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点当下社会，教育焦虑成为许多家长无法避免的情绪。学区房、补习班、高考与出国，每一个话题都压力重重。这种压力甚至束缚着学生，让他们在毫无兴趣的领域学习，直至毕业。面对这些问题，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分享了他的看法。他认为；“唯分数论”正在伤害教育真正的目标，改善教育生态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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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南都观察家 (ID: naradainsights)
文丨杨东平 编丨Travis
杨东平，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
N=南都观察 Y=杨东平
N：在您看来，到现在，我们国家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个最重要的大问题是什么？
Y：教育肯定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因为全社会都陷入对教育的焦虑之中，而且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
这种焦虑主要是源自于升学、竞争，包括从幼儿园进入小学，进入中学……最后进入大学，这个升学链条，每一个阶段都面临激烈的竞争。
又由于，教育在现在社会的重要性越来越高，家长对教育可以说非常狂热，再加上一些新的因素，包括培训机构等等，水涨船高，全社会的教育焦虑和教育问题就不断地发酵，各种各样的现象目不暇接。
甚至因为竞争，现在很多小学教育的内容被下放到幼儿园，这都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N：这种焦虑是因为高考这个通道，以及高考的分数选拔导致的吗？
Y：关于教育焦虑，我们用另外一个概念来表达的话就叫做“应试教育”，应试竞争使学校家长、老师、学生都蒙受巨大的压力。
很长时间里，我们都认为是因为高考的指挥棒，把竞争传递到小学、初中、幼儿园，其实这是不准确的。
现在，中考的激烈程度要远远高于高考。人们首先关注的是能不能上普通高中，其实上了普通高中以后，95%以上都能上大学，但是很多地方能够上普通高中的学生比例只有60%多。
所以各种问题必须要区别对待，具体而论。
对于小学而言，我认为小学的压力主要就是来自小升初，甚至中考的压力也不会传递到小学，这是由小升初的制度决定的。
如果一个地区的小升初没有台阶，按照义务教育的规定，学校比较均衡，那小学就没有压力了。
我们的关注首先是义务教育，因为义务教育是国家用法律确定和保障的基础型教育，非竞争、非选拔、非淘汰，免费就近入学，这都是法律规定的。
如果真的达到了这个目标，义务教育真的就没有竞争了，都是就近入学，学校都差不多。
但事实上，学校间的差距非常大，所以家长不得不择校，择校最激烈的地方就是学校差距最大的地方。
事实上，我们到日本、韩国、台湾地区，你去看，它小学和初中阶段没有什么压力，都是就近入学。
我们去年到韩国考察过一次，当地两个带队的，一个向导，一个翻译，都是小学生的家长，我问他们：“你们上小学有没有选择？”他说也有。
我问选择的标准是什么？他们说，第一个是离家近，第二个是伙食好。在首尔和京畿道，小学生全部都是步行上学，十分钟之内的路程。
N：就是说他们在教育资源相对平衡的状态下，其实不用去考虑哪个学校更好？
Y：就是达到了一个比较均衡的状态。
现在我们觉得在大城市，小孩子能够就近入学、自行上学很难以想象。但在义务教育阶段，理论上是不应该有择校竞争的，学校必须是均衡的，必须要保障儿童能够就近入学。
我个人认为，虽然《义务教育法》规定的是平等、均衡的教育，但事实上我们70年来执行的或者制造的是一种等级化的学校制度。
因为在城乡分治的二元结构当中，中小学又区分了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学校的等级非常之多，甚至有部属的学校，有省属、市属的、区属的，行政等级不一样，资源也不一样。
学校系统本身不是一个平衡的状态，而是高度等级化的。
当然最大的一个等级是城和乡的分别，是城市学校和农村学校的分别。很多年以来，我们对条件更为匮乏的农村学校实行更低的资源配置、更少的经费、更少的教师……完全是蛮拧。
