与酒席。主要的业务是陪酒应酬或是表演才艺，偶尔也有代打麻将之类的业务。
叫局，客人需要填写局票。局票上写有叫局者的姓名、被点名的妓女姓名，以及出局地点，并遣人送到妓院。妓院则会把局票收存起来作为凭证，每年按三个节度，定期与客人进行结账。
局票
出局的场所可以是酒店、茶馆、戏院，或是其他妓院堂子，妓女并不与客人同席吃饭，而是坐在点名的客人身后，与客人聊聊天，有才艺的唱个曲子，或是为客人代酒。
与幺二堂子的情欲化倾向略有不同，长三出局的主要作用是作为社交点缀，活跃气氛、为社交场中增添一点文艺色彩，与情欲并无多少直接关联。而且高级妓女们大多很有乙方意识，对于熟客叫局几乎是有局必应。有学者推测，普通的长三妓女每晚所应的局数大约在10个左右，而当红的倌人更是要连轴转，有记载说，某妓一晚出了五十多个局，每个局不过应酬几分钟而已。
在这样公共化的社交场合中，奇货可居的当红妓女，就能够把时间分配转化成为一种特殊的权利。只有那些长期的、熟络的客人，才有机会获得当红妓女的差异化服务——坐得略久一些，或是有一些亲密的言行等。有美人当众垂青、另眼相待无疑是极有面子的，所以这种差异化的态度也刺激了上流阶级的男性积极地对当红妓女展开追求。
《海上花》第七回，罗子富新结交了一个叫黄翠凤的长三，对她有些好感，半个月里叫了十几个局，但每次出局黄翠凤都是来去匆匆。子富觉得丢了面子，又气愤又放不下。然而老鸨却送给他另一套说辞，大意是说，要翠凤对你态度好，光出三块钱叫局肯定是不够的，要表现出足够的诚意。什么诚意呢？第一就是要有金钱上的诚意，酒席花头要做起来，礼物要送起来。罗认为这有何难，于是当天深夜就在黄翠凤的书寓里摆下酒席。这便是喝花酒的第三步：做花头。
“做花头”，就是在妓院里摆酒设宴，或者邀请朋友们来打麻将。多做花头既是给妓院提供了较大的收入来源，同时也证明了客人的财力，腰包厚实的客人自然更能赢得长三、幺二们的好感。除了金钱上的收益，还有另一层原因，因为花头越多，就表示妓女越红。妓女有面子，自然对令她身价百倍的客人青眼有加。
这些做花头的客人，已算是长三、幺二们的大客户或熟客了。但仅仅到做花头为止，只能算是“友达以上，恋人未满”，客人与妓女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仍然是追求游戏上的一环。
我们继续以罗子富与黄翠凤二人为例，罗子富摆下酒席，但老鸨黄二姐正色告知罗子富，摆酒只是一个很低的物质门槛。子富又送上一只二两重的金钏臂，却也依然没有得到黄翠凤的好脸色。黄翠凤告诉罗子富，比起财物的诚意，另一种诚意更为重要，就是要表示出足够的忠诚度——相好只能有一个。你朝三暮四，有两三个相好，我又怎么能一心一意对你呢？
国语本《海上花》第八回：《蓄深心劫留红线盒》插图，图中罗子富被黄翠凤的风尘奇女子言论所折服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要求非常关键，它体现了长三堂子文化中一个非常关键的特质，就是它始终在回避金钱对于情感和肉体的决定性影响，转而强调情感的主导作用。
2.欢场爱情配方
在传统妓院中，出售的商品是妓女的服务和身体，却并不包含情感的因素。俗语说“婊子无情”，从某种角度也说明了，嫖妓行为中并不天然包含情感因素。
但近代的长三堂子文化，却显示出极大的不同。首先，钱只能购买到公共领域中明码标价的服务（例如打茶围或是出局），而身体和情感的商品化特质被尽可能的淡化了，至少是从明码标价的商品清单中被摘除了。
与此同时，获得妓女们的倾慕与真情被渲染为一种值得嫖客去积极追求、努力争取的东西。这种倾慕并不直接来自于金钱的购买，而来自于嫖客的综合吸引力，可能是样貌、才学，可能是金钱、权势，也可能是情趣、性格。
对于上流阶级的男性来说，因为佳人的倾慕是一种不能完全被金钱所左右的东西，因此也充满了不确定的憧憬与刺激。这种精神上的愉悦，似乎比肉体性爱更具有吸引力。性爱固然可能是一个重要目标，但妓女与嫖客双方都很有默契地回避它，将它放在一个相对次要的位置，似乎只是情之所至，水到渠成，并不着重强调。可以说，在标准的长三书寓文化中，即便不能说是灵肉分离，但至少也是把精神恋爱放在肉体愉悦之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海上花》中完全看不到秽亵的描绘，因为这与长三书寓所倡导的氛围是相背离的。
