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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云风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当我们在谈人口的时候，我们在说什么？
日本著名管理学家大前研一在其畅销名作《低欲望社会》中，将日本当下社会经济现状和特点概要性地归结为“低欲望社会”——人口减少、超高龄化、失去上进心和欲望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国民、企业和社会有大量的资金，却不愿意消费，无论国家采取货币宽松政策或公共投资，无法提升消费者信心，撒钱政策亦无力振兴经济。
“低欲望社会”在生育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书中，大前研一深刻地指出，“没有梦想、没有拼劲的年轻人才不愿意生孩子，他们最终会陷入低欲望社会怪圈”。
自19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日本经济陷入了长达20年的低迷期，不少从泡沫经济破灭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抗拒结婚生子、抗拒背负房贷，甚至抗拒一切的责任。
很多人都知道日本如今已经进入深度超老龄化社会，2019年65岁以上老年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达28.4%，背后的直接原因，是日本近30年人口出生率一直走低。
而看今日之日本，忧未来之中国。中国人口出生率自1992年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后，一路走低，直到今天，仍未有改观。
在9月14日的《》一文发出后，很多读者留言讨论，具有普遍性的一点是，读者对今天年轻人“不敢生、不愿生”的理由是：医疗、教育和房价成为造成生育意愿下降的三副“避孕药”。
这三点当然重要，但其实还有“不能生、生不了”的问题。“不能生”当然指的是政策，今天放开的也只是二胎，子孙满堂作为中国人的家族理想，在某些地方还是很有市场的，更别说上篇文章中我们提到的那位生三胎夫妻双双丢工作的民警的教训，意外怀孕很多时候也只能狠下心来流产。而“生不了”更是一个社会性的难题，不孕不育成了困扰年轻人的难题，根据2019年中国人口协会、国家计生委联名发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显示，中国的不孕不育率从20年前的2.5%-3%攀升到12.5%-15%，累计患者人数超过6000万。
所以，“不敢生、不愿生”再加上“不能生、生不了”，生育率低下就不仅仅是一个数字问题，也不是一个单纯的人口问题了，数字的背后，隐藏着制度、经济、社会、挂念、行为、心理等一系列的因素。同样的道理，今天我们要讨论中国的人口问题，已经不再局限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存废这么简单了，解决人口问题的政策工具已经不仅仅需要人口政策，更需要整合全社会的政策体系。
人口问题为什么复杂？
在李铁和梁建章最近的论战中，其实双方的讨论已经从人口问题延伸到了就业、产业发展、教育等领域。所以对人口问题，我们需要重新打量。
从全球的发展来看，低生育率是一个国际潮流，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大趋势。回顾全球各地生育率下降的历程，低生育率现象大体上呈现出从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向中等收入国家扩散的趋势。
从世界银行的数据来看，高等收入国家和地区大规模进入低生育水平始于1975年。1960年，这些地区的平均总和生育率还在3左右，1975年开始到达2.1的世代更替水平线，此后不断走低，2017年，其生育率不足1.7。
全球最早出现生育率下降的是欧洲和北美，1960年后开始明显下降，随后，生育率明显下降的是大洋洲、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亚洲地区的生育率在1970年后出现了剧烈下降，而生育水平下降最晚的是非洲，1975年后，非洲才开始轻微下降，直到1990年后才开始有了明显的下降，但总体来看，速度仍较为缓慢，处于较高的生育水平。
所以从历史发展来看，经济社会越发达，生育率下降来得越早，如果辅以极端严苛的人口政策，这种趋势就更明显。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彭希哲教授甚至认为，无论我们采取何种人口政策，我们总是在向老龄化发展，终归要走到那里，只是以多快的速度，留给我们多少时间来应对的问题了。
从国内情况来看，规律同样适用。国际学术界将一般把低于更替水平（总和生育率2.1）的生育率称为“低生育率”，当这个总和生育率低于1.5时称为“很低生育率”，低于1.3时称为“极低生育率”。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陈卫教授的统计，很低和极低生育率在中国城市地区，尤其是大城市已经有了40年左右历史，根据历次生育率调查数据，我国城市地区在1974年综合生育率就已经下降到了更低水平以下，1979年降到了1.5以下，1984年以来（除了1989-1990年），在计划生育政策快速普及的大环境下，降到了1.3或以下，呈现出“极低生育率”的状态。
可以说，世界上的“极低生育率”最早发生在中国的北京、上海等城市地区，其中上海在1974年、北京在1990年达到了极低生育率，到2000年以来，更是总和生育率下降到了1以下。根据2005年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我国城市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已低至1.04，而北京上海的总和生育率只有0.7左右。
意大利人口学家安东尼奥·格里尼（Antonio Golini）根据欧洲出生率最低国家的一些省份数据计算认为，一个人口规模足够大的国家，总和生育率0.7-0.8可能是最低值。
而根据陈卫教授的计算，在一个稳定人口中，如果平均生育年龄是30岁，总和生育率1.3的话将意味着未来人口将按照每年-1.5%的速度下降，只要45年人口就下降一半。如果长期维持在1以下，意味着百年内的人口将消亡。
以上海为例，按照国际通行的老龄化标准，上海早在1979年就成为我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比全国早20年左右。2007年，上海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到20.8%。根据上海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上海户籍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518.12万人，占户籍总人口35.2%。这也就意味着，每三个（户籍）上海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
