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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游击队》是阿尔巴尼亚于1969年拍摄的,1970年我国译制后公映,同步的速度是相当快的,与预期所想的一样,这部电影在中国引起强大的反响。

我们的中国战争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游击队题材”类影片,但阿尔巴尼亚的游击队题材电影,与我们俗见的国内拍摄的同类型电影相比,还是带着明显的不同,公映之后,无论是从视觉刺激,还是从思想理念上,都刮来一股异样的新鲜味。

《地下游击队》带有阿尔巴尼亚电影当时留给中国观众的“莫名其妙”的共性的观感。

这是因为,阿尔巴尼亚的电影一旦进入回忆的时候,几乎是粗暴强势,不容分说,直接就切入到回忆场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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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这般从现在时一下子跳到过去时,在这部电影里如此多番地不断上演,观众不被搞混头脑才怪呢。

所以中国观众的印象里,就是阿尔巴尼亚电影给人一种“莫名其妙”之感。

比如,在《地下游击队》里多次出现回忆段落。

敌方派出一个卧底到游击队中来,先是让这个特工冒充游击队,然后在枪毙的时候,留下一命,这样便顺理成章地混入到游击队中来。

但在《地下游击队》里,这是通过队员阿格龙向领导汇报中陈述出来的,然后就直接进入了回忆阶段。

再有秘密警察头子发现自己身边的潜伏者,也是通过回忆来交待的。

频繁地切换到过去发生的事件,打乱了事件的顺序进程,使人难以跟上电影的逻辑进程,这是阿尔巴尼亚电影经常会带来难以看懂的情况的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阿尔巴尼亚电影的镜头叙事不完整,关键性镜头不予交待,给人的感觉,好像在中国放映的时候,被硬性地掐去了一小节。

比如,《宁死不屈》中,游击队去炸毁敌人的基地,只听到画外音里传来巨大的爆炸声,但是在镜头里却没有任何惊险激烈的火光场面,这种关键性镜头的缺失,在正常的电影叙事情境下,实在是不应该的。

但并不是说阿尔巴尼亚电影就是走的一条违背世界电影通行叙事规律的歪门邪道,从某种意义上讲,阿尔巴尼亚作为当年苏联的友邦国,它的电影的拍摄风格,整体来说,应该划归到苏联电影流派一脉中。

就以阿尔巴尼亚电影字幕上标明的“新阿尔巴尼亚电影制片厂”来说,这个该国唯一的电影厂,实际上是苏联帮助援建的,该厂导演也大多数经过苏联电影学院的培训与辅佐,所以,阿尔巴尼亚电影进入中国之后,我们会感到它填补了文革期间苏联电影被阻断进入中国电影市场的空白,而且与中国电影的叙事风格也比较接近,因为中国电影的起步,与苏联电影流派有着很大的师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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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游击队》实际上由几个断片故事组成,这也是阿尔巴尼亚电影的一个特点,《宁死不屈》通过主人公米拉的闪回回忆,展现了她生活与战斗的几个断面,《第八个是铜像》也是断片的回忆,联缀成一个完整的人物传记,因为断片太散,之间逻辑关系不强,这也是造成阿尔巴尼亚电影给当时的中国观众留下“莫名其妙”诟病的原因。

《地下游击队》的几个断片故事的界垒非常明显,这就是游击队的领导,总是在一个片断的开始部分,传达区党组织的指令,然后下一个片断就开始了。

这样,《地下游击队》里,便可以看到几个非常明显的故事断片,而这些断片,也可以说是中国游击队题材共性的架构:

一是突围血战。

在中国的游击队题材文艺作品里,总是从一开首就交待游击队面临的生存危机。

比如,揭开抗战残酷篇章的“五一大扫荡”是《烈火金钢》、《敌后武工队》这类作品共同选择的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开局背景,《桐柏英雄》里一开始就是中原突围部队如何跳出敌人的伏击圈的严峻考验。

