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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2月，时任日本陆军部次长的东条英机亲自批准了伪造中国流通货币“法币”的计划，交由山本宪藏具体负责。山本宪藏马上组织了一支权威的造币专家团队，以当时中国五元面值的法币为样本进行试验，短时间内高效率地制成了数十万元的成品，并迅速投放中国。
就在他们弹冠相庆的时候，一条消息让他们目瞪口呆，他们费尽心机制造出来的假币，在第一时间就被中国老百姓用肉眼识破！原因很简单，那种五元面值的法币，竟然是已经退出流通领域的废币。
山本宪藏因为这次华丽的闭门造车行为受到了上司的严厉谴责。
虽然出师不利，但日本对制造假币的兴趣却有增无减。原来，随着战争的深入，日本受英美的经济制裁，国力逐渐透支，资金运转失灵；而中国的法币仍可以在香港等地自由买卖，于是日本对制造中国假币愈发情有独钟。1940年，山本宪藏被准许戴罪立功，再次负责伪造法币。
山本宪藏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从中国实地找来了仍在流通的法币做样本，印刷了500万元运抵中国。由各沦陷区的银行和商社使用，大肆套购战略物资。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又从香港缴获了国民政府的全套印钞设备，这下山本宪藏的造币专家们更是如鱼得水，“理直气壮”地制造假币了。
日本的假币战术很快引起了国民政府的警觉。军统和英美合作，在重庆建立了一座专门制造日伪钞票的造币厂，夜以继日地赶制了上万箱假币，并把它们全部运送到沦陷区。大家假，才是真的假。这些假币破坏了当地的经济运行状态，也起到了一些成效。但是总体来说，日本在这场货币战争中还是大占上风，双方假币往来，看似“平等互亏”，但所有假钞都在中国境内流通，日本在扰乱中国的金融秩序，而国民政府又在扰乱中国沦陷区的金融秩序，以至于整个中国差不多都在通货膨胀，归根结底还是中国老百姓倒霉。
日本在国统区尝到甜头后，又贪得无厌地伪造共产党抗日根据地流通的货币。当时各个抗日根据地大都发行自己的货币，称为抗币。日本为了掠夺根据地物资，破坏抗币信用，也大肆制造假抗币，投放到各个边区。
与此同时，边区人民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假币斗争。和国统区的“以假制假”不同，他们想出了“以落后对付先进”的办法。边区发行的抗币，不用铅板，而是用木板刻制，所用木材就是当地产的楮树根和黄杨树根，纸则采用自己生产的土纸。这样印出的抗币，虽然有粗制滥造之嫌，形态上更像一张张破纸板，但仿造却极难。日本的造币专家在设施齐全的实验室能够仿制印刷精良、防伪严密的美元，仿制这种简陋的抗币却是无从下手，徒唤奈何。于是抗日根据地内的假币战争，中国方面大巧若拙，出人意料地取得了胜利。
日本仿造抗币卖力不讨好，便把主要精力又放在了制造国统区的假法币身上。从1939年到1945年六年间，日本共伪造法币40亿元，堪称世界之最。然而正当日本手拿巨款，在中国各地兴冲冲地展开收购行动的同时，国统区却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抗战后期，国统区物价飞涨，截至1944年，法币发行量比1937年增加了100多倍，高达1890亿元。1945年，长春市工人的工资额度都以亿为单位计算，市民拿着一麻袋钱，只能换不到一斤的高粱米。在这种背景下，日本苦心孤诣印制的那40多亿“巨款”，到底能套购多少物资？其本身的价值，大概连印刷成本都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