《海上花》中，形形色色的嫖客竟然大有一种从一而终的倾向，甘愿放弃花花世界与自己的长三相好过一夫一妻、相知相守的日常生活。张爱玲在《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中指出：“书中写情最不可及的，不是陶玉甫、李漱芳的生死恋，而是王莲生、沈小红的故事”。王莲生在沈小红那里所受的冷暴力远远大于柔情蜜意。沈小红动辄对莲生冷笑、板面孔，连娘姨、大姐也时常都对他冷嘲热讽；沈小红大闹时也绝不给王莲生留颜面，甚至“蓬头垢面，如鬼怪一般”，然而莲生也并没倒胃口，甚至还变本加厉地讨好，替她还债、买全套的首饰，还要娶她，无非就是想让小红知道他还爱着她。
尽管长三堂子中的爱情看起来缠绵动人，但《海上花》的作者却始终在夹缝文章里，微妙地提示这种欢场爱情的可疑。罗子富与黄翠凤定情当晚，黄翠凤竟然辗转应酬于两个嫖客的被窝；王莲生与沈小红四五年，却发现沈小红背地里花他的钱姘戏子，王莲生纵然情根深种，为垫空档也要背着沈小红再去做个张蕙贞；周双玉朱淑人情投意合，但到了迫不得已分手时，朱淑人说不见也就不见了，而周双玉反手也可以讹诈情人一万洋钱。妓女们的情感逃不出一个钱字，汲汲营营都与经济保障密切关联；而男人的情感追逐，也不过是在另一领域里财力、地位、魅力的变相较量。欢场的情爱固然有其缱绻缠绵的一面，但却没有深度，归根结底不过是享乐主义下的消遣、玩世不恭者的游戏。
国语本《海上花》第九回：沈小红拳翻张蕙贞
3.《倾城之恋》里究竟有没有爱情？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张爱玲早期的名篇《倾城之恋》。有了这层对于长三堂子中爱情游戏的理解，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倾城之恋》中也随处都可以找到这种类似于欢场爱情的熟悉配方。
张爱玲自己曾说，《倾城之恋》是一个动听且近人情的故事。傅雷对《倾城之恋》的评价并不很高，认为“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尽是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精练到近乎病态的社会的产物”。但对于绝大部分的读者而言，关注焦点要简单得多，《倾城之恋》里究竟有没有爱情？
或许，这原本并不存在太多疑问，调情本就不等于真情。小说第一次正面谈论这个问题，是白流苏去香港前的一场心理活动，“她决定用她的前途来下注。如果她输了，她声名扫地，没有资格做五个孩子的后母。如果赌赢了，她可以得到众人虎视眈眈的目的物范柳原，出净她胸中这一口恶气”。很明显，对白流苏而言，赢得范柳原是一场关乎前途的生意，而不是充满憧憬和期待的恋爱。
而此后，范柳原的话语也再次验证这一点，两人之间没有什么真情，不过就是欢场上的调情而已。范在浅水湾的酒店里给白流苏打电话，他说：“你不爱我，你有什么办法，你做得了主吗？”——范柳原很清楚，白流苏对他是别有目的，而不是喜欢他。流苏道：“你若真爱我的话，你还顾得了这些？”柳原道：“我不至于那么糊涂。我犯不着花了钱娶一个对我毫无感情的人来管束我。那太不公平了。对于你，那也不公平。噢，也许你不在乎。根本你以为婚姻就是长期的卖淫。”
“卖淫”这个词刺激到了白流苏，她觉得受到了羞辱。又或者这种羞辱中带着点羞愧，因为觉得范柳原粗暴地触及了真相。对比我们刚才所说的“长三文化里的爱情诱惑游戏”，白流苏、范柳原几乎就是这套游戏的真人版示范。
白流苏离婚好几年了，哥哥们败光了她的钱，又想赶她出门，所以白流苏急需要找一张长期饭票，就是范柳原了。白流苏唯一的资本就是自己的容貌和肉体，但是她深知在这场诱惑游戏中，她必须尽量回避直接的肉体和性爱，将它转化为一种较为持久的爱情游戏，因为“精神恋爱的结果永远是结婚，而肉体之爱往往就停顿在某一阶段，很少结婚的希望”。白流苏大概没有读过《海上花》，读了她就知道，精神恋爱也不一定结婚，因为范柳原所追求的精神恋爱也可能只是一种特殊的欢场爱情游戏。