《地下游击队》一开始就在黑白的胶片中,出现了法西斯出动的武装到牙齿的坦克与运送市兵的卡车部队,包围了游击队所在的一座小楼,激战由此一触即发,也让观众从一开始就被电影里的战火纷火的场面,卷入到特定时代的特有情境中。

如此二话不说,直切主题,奠定整个电影的基调,让观众步入炮火连天的枪战过山车,难怪使得文革期间的阿尔巴尼亚电影能够紧紧地吊住观众的视线,让观众成为该国电影的拥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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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盗取物资。

影片里游击队员的代表角色名叫阿格龙,当时外国电影少,这些一般来说诘曲聱牙的外国角色名字,中国观众并不陌生。

阿格龙带着小伙伴,来到一处储藏纸张的仓库,制服了看护人,竟然大摇大摆地扛着紧缺物资,扬长而去,有警察前来巡查,游击队员竟然让警察前来帮助开车启动,给电影增添了几份幽默感,也让电影里营造的紧张气氛以举重若轻的方式得以化解。

三是刺杀匪首。

电影里游击队员在川流不息、人来人往的大街上,抓住列队士兵雁行而过的间隙,冒着荷枪实弹警卫的严阵以待,以简单直接粗暴的方式,直接干掉了法西斯头目,把暴力放大到“美学”的高度。

值得注意的是,阿格龙开枪的时候,说了一句经典的名言:“我代表祖国和人民枪毙你。”

这句话大有深意,如果直接开枪,那是恐怖分子,而一句“代表”,顿时使暴力上升到正义的高度。

所以看似简单的电影场面,的确是滴水不漏,而这句话,当时风靡一时,被人津津乐道,也是源自于这个话语中的大义凛然的内在底蕴。

四是智盗军火。

中国游击队电影里调侃姜凯申是运输大队长,可以看出,军火是战斗的保证,所以盗取军火是游击队题材电影里最有看点的主题。

《小兵张嘎》里的整个故事,围绕的就是张嘎的那支枪,说白了就是军火。

样板戏《平原作战》实际上就是百衲版中国游击队的故事,里面的故事主体可以说浓缩了中国游击队的各种攻击敌人的方式,其中勇闯火车站、炸毁军火库是电影里烟花四射的高光时刻,也是观众最容易得到被电影奉为上宾的讨好感觉的开心辰光。

《地下游击队》里,游击队如入无人之境,剪掉敌丝网,穿过马厩棚,翻墙入室,干掉看守,闯入军火库,在金山银海的军火库里捞金摸银,满载而归,临走之时,还不忘引爆剩余的军火,顿时,银幕上迎来电影最火爆的时刻。

五是查找卧底。

敌人也不是吃干饭的,使出苦肉计,派出一个奸细,冒充游击队员,在敌人枪杀一批战士的时候,故意留下一条生路,让奸细打进了游击队。

奸细要传送情报,以此被游击队队长摸清真相,顺利清除了卧底。

《地下游击队》里的清查卧底的情节不算复杂,倒是“苦肉计”有一点断断续续,让人难以看到实施的可能性。这就是这个奸细在逃出的时候,是如何接上游击队这根线的。而法西斯枪决游击队员,怎么会如此粗疏,连人死之后也不处理一下,从而留下奸细这一根伏线,这都是电影镜头里难以让人相信的疏忽之处。

六是挖洞越狱。

《肖申克的救赎》曾经让观众奉为神作,拥有众多影迷。它的神就是主人公在监狱里,殚精竭虑,运筹帷幄,竟然逃得生天,脱离囹圄。

不过,与《地下游击队》里的集体逃离监狱相比,《肖申克的救赎》还看不出有什么棋高一着之处。

《地下游击队》中,监狱的难友们一旦观察到敌人巡逻松弛,便下到下水道里,开掘逃出的地道。为了引开敌人的注意,防止有开掘地道的声响传出,难友们便引吭高歌,掩护开掘的地下战士完成使命。

