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公元前91年，史学家司马迁在狱中完成了《史记》的创作，记载了自黄帝时代至汉武帝时代之间近三千年的历史，成为中国纪传体史书中的第一座丰碑。就在他之后的公元1084年，另一位名叫司马光的史学家写下了另一部价值堪与《史记》比肩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成为中国编年体史书一座无法超越的高峰，他们两人也因为对中国史学做出的巨大贡献，而被称为“史学两司马”。
光山县位于河南省东南部，北临淮河，南依大别山，为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带。
这个城市因为司马光这个名字而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走在光山县城，处处可以感觉到光山人对司马光的爱戴和纪念。
据县志记载，宋代以后，光山人为了纪念司马光父子，相继建起司马池衣冠冢、涑水书院和司马温公祠，把官舍内的水井取名“司马井”。
至今，光山县城内，司马巷、司马光路、司马光宾馆、司马光广场、司马光碑、司马光大型浮雕等随处可见。
光山人千百年来，咸尊司马，岁时展拜，以表达对这位先贤的景仰。
然而，探寻司马家族的家世，他们的历史却似乎更为久远，甚至可以追溯到遥远的上古时代。
司马光祖籍山西夏县，是当地的名门望族，他的远祖为西晋皇族安平献王司马孚。司马孚是西晋奠基人司马懿之弟，自魏之后定居夏县，司马光的家族故居就在今山西夏县坡底村一带。
时移世易，随着历史的变迁，司马氏家族家道逐渐衰落，唐五代以来，已由帝王之胄沦落为诗书耕读的乡绅之家。
不过，宋初司马氏家族已有人进入仕途，而真正使司马氏家族成为名门望族的则是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
司马池曾为兵部郎中，在藏书阁担任皇帝的顾问，官居四品，一直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誉。
司马光是在他父亲任光山知县时生于县衙官舍的，于是便给他取名为“光”，世称“涑水先生”。
千百年来，司马光被人们视为慧光早现的神童典型，其实司马光后来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就，不只是因为他慧光早现的超常智商，更与他父母严格的家庭教育分不开。
司马池是宋仁宗宝元至庆历年间名臣，也是一位胸怀大志的知识分子。
他没有因祖上留下来的丰厚家产而沉湎物欲，而是专心读书，锐意进取。
在成家立业之后，以做学问的认真和严谨来待人处世，培养子女。
司马光的母亲聂氏是一位知书达理才德俱佳的女子，在严父慈母的教育影响下，司马光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
关于司马光父亲对他的严格教育，有很多流传下来的故事可以证明。
司马光小的时候，有一次他的仆人给他送来了一筐青核桃，但是司马光不知道怎么剥开，于是他的仆人用开水把核桃烫了一下帮他剥开了。
后来司马光对他的父亲说是他自己剥开的，但是这些事情发生是他父亲所见的，于是父亲对司马光严厉的批评“小孩子怎敢说谎。”从这件事情上司马光得到了启示，以后再不说谎话了。
这件事虽然很小，但给司马光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从此，无论是为人处世还是学习知识，他总是十分诚实，不敢有半点虚假，同时也形成了襟怀坦荡、实事求是的个性。
司马光一生的所作所为都与这种性格有关，在人才济济的北宋政坛，司马光能成为领袖级的人物与他为人称道的品德有很大的关系。
在司马光出生的地方光山县有“洗三”的习俗，就是小孩出生三天后要举行一个洗澡的仪式。
传说司马光就是用光山县衙里边的水井中的水来洗三的，因此这口水井被称为“司马浴泉”。
在水井北边的空地上摆放着一组雕塑，一个小孩子正从底部被打破的水缸里往外爬，模样很是狼狈，另一个小孩子俯身在帮助他，旁边放着块石头，这就是家喻户晓的司马光砸缸的故事。
关于这个故事，《宋史·司马光传》中这样记述道：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其后京、洛间画以为图。
小小的司马光遇事沉着冷静，有着同龄人所不具备的心理素质和逆向思维能力，这件偶然的事件也使小司马光出了名。