这些年在强调城乡教育均衡发展、一体化发展，农村的资源配置上，明文规定的差距开始改善、开始减少。但历史形成的发展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学生逃离自己的学习领域，
是教育的失败
N：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如果能够实现教育资源的均衡化，减负其实在义务教育阶段最终是能实现的。
至于大学竞争的话，那也是孩子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他能够承担这些学习压力了？
Y：从日韩的情况来看，中小学已经非常正常化了，学生没有什么压力。
当地华人家长反映的是另外一个问题，认为学生荒废的时间太多了，学校没教育他们什么东西。
我有一个亲戚在日本，老想把他的孩子转学到北京来，觉得孩子在日本学不到什么东西，因为他自己是一个学霸，后来到日本生活。
我一再跟他说，你不要怀疑日本的教育，日本小学和初中是没有竞争性的，这是为了给儿童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和多种发展的可能性。
在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真正的竞争性学习是从高中才开始。所以美国的初中、小学也是非常轻松的，也是以学生的人格养成、社会习惯、兴趣爱好、交往等等，这些社会化的能力作为主要的目标。
有一个美国校长，他说中国的老师、校长到美国学校参观，也是这些问题，认为进度太慢了，课堂上一点都不紧张，没有挑战性。
完全不像中国的课堂里面，打仗一样，每分钟都有热点，学生群情激昂地提问。 他们没有，他们就是朗诵、抄写、讨论。 在中国老师看来，美国课堂节奏很慢，效率很低。
后来美国校长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小学教育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要保持学生的学习热情，因为学生从小学到大学、研究生，十几年的时间，如果你在小学阶段就用考试、高难度的教学把他打垮了，他就没有学习兴趣了。
事实上，在中国的小学阶段，有人做过调查，40%多的学生厌学。所以就可以想象，如果一个学生在小学阶段就厌学的话，哪怕他能够上一个名校，他内心对学习的热情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
这个问题有一个很清晰的证据，我们从1985年左右参加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包括物理竞赛、生物竞赛、计算机竞赛，每年有很多获奖者，从1985年到现在，有30多年了。
当年和中国的神童同台竞技的很多国外的小神童，已经成为各个领域的大家了，就像数学菲尔兹奖的得主、澳洲的陶哲轩是非常著名的，但是跟他同台竞技的中国学生“消失”了。
后来有人跟我说，在艺术领域也是如此。 我们现在每 年有很多的 神童，弹琴、 参加国际比赛、拿金奖，长大以后“消失”了。 到哪儿去了？
等到他进入国外的大学，能够自主选择的时候，他最后选择了离开数学、离开物理、离开钢琴，因为这一开始就不是他内心的爱好，只不过他比较聪明，有这方面的能力，能考试，能算题。
创造性的行为来自于内心的好奇心、冲动、热爱。热爱这件事情，在中国很多学生是没有的。
有学生高考以后要把书烧掉，对读书是恨之入骨。
如果我们的教育最后是这么一个效果，最后一旦能够逃离的时候，大家都尽可能地逃离自己的学习领域，那不是教育的失败吗？是人力资源的严重的浪费，是对青春和生命的严重的浪费。
我们在很多科技领域所做的工作和贡献，基本上属于追赶型的，是对已有的技术的模仿、借鉴、提升，无论是火箭还是深潜等等，并不是原创性的和基础科学原理性的研究和发现，这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教育的成功，在于培养了一大批训练有素的劳动者或者工作者。
从人力资源的角度，这个是非常有效的，为40年来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了很充沛的人力资源，但是在创造性的发现和发明方面，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唯分数论”正在伤害教育真正的目标
N：您认为，教育的本质是什么？
Y：教育的本质，这个可以有很多种表达，用我们最常用的一种表达——育人为本——就是把人的培养放在第一位。
而我们现在通常的做法是培育分数，而不是培育人。 人可以变成一个病人，可以变得 肥胖、近视，都没有关系，但是要有分，这就是一种教育的异化。