老年人口的激增，生育率的下降，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养老金支付缺口越来越大，医疗费用等急剧增加，适龄劳动力减少。叠加了人口老龄化、家庭小型化和少子化的风险，比如上海约有305万独生子女家庭，占全市家庭户总数61.06%，比全国高39.09个百分点，使得社会结构越来越脆弱，最后汇聚成为全社会不得不面对的人口风险。
所以总结起来说，今天中国所面临的人口问题，既是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结果，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加速了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但归根到底，今天人口问题的解决，已经远远超过了生育控制和计划生育的领域，更应该看作是一个系统性的社会问题。
放开移民还是放开生育？
既然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那我们在解决人口问题时，就应该分清楚，今天的政策，到底是希望解决人口老龄化本身，还是要解决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
如果要延缓老龄化进程，从方法来看，一般只有两条路径，一种是如美国这种移民国家，通过源源不断地吸引全球优秀人才的移民，以此解决部分人才创造力问题。另一种就是提高人口出生率，以改变人口结构比例。
在中国，无论是从民意还是现实来看，放开对外的移民似乎不现实。但从全国来看，其实“移民”还有另一种解释，那就是放开户籍的限制。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今天的户籍限制，无异于欧盟内部的国籍限制，户籍制度的松绑，无论是对缓解地区劳动力紧张，还是改变地区的人口结构，都有重要意义。
同样以上海为例，从户籍人口来看，2019年上海常住人口总数为2428.14万人，其中户籍常住人口1450.43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59.7%；外来常住人口977.71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40.3%。考虑到外来常住人口中，多以年龄较轻的务工人员为主，如果将外来常住人口统一计算，将极大降低上海的常住人口老龄化比例。所以通过户籍制度松绑还能缓解人口老龄化进程问题，这也是一种“移民”的新作用。
从提高人口出生率来看，放开生育政策只是鼓励生育中最基本的一项工作。比利时人口学家列思泰赫（Lesthaeghe）和荷兰人口学家冯德卡（Van De Kaa）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婚姻和生育都不再是必要的人生选择，生活安排也越来越多样化，人们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但延续后代不再是实现个人价值的必然选择。
除了社会观念的转变，东亚地区的低生育水平更是因为社会对有孩家庭不友好，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得不到满足。
所以从世界各国、地区的政策来看，除了放开生育政策外，更多应辅之以综合性的系统措施，比较常见的鼓励生育的政策包括针对母亲的免费健康服务，现金补贴（津贴、福利、奖金），特殊假期（怀孕产假、父母产假、育儿假），税收工具（税收扣除、税收抵免），灵活的就业形式，特殊福利（如住房福利），提供照顾孩子的机构（托儿所、幼儿园、学校），特别折扣卡（如多孩家庭购物优惠）。其中，在发达国家使用较为普遍的是现金补贴、税收优惠以及产假制度。
从效果上看，各国、地区出台的促进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在学界并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新加坡的人口支持力度非常大，但从1960年到2010年，新加坡总和生育率从5.5下降到1.15，到了“极低生育率的水平”。
据世界银行WDI数据库（2010-2014）资料显示，新加坡虽然采取了多种生育鼓励的措施，2014年总和生育率有所回升，但仅回升0.1到0.125，仍大大低于更替水平。当然，也有一些国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比如法国、瑞典等，在各项激励政策之下，生育率逐渐回升。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生育促进政策的积极作用，不能仅仅以提升生育率来评价，更应该从促进生育意愿、提升家庭生育承受能力来评价，简单地说，促进生育政策应该有多元目标，不应仅仅将是否实现生育率的提升作为最终判断效果的唯一依据，甚至如果政策出台后能维持生育率不再下滑，也可视为政策在发挥作用。
我们该怎么选？
时至今日，其实还在争论要不要全面放开生育已经没有必要了，政策的压力无非就是担心全面放开后会“报复性”生育，但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效果来看，这种担心绝对是杞人忧天。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实施四年，出生人口高峰并没有一些人预想的那么夸张，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分别为1786万人和1723万人，比“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的“十二五”时期年均出生人数分别多出142万人和79万人；2018年的人口出生人数已经和2015年相差无几，二孩效应基本耗尽。由此可见，即使全面放开，也不可能有“多生”“失控”的现象。
我们更应该考虑的是，如果不尽快改变人口出生率过低的问题，终将影响代际间的可持续发展。人口老龄化的压力终将是全社会共同承担的问题，但说到底是一个代际传递的问题。
以养老金为例，由于过去的政策欠账，今天养老金的亏空将以年轻人的多付出为代价，福利的本质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但如果社会老龄化进程过快，不得不出现跨代际供养时，就变成了“羊毛出在羊羔身上”，养老问题就演化成为当代人对下一代人，甚至是未出生一代的剥削，曾经的“人口红利”就成为“人口负债”了。这种情况下，代际间的不公平将不得不一代代延续，与中央提出的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背道而驰。
“低生育率陷阱”理论认为，低生育率具有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三个自我强化机制，生育水平一旦降到1.5以下将很难回升。人口代际平衡是人口均衡发展的重要内容，年轻人口的萎缩和人口结构的畸变很难通过其他途径来改变，而韩国、日本等深受持续低生育率、年轻人口亏损、人口结构内爆困扰的国家已有前车之鉴，就今天中国国情而言，该怎么选择，其实不应该成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