虽然有这重误解，但是白流苏在目的上却很明确：吊住范柳原的心，才能获得更多的收益。结婚的本质，就是把短期的冲动的爱转化为一种长期的稳定的关系。这也是一般过了盛年的妓女们的常规选择——嫁给某个嫖客做姨太太。
范柳原的姿态一开始确实令人疑惑，他追求白流苏也是非常迂回，甚至有一点绅士的，让我们有一种错觉，范柳原似乎是动了真情。但是，我们对比一下罗子富、王莲生，以及那些做小伏低地讨好妓女，不惜血本打茶围、叫局、做花头的嫖客，范柳原的行为就变得完全可以理解了。千里迢迢地邀请流苏去香港啦、两个人相处刻意保持的绅士姿态啦，都是爱情诱惑游戏中的一些规则，是一种上层阶级男性热衷的文雅游戏而已。
许鞍华导演《倾城之恋》（1984）剧照
4.“犯冲与混合”的主题
下面我们看一段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文字。那是白流苏刚到香港的那个火辣辣的下午，她在甲板上看海景，“望过去最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围列着的巨型广告牌，红的，橘色的，粉红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一条条，一抹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窜上落下，在水底下厮杀的异常热闹。”
这段看似是描写香港殖民地的风土人情，给人的印象是刺激的犯冲的，但我们其实可以在这里找到一条小说暗藏的主题线——“一种犯冲的混合”。犯冲的不只是色素，小说中的人物也是这样怪异、犯冲的混合体。
这种犯冲的多重身份首先体现在白流苏身上。白流苏早年与丈夫离婚，想必也是用离婚抗议丈夫的狂嫖滥赌；但如今，她又在做什么事情呢？她是转身捡起与自己竞争丈夫的那些姨奶奶们的衣钵，用身体为本钱，期望吊住一张长期的饭票。从抗争到模仿，这是多么婉妙的反讽。
一直是侧面描写的范柳原依然是矛盾而冲突的，一个在英国长大的男子，一个理应新派的人，但在骨子里与旧式遗少的狂嫖滥赌如出一辙。
时代与行为仍然是错位和冲突的，白流苏、范柳原都看不起旧家庭的迂腐和落伍，两个人用最时髦的方式调情，最终却回到最传统最老套的男女旧式婚姻的模式。
“犯冲的混合”这个主题再次出现，是在流苏第二次到香港，此时她已经决心做范柳原的情妇。她一个人在范柳原为她准备的外宅里，“客室里的门窗上的绿漆还没干，她用食指摸着试了一试，然后把那粘粘的指尖贴在墙上，一贴一个绿迹子。为什么不？这又不犯法！这是她的家！她笑了，索性在那蒲公英黄的粉墙上打了一个鲜明的绿手印。”
这里又是一种刺激的色彩冲突，依然与角色的身份冲突有关。白流苏作为一个望族的淑女，一个按照既定剧本应该做贤妻良母、正头太太的人，现在却在给人做情妇。她想到了姨奶奶的命运，姘戏子、抽鸦片。一开始家里人让她去给死去的丈夫守寡，领个孩子过日子，这种空虚让她想起来就恐怖。现在折腾一圈，自己成为了范柳原见不得人的情妇，仍然是让人恐怖的空虚。
最后一次出现“犯冲的混合”主题，则是战事告一段落，白流苏与范柳原回到家中，“穿堂里满积着尘灰和鸽粪。流苏走到楼梯口，不禁叫了一声‘哎呀’。二层楼上歪歪斜斜大张口躺着她新置的箱笼，也有两只顺着楼梯滚了下来，梯脚便淹没在绫罗绸缎的洪流里。流苏弯下腰来，捡起一件蜜合色衬绒旗袍，却不是她自己的东西，满是汗垢，香烟洞与贱价香水气味。她又发现许多陌生女人的用品，破杂志，开了盖的罐头荔枝，淋淋漓漓流着残汁，混在她的衣服一堆。这屋子里驻过兵么？——带有女人的英国兵？”
此时白流苏已经与范柳原共过了患难，苦尽甘来，正是情比金坚的时候。但这种“犯冲的混合”恰在这个时候又出现了，廉价妓女的衣服又再次和白流苏的衣物混杂在一起。这像是一种暗示和预言，哪怕白流苏看似修成正果，如愿以偿地与范柳原结婚，但其实质或许也不过是一种光鲜体面的长期卖淫而已。
张爱玲的天才性在于，她的小说始终充满了一种辩证法，这可能是一种天才的敏锐。男女之间的金钱游戏玩着玩着，或许也会有一点点真心，并不比修成正果的爱情故事多一点，也并不一定少一点。这或许可以称为辩证的哲学，或者是一种微妙的反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