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宋朝名垂千史的重量级人物，无论是作为政治家还是文学家，历史上对他的评价都尤其之高，而他主持的“熙宁变法”也就是王安石变法也是近现代为人所称道的。而在今天的主流认识中，人们仍然认为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最重要的原因是，以司马光为首的顽固保守势力的阻挠与反对；人们认为王安石变法图强，代表的是社会进步思想，而认为司马光等人腐朽顽固落后，是为了阻止变革新社会的产生。那为什么思想领先于时代的王安石，他的变革最终却走向失败呢？今天，我们就尝试从国家干预主义这个不一样的视角来分析这场轰动宋朝一时的王安石变革，一同探寻其失败的缘由。
北宋中期，由于“三冗”问题的加剧，导致了朝廷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而财政危机也相应地引发了很多社会问题。而当时的政治人才、有志之士如苏轼、司马光、王安石、欧阳修等人都主张朝廷进行变革来改变现状。但在如何进行改革方面，王安石与司马光出现了分歧。王安石主张在经济、军事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来广开财源，去解决朝廷现有的财政危机。而司马光则认为改革应当保守为主，坚持缩减经费，克服冗费局面，批判王安石激进的改革方式。而在王安石变法中，国家干预主义主要在其“富国之法”当中体现，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在王安石变法中所产生的成本和所造成的后果。
在王安石颁布的多条经济法来看，我们可以发现每一条新推行的举措都体现着国家干预主义的色彩。比如青苗法、均输法、募役法等一系列的制度设置，都是为了强化朝廷对小农经济的控制与扶持，实质上是为了巩固并扩大朝廷财政基础。
宋朝著名政治家司马光曾对青苗法提出批判：
“今以一斗陈米散与饥民．却令纳小麦一斗八升七合五勺，或纳粟三斗，所取利约近一倍。向去物价转贵，则取利转多，虽兼并之家，乘此饥馑取民利息，亦不至如此之重。”
青苗法不但不能够给农民带来好处，只会使得富者变穷，穷者更穷；对农民的剥削甚至比高利贷的盘剥还厉害，给农民带来了深重的危害。在新政过程中，青苗法逐渐变质为官府辗转放高利贷收取利息的苛政，百姓们苦不堪言。
下面我们来简要探讨一下司马光为何反对王安石继续推行新法
起初在王安石刚受命主持“变革”之时，司马光并不反对其变法，而是保持“闻其言而观其行”的态度来对待此次变法。但当新法推行之时，司马光发现了新法当中的许多弊端和对社会可能会造成的不良后果，所以他加入了反对派。
司马光批评王安石变革推行新法操之过急，导致用人不当。在刚刚开始变法之时，王安石提出了“得其人缓而谋之”的方针，但是并未深入的贯彻落实，反而还接连发布更多的法令，结果出现了十分严重的“吏缘为奸”的局面。所以在新法推行之初，司马光马上写了著名的“与王介甫书”。在信中，
“所遣者虽皆选择才俊，然其中亦有轻佻狂躁之人，陵轹州县，骚扰百姓者，于是士大夫不服，农商丧业，谤议沸腾，怨嗟盈路，迹其本原，咸以此也。”
他提出王安石法令措施出台操之过急，并没有掌握充分真实的社会情况；指出“吏缘为奸”，许多官吏借用新法来骚扰百姓、盘剥百姓，增加了社会的动荡不安。司马光在信中还不止一次的提到吕惠卿是奸巧之人而并非良才，“惠卿诚文学辨慧，然而心不正”。但是王安石并没有听取司马光的意见，反而是反驳司马光，而与司马光保持对立立场，后世称之为“君子之争”。
王安石变法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尝试，不但不能打击垄断，解决政法的财政危机，反而引发了更多的负面影响，造成了更多的不良后果，而政府干预经济所造成的各项成本的增加就是其中之一。
1、政府干预引发了政府机构膨胀和增加了机构运行成本
王安石为了新法的推行，增设了如条例司、提举常平司、发运使衙门等执政新法的机构。伴随着新机构成立的是大量执法人员的不断增加。苏辙在《栾城集》中说“市易催索钱物，凡用七十人，每人各置私名不下十人。掌簿籍行文书，凡用三十余人。每人各置贴写不下五人，共约一千余人。”数量如此庞大的执法人员，出现贪赃枉法的不在少数，苏辙曾曰：“吏卒顽狡，得钱即放，无钱即禁，榜笞摔缚，何所不至。”这些官吏严重地扰乱的社会秩序，增加了新法推行的人力成本。变法本来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由此却造成了越来越大的财政开支，成为朝廷干预经济的昂贵成本。
- 2、政府的垄断性和官僚性给市场交易带来了更高的经济成本
在青苗法的借贷中，官吏为了保证贷款的还款率高，将青苗钱强行贷款给一些豪绅，出现“抑配”现象，造成了新法举措的扭曲，还增加了社会的额外负担。而变法则形成了新的官府垄断，如果政府所注入的资金不能收获利润，而新法消耗的成本就要靠政府财政所承担，所以本来具有财政补贴性质的市易法带上盈利色彩是必然的，所以最后发展成了强买强卖。原本为了抑制土地兼并，防止垄断；但是在政府打击垄断的同时又导致了政府垄断的局面，严重影响了宋朝工商业的发展。在政府垄断下，官员贪污腐败，权力滥用的现象广泛出现，导致了市场交易成本的大大增加。
3、政府干预造成了决策成本的增加
政府对国家经济活动的干预实质上是一个涉及面十分广泛，决策过程错综复杂的过程。而政府正确的决策需要可靠的信息作为依据，但是当时的宋朝幅员辽阔，各地自然环境、经济环境都大不相同，而政府对各地情况不能做到实质性的了解，从而导致了决策的失误，对经济的运作产生了很大的成本。即使政府为了作出正确决策而去搜集各地充分可靠的信息，这样也会消耗极大的成本， 也导致了政府财政不良状况的加剧。
结语
总之，王安石变法想通过国家干预的方式来解决朝廷的财政危机，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理想，但是社会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农民生活的苦不堪言，市场交易的层层盘剥，导致变法最终走向失败。宋朝的财政危机本来就是因为冗官冗兵冗费开支过大所导致的，所以政府改革应当注重的是节流，而不是王安石所说的开源。新法具有致命的缺陷，国家干预经济不但没有缩减政府财政的支出，反而还导致了更大的成本，思想领先于时代的王安石变法也就必然失败。
参考书籍：《宋史》《栾城集》《续资治通鉴长编》 《温国文正公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