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历史的长河川流不息,古往今来,有多少仁人志士随着时代的变迁湮没在改革的浪潮中,而司马光的一生被后世评价为“呕心沥血编通鉴,一心一意反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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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即位之后锐意改革,当时北宋建国百年,积弊多多,已出现种种危机,特别是面对日益强大的辽和西夏的虎视眈眈,宋神宗希望通过变法让国力迅速增强。

起初,宋神宗对正当盛年的司马光十分器重提拔他为翰林学士兼御史中丞,并有意再提拔他为枢密副使,但是在改革问题上,司马光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了严重分歧。

司马光与王安石就竭诚为国来说两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

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之内,即使改革也一定要稳妥。

公元1068年,黄河以北遭遇天灾,神宗召集宰相王珪、翰林学士王安石、司马光进殿商议对策。

由此,血气方刚、锐意改革的宋神宗终于在北宋中期掀起了震动朝野的“熙宁变法”。

急于谋求财政收入的神宗采纳了王安石变法,任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成立专门机构实行变法。

拜表归来抵寺居,解鞍纵马罢传呼。紫衣金带尽脱去,便是林间一野夫。——《独步至洛滨》

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请求担任西京留守御史台这个闲差,退居洛阳,专门研究历史,并立下誓言:“自是绝口不复论事”,远离朝廷的纷争,不再参政,希望通过编写史著从历史的兴衰成败中提取治国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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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司马光的主张与王安石的革新变法,两人政见不和仅仅是在政治观点上有分歧,在本质上都是为国为民的真君子,纯粹君子之争,绝对不是为了一己私利。

王安石在对司马光的评价上由衷的指出:“君子之实,君子人也。”

司马光在政治上的理解比王安石要深刻得多,在为变法问题斗得死去活来之后,司马光留下了这样的见解:“介甫无他,唯执拗耳”,这也基本可以概括他对王安石一生的看法。

司马光自从少年时代起就博览群书,他通晓音乐、律历、天文、数学,对经学和史学的研究尤其用心,仅26岁一年,所写读史札记便有30多篇,并由此萌发了删削卷帙浩繁的古史成为一部编年体通史的想法。

嘉佑六年(公元1061年),在宋英宗的授命下,司马光在崇文院设立编书局,自行选择协修人员,开始编辑《历代君臣事迹》。

这个时期,司马光编写有《历年图》五卷,上至战国下至五代,《通志》八卷,上自周威烈王下至秦二世三年,构成以后《资治通鉴》的前八卷内容。

至此,《资治通鉴》的架构已基本形成。

公元1067年,宋神宗即位后,司马光升翰林学士,并向神宗进读《通志》,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资治通鉴》,并御制序文一篇。

洛阳在宋代时被称为“西京”,作为当时的陪都,整个北宋一代继承五代之风,官僚们在洛阳安家者比比皆是。

宋洛阳园林之盛是这个城市的一大特色,非其他城市可比。

史书记载,此后司马光在洛阳郊外买地二十亩,建起著名的“独乐园”,一住就是十五年。

这十五年,司马光虽然仍旧关心着当朝的政治风云,但不得参政,也就埋头于《资治通鉴》的写作。

这次人生道路上的转折,对他来讲是一次巨大的失落,同时也是一种巨大的幸运。

正是由于司马光闲居洛阳十五年,他才可以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地著书,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历史巨著《资治通鉴》才得以完成,中国乃至世界史学史上伟大的创举,使司马光的名字得以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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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传说中的独乐园现在还存在吗,它在洛阳的什么地方呢?

由于洛阳之后历经战乱,很多历史遗迹都无法找寻,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距离洛阳不远的偃师市诸葛镇司马村,当地在重修一座寺院时发掘出来的一块碑刻才让这一悬案真相大白。

明嘉靖《河南郡志》载“独乐园在洛阳城南天门街东,去城五里。”

清嘉庆《洛阳县志》载:“独乐园遗址在洛阳城东南,伊洛河间,司马街村。”

根据这些历史记载,司马光当年的独乐园应该就在司马村这里,这一点也可以从村子的名字上得到证实。

那么,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司马光为何给自己的园子起名独乐园呢?司马光曾为此写了一篇《独乐园记》答疑释惑。

他说自己所引以为乐的是“薄陋鄙野,皆世之所弃。”即便和别人同乐,也没有人愿意,如果有人愿意和他同乐那么他“再拜而献之矣”。

司马光是在政治上失意之后来洛阳的,他将自己的精力和才能转移到写作《资治通鉴》上来,心里难免有些失落。

但人生可贵,不能蹉跎岁月,“独乐”实在是表达了他自愿选择清贫艰苦的著述生涯的心愿。

作为朝廷的高官,司马光尽可以选择荣华富贵的生活,但是他没有这么做,反而选择了简朴而艰辛的“独乐”生活。

司马光到达洛阳后,曾写有《初到洛中书怀》一诗,颇能反映他对过去经历的怀念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

三十馀年西复东,劳生薄宦等飞蓬。所存旧业惟清白,不负明君有朴忠。早避喧烦真得策,未逢危辱好收功。太平触处农桑满,赢取闾阎鹤发翁。——《初到洛中书怀》

与司马光关系密切的苏轼也曾经写过这样一首《司马君实独乐园》诗,来形容自己眼中的独乐园。

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亩园,花竹秀而野。——《司马君实独乐园》节选

如今,经过数百年的岁月变迁,当年苏轼诗中描写的那个“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的独乐园的痕迹已经无处找寻,我们只能根据村民的讲述去想象他当年的模样。

司马光力求做到与世无争、与人无争,集中时间一面编写一面修改,在字斟句酌、博采旁搜的耕耘下完成《资治通鉴》。

司马光之前的编年体史书都是按年纪事,没有篇目,不作目录,想看什么只能按发生的年份来找,非常麻烦。

司马光突破这种旧例,分三部分将年表、帝纪、历法、天象、目录、举要、索引集于一体,开创了编年体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体例,使通鉴体更臻于完善,将我国的历史编纂学推进到新的水平上。

另一方面,因为以前的编年史受各种局限不够完善,所以他们就想使这部书能集各家所长,使之更加完整系统,最后的稿子由司马光来加工润色,使它们看上去文笔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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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15年的潜心耕耘,公元1084年,《资治通鉴》终于成书。

烟悉雨啸黍华生,宫阙簪裳旧帝京。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过故洛阳城》

司马光的这两句诗中也包含着无尽的感慨。

《通鉴》的著述意义已远远超越司马光著史治国的本意,它不仅为统治者提供借鉴,也为后世提供了一笔知识财富。

《通鉴》已和《史记》一样,被人们称为史学瑰宝,世代相传光耀古今。

那么,《资治通鉴》中都讲了些什么呢?司马光之后的仕途有没有柳暗花明呢?

参考资料:《宋史》、《资治通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