另外一个评价，无论是卢梭、杜威，还是陶行知一再说的，教育是要教人学会生活，而不是教人脱离生活，学生就是要学“生”，而不是学“死”。
所以，现在经常看到读了很多书的人，却缺乏基本的常识，甚至缺乏基本的良知，他获得了很多书本知识，但是比书本更重要的人生和社会的知识并没有建立。
有种观 点认为，教育中存在两种知识，一种叫做套装知识，就是我们的教育工厂，从19世纪开始，按照学科门类、知识种类，由浅入深编排的教科书体系。
但时间长了以后，大家误认为教科书就是人类知识的全部，从小到大，读到高三，把这些书读完了，你就是一个有知识的人。
实际上，这是人类知识中非常少的一部分，而且它的真理性是大可质疑的。
另外一大类知识，是经验性的知识，生活性的知识。
为什么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农民也可能很有智慧，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可能比一个学生更深刻，他凭借的是另外一个知识系统，他的社会经验、生活知识，从经验当中学习的，所以他很容易辨别那些胡说八道的东西。
所以，刚才讲的向生活学习、为生活而教，这是现在教育改革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
N：所以教育观念如果不以分数为唯一、为最高的一个标准的话，其实老师和家长是可以有很多种方式去做更多、更好的教育的尝试？
Y：对。当然，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说到评价制度，考试评价。
那么多年以来，或者我们用一种唯一的分数来评价，来判定一个学生是不是聪明，是不是有用 ，这个东西是对教育的很大的一种伤害，尤其是对人的一种伤害。
很多有创造性的人，创新型的人格，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这种循规蹈矩的条条框框的束缚。
把“改善教育生态”
作为一个更重要的目标
N：其实我们的学生承担了这么大的学习压力，但是从整个国际上来看，高等教育的结果，不管是研究的产出还是排名，这么大的代价，也并没有追赶得很好？
Y：对，去年6月，MIT的媒体实验室的创始人尼葛洛庞帝跟任正非有一场三个小时的谈话，媒体上披露的很多。
其中有一段谈到教育，我觉得他谈得非常好，他说世界上的教育，现在有两端：
一端是北欧国家的教育，它们很少考试，学生没有压力，但是学生学得也很好。
另外一端就是中国，学生压力非常大，考试非常激烈，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就被淘汰了。
他说，北欧的教育应该是未来教育的一个标杆。也就是说，人类的教育最后应该是向那个方向来学习的。
我觉得尼葛洛庞帝看得非常清晰，在世界的视野当中和历史的视野当中来判断什么是好的教育。
6月17日，任正非在华为深圳总部对话美国经济学家乔治·吉尔德及MIT媒体实验室创始人尼葛洛庞帝，围绕“科技、市场和企业”展开讨论。 多维新闻
我们在讲教育创新，提出了一个口号，要把“改善教育生态”作为一个更重要的目标，不仅仅是单项的改善，改善课程、减负，甚至是高考，整个教育生态的改变。
这个教育生态的改变，我们提出了“三低”的概念，就是“低竞争、低评价、低管控”，尤其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尤其是在小学，没有必要那么激烈的竞争，这在很多国家是非常清晰、明确的。
在这个阶段，不要把竞争引入学校，没有排名，没有三好学生，没有班长。学生需要学的就是交往，包容、宽容、礼貌等等。他学的就是这些，而不是比拼。
对于儿童来讲，道德教育、人格养成体现在这种日常的交往当中，而不是体现在学业竞争当中。这种残酷的竞争肯定是会败坏一个人的品格的。
北师大的顾明远老师，经常讲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小孩考了99分，回家给他爸爸报喜，爸爸一个耳光，问他：“为什么不考一百？”
还有一个女孩，考了双百分，回家扑在床上嚎啕大哭，他爸爸说：“考了双百你为什么还哭？”她说：“我们班上还有一个学生也考了双百。”
N：就是因为竞争对大家的要求？
Y：这是对儿童心理的伤害，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另外一个现象。
这些年发生了若干起名牌大学的精英学生毒害室友，毒害妻子、丈夫，在美国有一些功成名就、已经拿高薪的白领，也发生了这种悲剧，还有很多自杀的，他的人格没有得到和他的所谓的学业同样的健康和养成。
