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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草根精神，表达底层关怀是香港电影的传统。9月19日上映的电影《麦路人》，被看作是港片的“中兴”之作。考察这部电影的叙事，可以发现其中弥散着挥之不去的死亡阴影，“底层之死”正在替代草根逆袭的故事…
你见识过零点之后的麦当劳吗？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夜，24小时经营的麦当劳成为无处可去的人最好的栖身之所。在这里，只要不打扰其他客人的消费，不仅可以获得食物的补充，还有洗手间可以梳洗和方便，过夜也不会被驱赶。因此，各地都涌现出一群以麦当劳为家的流浪者。这类群体被叫做“麦难民” （McRefugees） 。
2015年，一名妇女在香港一家24小时营业的麦当劳餐厅内孤独死去的事件，引起港人对这个群体的关注。2016年，导演黄庆勋开始筹备一部叫做《麦路人》的电影，随着调研的深入，他将自己对社会的观察写进了这部电影里。
《麦路人》中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一段辛酸往事
「《麦路人》揭示了香港社会的不公」
《麦路人》是黄庆勋的处女作。在做导演之前，他已经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香港影人，在多部电影中担任过副导演。《麦路人》是他在行业里摸爬滚打多年之后的集大成之作。该片云集了郭富城、杨千嬅这样的大牌明星，还特邀到万梓良、鲍起静等久违银幕的老演员，颇能唤起影迷的怀旧情绪。在今年的香港电影金像奖上，《麦路人》获得多项提名，被普遍认为延续了香港电影的草根文化。
这部电影的故事并不复杂，也可以说是一部典型的港式童话。“麦路人”就是无家可归的人，也是粤语谐音“陌路人”。故事围绕着一群生活在24小时快餐店里的陌生人而展开，讲述了失意的金融才子博哥从风光无限到无家可归，只好寄居在快餐店里过夜，从而结识了一群以此为家的沦落人，结成了临时家庭。
博哥是这个临时家庭的“大家长”。受过高等教育的他，带领着一班无家可归之人为生活打拼，尽管已经陷入绝境，但他挂在嘴边的依然是成功学的话术：“小成功靠个人，大成功靠团队”。他的出现，为小店里其他的“麦路人”，带来了生活的希望，让大家有了凝聚力。
这部电影将这群社会中的“无名者”遭遇，用电影的方式展现出来；也有人认为，这是一部港版的《小偷家族》。尽管故事有一些相似性，《麦路人》的社会背景却极具香港特色，直指香港的社会现实。据社会学者调查，很多在麦当劳居住的人并非没有工作，但他们的薪水太低，以至只能将钱花在最基本的食物上，而没有能力再去租房。
时至今日， 在深水埗地区一间大约3.3平方米的劏房月租要2000港币。根据2019年年底公布的政府数据来看，被界定为贫困人口的人数高达140.6万，占总人口20.4%，其中高学历者的占比竟然高达3.2%。可以想见，生活中的“麦路人”，一定面临着比电影中更艰难的处境。
《一念无明》展现了香港人逼仄的生活环境
遗憾的是，这部电影虽然搭建了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框架，却没有让电影具有本该承载的批判力度。电影的温情过于泛滥，仅仅给予了观众片刻的温柔，却没能指出主人公悲剧背后的根源。黄庆勋似乎有意识地借此来呼唤港人的团结精神，让剧情陡然变得滥情起来，失去了本该有的思想深度。
「“草根精神”是香港电影的精神内核」
有评论者认为，《麦路人》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纯正港片，因为电影表现了香港独特的市井气息。香港电影辉煌的基础，就是市民阶层的崛起；因此，市井电影一直是香港电影的主流。上世纪70年代，许冠文兄弟创立的“许式喜剧”点燃香江。他们的电影，擅长以小人物对权贵的挑战和戏谑作为电影的笑料和包袱，切合了彼时兴起的香港市民精神。
1970年代末期开始，在香港“新浪潮”一代导演的带动下，又出现了一系列具有问题意识的新锐电影。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张之亮的《笼民》 （1992） ，以一群贫困到只能群居在危楼之中的床位、以铁丝网相互隔开的“笼民”为主角；后来大楼要拆，“笼民”向资本家和政客抗议无果，不得不搬出赖以生存的家园。这部电影，将香港电影现实主义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不仅罕见地彻底批判了香港社会的结构性问题，还将社会最基层的香港人精神立了起来。
《笼民》是一部香港现实主义电影力作
《笼民》里的底层生活和底层抗争
1997年，陈果导演的处女作《香港制造》惊艳影坛，他书写了一个彻底残酷的“青春残酷物语”，电影主人公是一群彻底无根、自我放逐的年轻人，他们对未来没有期待，对死亡既恐惧又迷恋。男主角中秋的生命与两个脆弱女孩交集：留下两封遗书跳楼自杀的女中学生阿珊、等不到合适肾源医治绝症的濒死少女阿屏。在世纪之交的尾巴上，他们的形象为香港电影增添了异色。
