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善的论述，善——有时代性，更有社会性！善是不同的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当中提出了自己的善恶论体系。详尽地说是对于善的种种理解。可以说这部作品是黑格尔晚年的出版著作。基本也囊括了黑格尔一生辩证哲学体系的思考和论述。黑格尔从世界的终极目——善切入，展示了善的义务，责任以及虚伪善良的根本逻辑，并把它分成了三类。
从善良的理念和动机而言，其实我们可以将其大致分为精神和物质两个世界。在精神层面，我们所认为的什么是善，在物质层面就是我们在物质世界的交流当中，体现出的具体行为。如何将其归类为善？物质和精神，主观意志和客观现实是双向互动的关系。善良是人性之所需，更是人性之追求。
但是在具体生活当中，善良的种种变化也不得不让人们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善？很多人将善理解为人性之根本，人之初，性本善。但是这个善究竟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还是两者结合，还是跳出精神与物质，而合成的一种逻辑体系，这根本没有人给出一个准确的答复。
有人把善理解为责任，但是这个责任是自己给自己的，还是他人给自己，亦或是社会给自己。若善是一种义务。那么，什么样的社会拥有什么样的善，是否也会因为社会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尤其是各个阶层，各个社会地位的人群善的义务，对于他们而言是否可以等同还是有所区别。
其实相对于善良与邪恶的定义以及逻辑，并不是人们对于善恶观的根本性论说纷争。人们真正想要解决并且相互攻击的并不是对方与自己之间的善恶观，而是对于广义的善之中的不同诠释和理解。在一提到善良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将各种之美好放在善良这个容器当中。但是善同样也分为真善和伪善。无论历史还是现在，也不论的社会各个阶层，其实很多人都将伪善视作善良。从而也使善良变得不值钱，善良变得高不可攀。
在伪善之中，黑格尔大体提出了三种形态
第一种形态是应该之善，也就是把自己的种种行为通过外界的一种权威的声音进行合法化。儒家后学之辈经常如此！
企图用一种大家所熟知的权威观点来掩盖自己邪恶意图中的行为。俗话说就是披着羊皮的狼。他们通常认为某一个行为进行善恶评价的时候，总有多种客观理由。反正这些理由也可以是相合的，也可以是相反的，但不论哪种理由，每一个人都会用有利于自己的善良观去掩盖自己内心当中某种邪恶的事实和想法。
他们并不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真的符合他所引用的权威。但是反过来，权威却可以很好地掩盖和解释伪善者的动机。人们所信仰的一个权威，绝大部分并不是因为自己会追求这一权威，而仅仅在于这一权威可以使自己获得无可挑剔的合法性。从而让自己的种种邪恶行为变得心安理得。
利用的权威其实很无辜，每一个理论其实都有自己的适用范围，具体的历史背景，社会氛围以及现实情况。但是，如果某些人抛开这一切而单纯地将这种理论性的权威生搬硬套以增加自己具体的现实行为无疑使得权威变成了工具。前人的理论和心得，成为自己的踏板。多年以后，当盖棺定论的时候，似乎没有人去口诛笔伐滥用权威的人，但却将所有的恶意推给了权威和先人。
在这一方面，其实儒家的孔子也很无辜，他确实有自己不可弥补的理论漏洞，但是反过来讲，不论是诸子百家还是春秋战国亦或是希腊，罗马每一个人的思想都有自己的漏洞。但他同样也创造了自己的权威，至于自己的理论是不是被利用，被什么样的人利用，利用成什么样子。他们根本无从知晓，无法辩解。
第二种形态的善是抽象的善，儒家理论的根本漏洞
这种抽象的善是黑格尔指出的儒家学派的根本逻辑漏洞。这种善良是基于自己的主观逻辑体系而形成的。根本性地忽视了客观事实和客观的物质联系。在儒家家成为创世学派的春秋战国这数百年的历史之中，我们无一不看到儒家学派的学者对于善恶的定义，以及对于真善伪善的定义，令人匪夷所思。