在约定好的时间内,游击队集体逃出监狱,展开一幅有惊无险的胜利大逃亡,虽然有一点太过简单,但还是让观众获得了极好的观感体验。

想想我们中国的《红岩》中,最终的集体越狱却是功亏一篑,令人留下遗憾。

七是营救战友。

这一段也是影片里最匪夷所思的部分。

但潜入到特务头子身边的彼得罗中尉却在中国观众那里获得了极好的人缘,身材高挑、相貌英俊、浓眉大眼的这名潜伏者,身着敌制服,却仍然难挡身上散发出的高大上气质。

在越狱段落,这名潜伏者被狱警班长举报,指名他放行了进入监狱的工具,有私通游击队的嫌疑,于是,特务头子设下一个圈套,让他枪毙女游击队员。剑拔弩张之际,这位潜伏者持枪对准敌人,扣动扳机,却发现枪中没有装上子弹,由此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电影本来在此会留下一个悲惨的结尾,但不可思议的是,游击队却从林丛中呼啸而出,制服了敌人。

那么,这一段落的真实性如何来保证?

特务头目定下的屠场应该是随机的,是不可能告知潜伏的中尉的,那么,游击队又是从哪里知道敌人确定的假枪毙的现场?

在《江姐》中,敌人故意改换了押送江姐的路线,而使双枪老太婆的中途伏击没有成功,可见,要捉准敌人的行踪,是非常困难的,但《地下游击队》里,游击队却如从天降,包剿敌人,确实令人难以置信。

《地下游击队》在这个轻飘飘的大团圆结局中,完成了整个电影里的惊心动魄情节设置,打造了整个电影良莠互见的情节设定。我们可以看出,整个电影中,还是有着很多不合理的设计的,但这并没有影响电影被中国观众惊呼好看、精彩,何因?

实际上,阿尔巴尼亚电影里的游击队,多表现的是城市抵抗组织的袭击敌人行动,影片里聚焦的主人公,都是有着较高文化知识、与城市融洽度较高的青年男女,他们的气质,与六七十年代观影的主力军,中国的青年观众具有很大的共情性,很容易被中国的青年观众所接受。

相比之下,中国的游击队电影多是演绎的“土八路”的风采,我们不是说“土”不好,土得掉渣,也是一种艺术的追求,但是这些电影里塑造的游击队,多是一些农村青年男女,很难说他们身上显示的气质与气韵,能够被青年观众回敬热烈的追捧,况且,中国的这种游击队主力的演绎,从五十年代就已经约定俗成,再怎么创新,即使样板戏《平原作战》里再装饰一新一个叫小英的姑娘,也仍然难以脱掉人物身上的乡村风味。这一切,都难以让电影观众有新鲜感。

而阿尔巴尼亚电影就不同了,它的电影里表现的战士与游击队员,都是有着较高文化程度的城市青年,他们嘴里吟诵的“生活是美好的”的话语,是六十七年代青年们私下里一直思考与忖量的精神理念,而当时的中国电影很少用一种带有小资情调的方式,声情并茂地表现出来,而在阿尔巴尼亚电影里的游击队员嘴里,竟然带着如此抒情、如此浪漫、如此小资地表现内心秘境,立刻在潜意识里接轨上了中国观众的内心企盼与诉求。

可以说,阿尔巴尼亚电影带有一种当时中国电影里很少见识到的异域的洋气。就《地下游击队》而言,无论是战斗的武器装备、人物的话语、形体动作的展演,都带着迥异于中国文化流派的异域文化风采,这样,阿尔巴尼亚电影挟带着这种与时代合拍的特质席卷中国的电影银幕,就是不难理解的事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地下游击队》在文革期间给我们带来了与众不同的影像呈现,虽然它在情节上有着今天看来如同抗战神剧一样的不足,但是,它在那个时代打开了一扇让中国观众了望世界的窗口,感受一星半点、一鳞半爪的欧风美雨,的确发挥了今天难以想象的重要作用。

这也是今天人们怀念阿尔巴尼亚电影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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