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彼得一世改革以来，加强了沙皇专制统治，导致了俄国各阶级社会均要承担终身为国服役的义务。而贵族从自身利益出发，也在不断地想要摆脱这种束缚。从“宫廷政变”威胁王权，到叶卡捷琳娜二世颁布《贵族特权诏书》，给予了贵族自由，以及地方行政管理和等级自治的权利。自此贵族终于才能走上一条自由解放的道路。
出身显赫，命运不凡却仍要沦为国家机器
贵族本身已经是作为统治阶级，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阶级，为何还要自由和解放？的确，在18世纪的俄国，直接压迫农奴的就是这些贵族阶层。然而，这仅仅是从贵族与农奴的关系上来看，贵族似乎是农奴的主人。然而，站在君主和贵族的角度上来看，贵族只是君主的奴仆，是国家机器运转的一部分。
从后期英国的发展来看，英国的议会制度便是贵族代表的议会与王权形成分庭抗礼，与王权相互制约的佐证，《自由大宪章》便是代表这些贵族的自由。而在俄国社会，沙皇的统治下，在政治上从未形成真正的议会制度，因而贵族对王权只有义务而没有规定其享受的权利。
然而对于俄国这样一个地处东西方之交的地理位置。一方面吸收了传统的东方文化，一方面西方国家的文化也不免对其产生影响。因而，在俄国就出现了在东方国家少有的地方自治和城市自治的现象。特别是身处社会上层的俄国贵族，开始为自己的自由解放而斗争。
历史上贵族与王权之间复杂交织的关系
俄国贵族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至基辅罗斯时期，在那个时代，除了王公，贵族按照其社会出身和其地位可以大概分为两类，一类是地方上的，一类是附属于王公的，地方上的贵族波雅尔一般是当时最强壮的人，或者是富有的土地所有者，奴隶主，以及勇士。这是最初城市管理者的来源。
而附属于王公的波雅尔则是为了保护王公战斗的而形成的一种力量。同时，还兼任了王公的谋士和参议政人员，在宫廷和地方管理上占据了很多重要职务，起初这种类型的波雅尔只是附属于王公，依靠赏赐和军事上的掠夺来维持生活。他们与王公之间的关系更像是合作伙伴，他们也可以远离一个王公，投靠另一个王公。
而之后随着王公逐渐定居，王公波雅尔也随着王公定居，并可以分到一定的土地，也变成了土地所有者，王公波雅尔逐渐和地方上的波雅尔融合，形成一个完整的波雅尔阶级，对国家的管理权也仅次于王公。
在12世纪后期的文献《往年纪事》中有记载弗拉基米尔作为“亲信”谋杀了大公安德烈 · 博戈柳布斯基，有学者认为这里的亲信是指大公仆中的特殊人物，这类人可以直接管理大公的宫廷事务，而这些人后期演变成了“服役贵族”。
而在13-15世纪时，由于统一的罗斯国已经不复存在，王公和各类贵族之间的附属状态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在战争时，各地波雅尔将自己领地上的人民组织起来加入王公的军队，而服役贵族则为王公服役，承担军队的主力。此时的贵族阶级享有自由的出走权，他们还可以享受自由选择职务和服役地点的权利，属于自由的劳动者。
而在莫斯科国家，由于长期的对外战争要求莫斯科君主举全国之力建造强大的军队武装，要求所有居民的个人利益都必须服从国家的需要。因而从15世纪开始，莫斯科公国就开始限制波雅尔贵族和服役贵族的权利，并且以纳税和服役的形式控制着国家力量。
此时社会的阶层开始清晰化，服役阶层主要负责军事服役的义务，而纳税阶层主要为了保障国家运转和服役阶层的利益而缴纳税款。这些贵族阶层开始成为国家的附庸，不再拥有自由出走权。
发展到15世纪中期，莫斯科国约有40多个波雅尔贵族家族。波雅尔贵族中的长老被任命为波雅尔杜马，实际上承担了当时的立法机关和最高终审法院的职责。后期，君主为了保障这些贵族对国家服役，通过赏赐封地来作为服役的报酬，使得服役贵族的人数大幅增加。
在彼得一世进行改革之后，正式引入了贵族的称呼，引入了贵族爵位制度，授予贵族各种荣誉称号的徽章。将各类贵族统一起来，从法律上取消了贵族内部集团之间的差异，代以官职划分，血统和门第不再是评级的唯一标准。他还出台了《动产和不动产继承法令》规定世袭和赏赐的封地都可以作为不动产由一个孩子继承。