这些人从小单打独斗，把同学作为敌人，他们会用这个概念去处理人际关系，理解世界。有人给 他们归纳，讲这些人的生活当中只有一个关键词，就是“搞定”、解决问题。
这种恶性竞争，在中国有一个很经典的表达，在衡水中学这样的学校，挂着大标语“提高一分，干掉千人”，就是明确的把其他同学作为自己的敌人，这种口号太野蛮了，离教育的本意非常非常远了。
N：您展望的是一个低竞争、低评价、低管控的教育生态，这其实是对未来的一个理想化的期待。
可能有些家长就会反对，认为如果这样做的话，孩子就可能考试考不好，未来也不会好，您怎么看待这种矛盾？
Y：这种教育生态确实是一个理想状态，而且这肯定是有一个过程的。
我想首先是大量减少作业和考试，其实这也是国家的要求，教育部规定得很明确的，比如说三年级以前不得留作业。
现在各个学校做到了吗？ 幼儿园就开始 留作业了，这种现象现在太严重，太恶劣，太野蛮了，完全不把儿童当儿童了。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先做到国家政策规定的这些要求，儿童的生存环境就会得到很大的改善。
比如说上学的时间，非要七点半、八点到校，九点上学行不行？国外很多学校也在调整这种规定。我们是善待儿童，是把儿童作为教育的主体？还是来修理他，逆着他的需求而动？
说起来这是一个很高的理想，但做的时候，比如说作业，教育部规定小学高年级的学生要一个小时之内完成，中年级的半个小时之内完成，这做得到吗？做不到怎么办？
这些都是很低的标准了，而且是很有可能实现的。这取决于校长、教师和这个区域的教育生态。你想要做就能做到。
但是，如果大家都是说一套、做一套，所有的这些规定都不当回事，就是比较升学率，学生的日子就苦不堪言了。
我们在丹麦访问的时候，问过一个五年级的小学生，我讲：“你今天的课外作业是什么？”他说：“读20分钟课外书。”所以人家没有近视眼，我们觉得难以想像，五年级了，20分钟课外书。
N：说到和北欧的一些对比，其实中国已经参加经合组织（OECD）的PISA评估十年了，并经过了四次评估。
2018年的时候，中国的联队又拿了第一，并且像英国、澳大利亚，对他们本国考核的结果不是特别满意，还转到了向上海学习经验，明确地说向上海取经。
您怎么看待这种PISA的评估，以及它带来的一些西方国家向中国学习的趋势？
Y：如何来解读PISA的测试的结果，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其实，从2018年上海第一次夺冠开始，上海当时得了两个第一，第一个是学业成绩第一，也就是总分第一，第二个学业负担第一，课内外学习时间之长，远远超过世界各国的平均时间。
我们经常讲东亚国家都一样，都是应试教育，都是考试第一。
PISA测试的情况，它是面向15岁的青少年的，差不多是初三的年龄，日本学生的课外学习的时间是上海学生的三分之一，韩国学生的大概也是上海学生的42%，远远低于上海。
所以，这些事实都是需要认识的。我们不能过于满足于所谓考试分数，这也就是国际上有很多学者，对PISA测试不满意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他们认为靠一次性的纸笔考试，给世界各国的教育排名，对各国会有很大的误导，引导各国去追求分数排名，就像GDP评价对经济发展的误导一样。
2018年PISA测试世界排名。其中，第一名为中国的北京、上海、江苏、浙江联队。 statista.com
美国有一个华人教授叫赵勇，他们100多个教授联名，要求取消PISA考试，认为它对世界各国的教育政策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PISA测试，包括OECD这些机构，它们开始做了调整，除了在考试的题型、试题上考察学生的能力取向等等，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它增加了一个新的测试的品种，叫做社会情感技能的测试。
这个测试2018年已经举行了第一次，中国苏州作为参测的城市，但是这个结果还没公布。
社会情感能力跟学业能力正好是相反的，是一种非纸笔测试的因素，测试的是学生的合作、交往、表达、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这正好是跟学业水平是相辅相成的另外一套能力。
这个评价出来以后，它就会引导学校，在注重学业的同时，也要注重学生非纸笔测试的能力。我觉得这种变化也是非常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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