人们更愿意因为大环境的不理智而允许疯狂合法化。例如，当天下大乱的时候，人们食不果腹，此时劫富济贫，赈济救灾就成为正义。好像天下大乱有钱人就应该负责任，也是他们应该付出的代价。这种主观逻辑上的定义可以被任何一个人利用。对于统治者而言，他们也可以认为天下大乱，正是一群刁民在地区作威作福，扰乱地区秩序。从而下令国家强制机器和地方地主加强对地方管理。
在特定的历史情况，两者都是对的。前一者自不必说，每到王朝末日，天下大乱的时候，民众揭竿而起。而当国家初步安定，却依然有山林盗匪裹挟民众严重威胁地区生产恢复以及民众安居乐业之时后者又成为了社会正义。所以这种善良的体系完全基于自身的主观逻辑。只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管用。
但是由于读书人总是一些人的代表，所以对于特定历史时期的这种概念将自己的主观逻辑，道德体系强加给整个社会。进而形成了我们所熟知的24孝。在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虽然前1000年这种情况还不突出，但是到了宋代以后，24孝被广泛为人所知。所体现出来的各种迂腐，封建，灭绝人性恐怕是现在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愿意使自己的后代子女被24孝有片刻感染之可能。
还有很多例子，如果劫富济贫的盗匪可以被理解为是善意的举动。那么是否在和平年代打着劫富济贫旗号的盗匪也可以被理解为是善意的举动。所有反对盗匪安心生产的人是否都成为了社会的反动？而如果临阵脱逃，是因为自己家中有老母无人赡养。那是否所有临阵脱逃的人家中都有父母？临阵脱逃成为了社会正义。
其实这样的一种推论并不夸张一个王朝进入末日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为自己找寻主观的逻辑体系合法性，进而证明自己的临阵脱逃，证明自己的信仰缺失，证明自己对社会责任的泯灭是正义的，是必要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落后的民族反而会征服比它更为富有，文化水平更为发达的民族。就是因为更为发达的民族，每一个生活个体都为自己找到了正义，而社会正义则彻底沦丧。
儒家体系的这一个漏洞是从孔子开始的。如果孔子能够活到发现漏洞的那个时代，我想孔子会有认真而深刻的解释和重新诠释。问题是，进入宋代以后，儒家学说整体变形。他们不再讨论儒家体系当中的各种理论漏洞，而是通过种种掩盖各种虚伪和一种强行的逻辑框定保证这一漏洞成为合法化。
谁质疑这些漏洞就是大逆不道，人们最应该做的不是质疑前人，而是崇拜。漏洞不是漏洞，而被当成是儒家学说最深邃的社会哲理和人伦纲常。从而整个民族也陷入危机。从社会到个人都变得更加畸形，变态。
第三种伪善便是前两种伪善的集合体，也是前者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当中的必然趋向。
在历史发展之后，人们不仅可以在儒家学说当中找到各种权威去诠释自己有争议的行为的正义性。同时，人们自幼接触儒家学说，也形成了儒家学说体系的基本逻辑思考。用每一个人都极其相似的虚伪的儒家负面理念去保证自己的行为合法性（而真正的儒家精髓却弃之不用）去将自己各种行为定义成正义的。
所以往往我们也会看到一个王朝末世，当急需政治改革的时候总有保守派极端反对。这些保守派既是文人，也大谈儒家经典，侃侃而谈治国之道。但是对于治国问题和国家发展当中的漏洞自己非但无法得出任何证据结论。反而认为一系列的问题是因为人们不遵守过去的种种教条而导致的。
最突出的就是维新变法之时，认为只有坚持儒家的伦理纲常，国家自然而然就会战胜西方侵略者。文化之根并把它说成5000年文明史最根本的特质，也是最不可战胜的特质。完全忽视了5000年的文明史，正是因为不断改革，不断前进，不断变化才造就的。但是这一点被所有的坚持儒家伦理纲常坚持教条主义坚持保守和既得利益的所谓国学大师整体否定。
并大肆挞伐，而他们学会了历史映射，将任何变革思想的人物，全都塑造成了历史的反面典型。从商鞅到谭嗣同。不是酷吏，不是罪有应得，便是凌迟处死。总之，谁要改革，谁要挑战儒家经典当场体系，谁便是大逆不道。从而成为天下正义，社会唯一的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