彼得一世按照西欧国家模式对军队进行改造，使得各个阶层都有了服兵役的任务。然而，对于贵族来说，他们服兵役的任务并没有减少，贵族子弟到了一定年龄还是必须去莫斯科服役，各种贵族子弟都逃不了服兵役的义务，他们还必须接受欧洲的文化教育，这就使得这些贵族受到了西方文化和思想的影响。
然而在莫斯科统一的过程中，由于国家的专制统治逐步形成，这些贵族的私有财产权和各种民事行为都受到了严格的控制，他们也逐渐丧失了自由和权利。
长期的斗争逐步起效，贵族自由之路层层推进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长期强制性服役的义务致使许多贵族阶层无法在新的经济条件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尤其是当他们的领地转化为私有财产，他们不再愿意为君主服役，获得荣誉和显赫的官职，而是更愿意回到自己的庄园，过上更为安逸的生活。
18世纪的欧洲粮价上升，直接导致了俄罗斯农业经济的好转，经营自己的庄园可以获得的收益远远超出为君主服役战争所带来的利益。一些俄国贵族开始要求坚决退役，来从事商业活动。渴望摆脱这些繁琐的义务的束缚，向往更加自由安宁的生活。
在彼得一世去世以后，俄国的政权频繁更替，在这个史称“宫廷政变”的时期，由于当时贵族中的精英阶层几乎都在近卫军服役，因而近卫军几乎代表整个贵族阶层在这场政变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此之后，贵族逐步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不再满足于成为君主和国家的附庸。在这一时期，他们开始积极参与政治，并具有一定的统治权，甚至能决定皇位继承这样重大的国家事件。
在彼得三世继位的一周之内便同意了70多名近卫军军官的退役申请，之后颁布了《贵族自由宣言》，赐予了贵族自由服役的权力，他们可以选择服役或者退役，以及选择去欧洲其他国家服役的权力。
但《贵族自由宣言》 仍然充满矛盾，它在承认贵族享有服役自由的同时有很多的限制条款。 这个法令的意义在于赐予了贵族选择服役自由权的同时，保留贵族对农民和土地的所有权。使得贵族为国服役义务与土地所有权相分离。此后贵族不用服役就能享有私有财产权。
对于贵族而言，为国服役这件事就变成了一种占据国家重要军政职位的特权。 这个法令改变了贵族与君主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削弱了贵族对君主的关系，贵族可以依据自己的想法来对国家政策进行评判。
由于贵族的政治力量逐步增强，相比之下，“宫廷政变”时期后的俄国皇权却处于逐渐下落的情况，残酷的宫廷斗争逼迫君主们向贵族势力靠拢妥协，以拉拢贵族势力的支持。1712年叶卡捷琳娜一世就允许多数贵族军官带薪休假，之后女皇安娜· 伊凡诺夫娜宣布废除《一子继承法》宣布私有财产可以由子女平等继承。
直到叶卡捷琳娜二世继承了岌岌可危的皇位，发现只有贵族阶层才能协助管理国家，当时的确急需一大批有文化素养的人才来对国家实施积极有效的管理。她在1785年颁布了《贵族特权诏书》，试图建立起一个从形式到内容都与欧洲相似的一种等级制度。她希望把俄国建立成一个真正扎根于法律的法治国家。不仅确认了贵族已经享有的个人自由和财产的权利，还赐予了省贵族会议以法人的地位。
获得自由和解放之后，仍有不少俄国贵族选择继续为国服役，但这是他们进行自主选择的结果。这样的自主选择给这些贵族的心理上带来的极大的积极影响。 正是这些获得了自由的贵族回到了各省，投身于文学、 艺术以及出国游学等活动。人身的自由和解放不但拓宽了俄国贵族的视野空间，还促进了他们个人意识的形成。这些逐渐觉醒的贵族形成了俄国第一代知识分子，正是这些贵族知识分子后来为了把自由赋予所有人民而展开了斗争。
参考文献：
《贵族特权诏书》
《一子继承法》
《往年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