东京和洛阳有人把这件事画成图画，广泛流传。
与此同时，这段故事也被越来越多的后人所演绎，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段千古佳话。
七岁后的司马光随做官的父亲四处奔波，大江南北，江山如画的风光给了他美好的青春记忆。
父亲一方面以身作则，教育司马光崇俭养德，一方面引导他熟读文史。
司马光深受父亲的影响，自幼便聪敏好学，特别喜欢听人讲《左传》，常常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
很小的时候，他便能够熟练地背诵《左传》，并且能把两百多年的历史梗概讲述得清清楚楚，可见他自幼便对历史怀有十分浓厚的兴趣。
与司马光关系甚密的苏轼在《司马温公行状》里说：公年十五，书无所不通，文辞淳深，有西汉风。
司马光不但博览群书，而且所学扎实，以至于终身不忘。
后来他经过十九年的呕心沥血，终于完成了篇幅浩瀚、纪事广博的编年体史书巨著《资治通鉴》，而此书的成功，无疑得益于他青少年时期的刻苦学习。
公元1034年，按照当时北宋的官制规定，15岁的司马光因父亲身居四品官员，即可恩荫得官。
但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司马光依然参加了科举考试，获得进士甲科的好成绩，从此走上了以身殉天下，躬亲庶务，不舍昼夜的政治生涯和史学生涯。
初入仕途之时，由于司马光对双亲特别孝顺，他被任命为奉礼郎。
由于他的父亲在杭州做官，他便请命要求改任苏州判官，以便离父亲近些，可以奉养双亲。
到苏州做官不久后，司马光的父亲就病故了，他就要回家守孝，在这期间母亲也去世了。
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8月，司马光与弟弟司马旦一起回到故乡夏县，将父亲安葬在涑水南原的晁村祖茔。
双亲相继亡故，对于司马光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然而在故乡夏县服丧的五年，也让从小随为官的父亲四处奔波的司马光第一次真正走进了自己的故乡，并深入了解普通百姓的疾苦。
另外，在老家服丧期间，司马光闭户读书，以诗言志，著述一生，撰写了《十哲论》、《贾生论》《、四豪论》及史评十八篇，其中许多议论成了后来《资治通鉴》的内容，这个时期也成为了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的萌芽期。
服丧期满后，司马光来到了京城汴梁，也就是今天的开封，在开封府担任推官，负责处理各种刑事诉讼。
当时的京城汴梁作为世界闻名的大都市，皇亲国戚、势官大臣、豪强奸猾错杂其间，十分难以治理。
而初来乍到的司马光不循私情，秉公办事，疾恶扬善，清廉自守，很快得到了朝廷上下的一致赞许。
公元1046年，27岁的司马光迎来了政治生涯的第一次转折。
这一年，司马光被调任大理寺丞、馆阁校勘等职务，参与有关刑事、礼仪及编校书籍等工作，开始逐渐接近当时的权力核心。
司马光秉性刚直，在从政活动中也能坚持原则，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略。
而在举荐贤人，斥责奸人的斗争中他也敢触犯龙颜，宁死直谋，当廷与皇上争执，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这些在当时立太子一事中就十分明显的表现出来。
由于英宗皇帝身边没有儿子，所以要立他的侄子做太子来继承皇位，在这个问题上司马光起到决定性作用，从中调停了各方的矛盾，维护了宋朝的江山的稳定。
司马光在他的从政生涯中一直坚持这种原则，被称为“社穆之臣”，宋神宗也感慨地说：“像司马光这样的人如果常在我的左右，我就可以不犯错误了。”
司马光还经常上书陈述自己的治国主张，大致是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措施。他曾说修心有三条要旨：仁义、明智、武略，治国也有三要旨：善于用人、有功必赏、有罪必罚。
司马光的这一主张很完备，在当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司马光的仕途并非就此一帆风顺。在之后的几年中，由于与致力变法的王安石政见不同，他也迎来了仕途上的第一次重大打击。
参考资料：《宋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