《香港制造》中的底层青少年生活充满异色
1999年，周星驰导演的《喜剧之王》横空出世，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电影塑造了失意的群众演员尹天仇，以“草根逆袭”的浪漫“无厘头”形象收获了大众的感动。作为周星驰电影的典型人物，尹天仇不论受到什么样的屈辱都微笑面对，最终获得爱情，也找到了自我。电影的经典台词“其实我是演员”，彰显出了草根阶层的尊严感。在周星驰的喜剧电影中，身在底层，人生选择不多的男主角总是可以在逆境中求生存，在失去一切之后触底反弹。直到那时候，“打不死的小强”也依然是香港草根精神的化身。
《喜剧之王》中的底层互助建立在“浪漫爱”的基础上
进入到新千年后，许鞍华于2008年拍摄的《天水围的日与夜》，可以算是关注草根阶级最成功的一部电影。天水围是香港最大的底层社区之一，居住着大量以体力工作为主的香港基层蓝领。在他们中，不少人选择和内地年轻女性结合，出现了大量因为家庭矛盾而引发的暴力案件。
在许鞍华这里，她没有渲染在新闻中被描述成“悲情城市”的天水围地区，将这里发生的底层互害的暴力事件作为自己典型的核心，反而挖掘出普通人之间的温情。女主角贵姐14岁就出来打工，先是供弟弟们读书，后来结婚生子，很早就守寡了，又一个人辛苦拉扯孩子阿安长大。她和新邻居阿婆成为了忘年交，两个人在看似平淡的交往中建立了底层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在一粥一饭的交往中，许鞍华重新塑造了透着死亡气息的底层生活，赋予了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微小的闪光。
「近年来香港电影中的“底层之死”」
《麦路人》继承了香港电影一贯的底层关怀，并试图将故事情节和现实对接；在表现香港底层生活状况时做了很多艺术处理，快餐店里的人物关系被导演人为地构建出了社会学研究的意味。
这部电影以一间小小的快餐店店为乌托邦，其中各色人等代表了香港社会不同的阶层，也折射出一个个具有悲剧性的香港故事。不同的人物，尽可能丰富地代表香港社会的各个阶层，比较详尽地反映了社会问题。主角是一位破产的中产，他代表着人们对阶级下沉的恐惧，更深深地质疑了香港金融业的合理性，颠覆了香港价值的核心；拿不到身份却和香港人生了孩子的“大陆妹”，持续着香港电影人对“中港关系”的思考；摆摊卖画只为了吃上一口饱饭抢劫入狱的“口水祥”，是当代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而离家出走、手不离游戏机的深仔，代表了无望的青年一代；他和忙于工作而忽视妻子，导致其自杀的“等伯”形成一个对比，后者隐喻着上一代港人拼搏所付出的代价……
郭富城饰演的博哥是落魄金融精英
电影的最后，博哥身患癌症，他终于决定搭上看望母亲的公交汽车，却还是倒下了……作为故事的终结，这个结局多少过于戏剧化，但有心人却不难发现其中的深意：博哥作为金融精英的浮沉遭遇，也完全可以映射香港这座城市渐渐失去金融中心地位，失去往日荣光的处境。
近年来，不断有香港新导演拍摄出反映社会现实的电影，翁子光的《踏血寻梅》 （2015） ，许学文、欧文杰、黄伟杰三位导演的《树大招风》 （2016） ，黄进的《一念无明》 （2016） ，陈小娟的《沦落人》 （2018） ……这些作品无不以香港社会的贫富差距、年轻人出路无望等主题，借此表现年轻一代对前途的绝望。这些电影继承了以陈果为代表的香港独立电影的创作脉络，以影像的方式介入对社会问题的讨论之中。
《踏血寻梅》里有着绝望的死亡气息
香港电影的题材，越发从塑造都市传奇转变成对残酷现实强烈批判，颇有当年“香港新浪潮”的转型势头，只是在这外部环境不再是那个经济飞跃的时代，很多年轻人即使拍出了出色的处女作，也很快就沉寂了。
伴随着这种“出道即高峰”的状态，一种关于“死亡”的集体无意识也在作品里弥散。对死亡的直接表现，在《踏血寻梅》中还是“援交”的大陆女孩被香港底层男性残杀肢解；到了《树大招风》就成了“贼王”成为挑战权贵的英雄，最后慷慨赴死；《一念无名》则将内心的暴力转变为具有象征意味的弑母行为……层层激越，直至高潮在退回到绝望之境。女导演陈小娟的《沦落人》的男主角，已经是无法再反抗的残疾人，只能和阶级地位比自己更边缘的年轻的菲佣互相取暖获得一点生的希望……
沿着这条脉络，在《麦路人》里固然有底层的守望相助，但主角博哥从高处跌落后，最后的归宿也必然是死亡。近年来香港电影中的“死亡叙事”逻辑，在《麦路人》的叙事中再次获得验证：从极端暴力的反抗到无声无息的死亡。
电影之外，随着中国电影格局的改变，香港电影从辉煌到式微，渐渐地从主流观众视野中退场。《麦路人》上映一周以来，也仅有1600万票房。在如此颓势下，《麦路人》反而成为“港片已死”论的佐证，可谓是一个巨大的反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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