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份《关于儿科全体医护人员要求转岗的报告》在网上流传，报告显示，因7月绩效工资明显偏低，安徽省安庆宿松县人民医院儿科部分医护人员，联名向该院领导请求集体转岗，此事件引发关注。
儿科医生们自嘲道，“能力不足，水平有限，不能为医院创造财富，特申请全体转岗”。按照其说法，7月份绩效奖励只有498元，远低于行政后勤的2600元，如此差距说是“侮辱”也不为过，所以能够理解他们的不满情绪。
当事医院已经调整绩效发放标准，但闹到转岗的地步，说明积怨已久。而且跳出来看，此次联名“抗议”，只是儿科医生行业困境的一个缩影。
一直以来，在医院各科室中，儿科医生都是公认的高压岗位。因为儿童无法清楚表达，治疗风险高，难度大。同时，家长将孩子视为掌上明珠，容不得半点差池，给医生增加了无形负担，相应的涉医矛盾和暴力处于高发状态。
更重要的是，医生的工资水平往往和医院营收挂钩。但由于儿童发育不全，很多手术、检查项目无法展开，导致负荷重、压力大的儿科医生，创收能力和薪酬待遇都明显偏弱。
这次风波中，儿科医生自嘲“不能为医院创造财富”，这确实是句大实话。医院的情况说明同样提到，绩效奖励低，是因为儿科服务人数大幅下降。
以服务人数或者创收规模，来确定绩效工资，这种纯市场化的营收导向，对儿科医生自然是相当不公平的。也正因如此，儿科医生流失率相当高，缺口异常庞大。
2016年发布的《中国儿科资源现状白皮书》曾提到，按2020年每千名儿童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要达到0.69名的目标，彼时的缺口超过八万人。注意，“0.69名”的标准，还是远低于欧美国家平均水准的。
工资水平和行业压力、风险不匹配，医生自然不愿意干儿科；“二级以上综合医院须设儿科门诊”的要求下，医院也缺少开设儿科的动力，这种局面只会造成恶性循环。
鉴于此，国家层面曾专门发下发《关于加强儿童医疗卫生服务改革与发展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到，“儿科医务人员收入不低于本单位同级别医务人员收入平均水平”。四川等地甚至将儿科医生的收入，确定为平均水平的1.2-1.5倍。
儿童健康关乎未来，在巨大的岗位缺口下，儿科医生工资不是儿戏。而儿科医生的工资要涨上去，显然不能只看创收能力，薪酬机制更应该计入工作强度、行业风险等因素。
像当事医院那样，服务人数减少，创收下降，就给儿科医生减工资，无疑会挫伤其积极性。尤其今年遭遇疫情，不赚钱的儿科，同样面临着巨大的防疫压力，不能无视他们的劳动成果，肆意地压榨剥削。
医院毕竟有着很强的公益色彩，其薪酬体系，应该适当向儿科等压力大、风险高但不怎么赚钱的岗位倾斜。只有工资涨上去了，儿科医生才有足够的动力安心在岗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