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疆域最辽阔的帝国，国土面积远超汉、唐，可在其统治的九十七年时间里，帝国的忧患一直都是此起彼伏，危机不断的，到最后“挑动黄河天下反”，北方红巾军起义，南方群雄割据，整个元王朝都处于战火之中，直到其被赶回草原而宣告结束。
要说元朝如此强大，却在中原地区占了九十七年就回老家的原因，身为浙东三先生的宋濂给出了一个理由，叫做“胡虏无百年之运”，至于为什么？宋濂没说，朱元璋也没问，反正彼此心照不宣就是了。当然，一个帝国的兴衰，是不可能全部把原因归于上天、运气，元朝的兴衰，自然也有它的内在和外在原因存在着的。
元朝灭亡主因：拒绝汉化，和占据了极大比例的汉人集团分割开来
自古以来，凡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要想统治华夏子孙，无一例外地都必须实行汉化，重用汉人，才能最大限度地减轻汉人的排外情绪以及治理国家，像名臣耶律楚材就对成吉思汗说过：“守业必用文臣”的道理，而全真教的丘处机，也是因这个原因而深受成吉思汗重用的。
虽然在元朝开国之时，汉人在朝廷里的地位很高，比如灭宋的带路党史天泽、张弘范，协助忽必烈建立制度的刘秉忠等，而忽必烈本人也是一个比较喜欢汉学的人，“大元”国号就是来自于易经中的“大哉乾元”。
1. 刘秉忠出身于北方的望族，家族在辽、金、元三代都很受尊崇，蒙古帝国建立后，刘秉忠却选择避世，去全真教做了个小道士。由于成吉思汗极度推崇道教，所以全真教在宋末的影响力达到了巅峰，诸多蒙古黄金家族成员都和全真教互有往来，而刘秉忠也就在这样的沟通里，和当时还是王子的忽必烈认识上了；
2. 刘秉忠成为了忽必烈的首席谋士后，帮助他经营其封地以及南征北战，尤其是在进攻大理和继承汗位两件事上，刘秉忠都是当之无愧的首功，所以忽必烈开创大元帝国后，刘秉忠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他的股肱之臣，被封为光禄大夫、领中书省政事，开始全面对元帝国实行汉化建设；
3. 像举世闻名的北京元大都，就是刘秉忠一手设计的，也就是后世明清两朝紫禁城的雏形和基础，此外，刘秉忠还改变了以往蒙古人不发工资而以抢掠为主的做法，设立俸禄制和品级制，并三分大权，以中书省管行政、枢密院管军事、御史台管司法，集权于皇帝，还有朝服、朝堂礼仪等，都是由刘秉忠包办的，基本内容则是照搬宋制；
中统元年，世祖继位，问以治天下之大经、养民之良法，秉忠采祖宗旧典，参以古制之宜于今者，条例以闻。于是下诏建元纪岁，立中书省、宣抚司。朝廷旧臣、山林遗逸之士，咸见录用，文物粲然一新。
可以看出，在元朝早期由于按照宋朝制度来走，国力有了一定的发展，这也很符合每个新兴帝国的历史走向，可是好景不长，公元1274年，随着刘秉忠的去世，元帝国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政治动荡。
刘秉忠的汉化模式还没成型就早早去世了，元帝国内部开始了“是否继续汉化”和“是否回归蒙古制度”的内争局面
刘秉忠于公元1274年去世，忽必烈痛心疾首，觉得失去了擎天之柱，可逝者已逝，忽必烈再悲伤也只能接受现实，以超规格的王侯礼，将刘秉忠下葬。而刘秉忠死后，元帝国前进的目标突然暗淡了下来，刘秉忠虽然跟了忽必烈三十多年，可建立汉学制度也不过是在大元建立后三四年的时间，很多规章制度还没有完全定好，只是一个雏形而已。
刘秉忠去世之后，接任他处理中书省政事的是色目人阿合马，这是一个坚定的排汉者，同时也是一个理财高手，但他的理财手段里，丝毫没有脱离少数民族掠夺的本质，不以建设、民生、税收为主，而是以放高利贷敛聚财物，充实大元国库。
1. 阿合马本就是商人出身，对于经济十分敏感，当时蒙古还没称大元的时候，就因为四处征战而陷入了财政危机，而蒙古此时还不懂得建设，只能靠高压政策强行征税，以应付因军事而捉襟见肘的窘况，阿合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为了忽必烈的理财经理；
2. 阿合马的征税特点是：一方面让农民去借钱交税，一方面自己借钱给农民交税，自己收利息钱，利滚利。所以在阿合马管理的土地下，不但税收可以如期上交，而且多快好，从而得到了忽必烈的赏识，很快就被任命为“中书平章事兼领转使”，掌握着大元帝国的政权和财权，虽然这政绩是靠着剥削汉人百姓而来的；
3. 刘秉忠死后，阿合马总揽大权，不但手握财权、政权，还兼任了吏部尚书这个六部之中权力最大的“天部”，权势滔天，连中书省左右丞相都比不过他，忽必烈还设立了尚书省，以改变中书省一省独大的局面，由阿合马为平章尚书事，负责打理整个尚书省，和蒙古旧派贵族、任中书省丞相的伯颜、安童对抗。
阿合马担任大元财政总监二十年，大力排除刘秉忠制定下来的汉法，又随意安置心腹入掌大权，罗织罪名陷害蒙古旧派贵族，对下其敛财手段又与民心背向，引起了民愤，最后发生了轰动朝廷的“阿合马刺杀案”，阿合马被汉人王著所杀，事后王著死于狱中，案件很快就归了档，反而本是受害者的阿合马被抄家灭族。
阿合马的死象征着汉化派和旧势力的最终胜利，之后取代阿合马接手帝国财政的，是汉人卢世荣，不同于阿合马抢百姓钱的做法，卢世荣是抢蒙古贵族的钱，以增加关税、畜牧业税来征收，此举自然引起了蒙古贵族的反击，很快，卢世荣被罢官免职，而一直坚定汉化的太子真金，也在日夜惊忧之下去世，大元汉化政策自此付诸流水，只能依旧实行蒙元贵族政策。无法汉化对元帝国来说是一件很遗憾的事，太子真金死后，朝廷皆由蒙古贵族把持，汉人被大力打压，就连最重要的科举考试都被迫停止，直到元仁宗时期才开放，而此时距离元帝国被逐出中原的日子，也已经不到五十年的时间了。
在蒙古贵族掌权的光阴里，元帝国始终无法完成封建转化，经济逐渐走向崩溃
而之所以会如此，其内在原因还是因为元朝的汉化不彻底，实权几乎都由蒙古贵族把持，他们没接受过系统化的汉学知识，不懂如何治国理财，在阿合马时期就靠着放高利贷来瘦下肥上，而到了中后期时，元朝更是只能靠着大肆刊印纸币来应付度日。
1. 忽必烈中统年间，接受了刘秉忠的建议，开始发行“中统元宝交钞”，规定二两钞等于银一两，十五两等于金一两，为国家唯一通行货币，严禁金、银、铜买卖。但由于仅在河北一带进行经济试点，加上元朝新建国力极强，所以宝钞制度在河北的流通使用还算是正常；
2. 到了阿合马掌权时期，纸币印发泛滥，价格下跌，物价上涨，而朝廷并没有及时纠正，反而继续印发纸币救市。从忽必烈到元顺帝时期，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元朝就发行了四种纸币：中统、至元、至大、至正，官府肆意定制纸币价格，企图稳定物价，比如武宗时期，至元纸币的价值，就等于十倍中统纸币；
3. 滥发纸币的危害我想现如今的人都知道，别以为拿到手的钱多了，日子就好了，实际上纸币的正常运转，是要取决于金银商品价值的稳定，一旦纸币多了，通货膨胀自然开始，造成钱不值钱的危机，民国时期，国民党的金圆券也是这个道理，一张价值五千万的金圆券仅能购买一根火柴的怪象，其实早在元朝时期就开始了。
元朝统治者始终排斥汉化，没有合格的理财高手坐镇，一遇到大事就滥发纸币来应付，而金银矿物、丝绸布匹这些实货，却要么给统治者中饱私囊，要么用来赏赐结构庞大、臃肿的蒙古宗亲，尤其是作为元朝屏障的四大汗国，该有的赏赐更是一分都不能少。
到元顺帝时期，元朝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各地民变四起，国家经济面临严重的赤字，而税收规模仅次于农业税的关税，也因为倭寇横行而被迫禁海，朝廷设置的市舶司所能收上来的税收不足十分之一。虽然顺帝中期，丞相脱脱掌权，开始大力实行汉化治国，恢复科举，开放盐税等等，短时间里起到了稳定物价的作用。
可是脱脱毕竟是蒙古人，其更化措施始终脱不开蒙古人的框架，即使对朝廷结构有所变动，但却没有动过蒙古贵族这只大老虎，他们有着免税的权力，毫不顾忌地兼并农民土地，继续进行着奴隶式的管理。结果就是：国家大力开扩税源，增加赋税，而大头们依旧脑满肠肥地做着大地主、大土豪，百姓依旧贫困，依旧受剥削。
事实上，从忽必烈时期起，元帝国就遭遇了多起汉人起义，只不过因为元朝虽然放弃了民生，但没有放弃军队，士兵战斗力直到元末还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准，才能屡次镇压住叛乱。可至正十一年，由于修理黄河而引发的白莲教、红巾军起义，很快在帝国内部燃起了燎原之火，天下大乱了，元朝的统治也就到头了。
结语
元朝之亡，是亡于通货膨胀，但究其根本，还是因为他们拒绝汉化，使得元朝名为封建王朝，实际上还是一个奴隶制国家
自古每个朝代，几乎运转到一段时间后，原先帝国的弊端就会逐渐显现出来，汉唐宋明清皆是如此，元朝自然也不例外，而元朝的弊端，就是蒙古贵族摆脱不了原先的特权身份，不愿进入封建社会，不愿接纳汉人，而统治者们也害怕沾染到汉人那重文轻武的堕落风气，一昧地维持蒙古强硬的治国制度，连忽必烈这样的雄主都不能脱俗，何况是后面的诸位元帝了。
而在蒙元特权制度下，汉人永远被当作四等公民，接受着上层建筑的随意剥削和奴役，反元情绪日渐高涨，经济矛盾逐渐演变为民族矛盾，元朝疆土虽大，但其统治力并不足以影响到各地，汉人和蒙古人始终敌对，到最终就一发不可收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