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泸州地方文史资料，参考姜继皋、萧世鸿、夏光玉等先生的回忆资料，部分图片来自网络表示感谢。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不管你是经历过那个年代，还是今天的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这是我们共同的祭奠日。
几天前江阳沽酒客发布了一段泸州老街桂花街的视频，有一段讲述八十余年前被日军飞机轰炸的惨痛往事，有人给我留言，泸州居然被轰炸过吗？我突然有些无语和哽咽，作为一位泸州人，或许不知道这段往事，我并没有资格去指责你，但是希望今天起，读完这篇文章，你我可以永远铭记于心，为了忘却的纪念，这不是我们应该具备的素质。
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继“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北三省之后，于1937年又发动“七七”事变，妄图在短期内并吞整个中国。大量派遣飞机四处狂乱炸，实行所谓武力征服。
四川在抗战曾经作为大后方，为全国很多人提供了庇护，川军好男儿也慨然赴死，保家卫国，给全国人民一道谱写了一曲抗战悲歌。但是即便如此，日军也没有放弃对四川很多城市的突然袭击，这里也包括泸州。
那么也许有人会问，泸州为何是重点轰炸的目标呢？
在民国时期，甚至更早，泸州已经是川南重镇，人口密集，资源丰富，工商业较为发达，水陆交通方便，民国时期西南运输公司设在蓝田、川黔公路是当时唯一的国际要道，也是唯一的补给线。又因二十三兵工厂迁来泸州，总厂设在当时的罗汉场高坝。在小市上码头和西门外东岳庙设有分厂，所以泸州就成为日机重点轰炸的目标。
很多人不知道，从1939年1月11日至1943年7月20日，在这四年多的日子里，日军对泸州实施了狂轰炸滥炸，给泸州人民的生命造成了巨大损失。
特别是在1938年至1939年这段时间内，泸州造成了人心惶惶，不能安心生产和工作。人们都感觉到随时有被日机轰炸的可能。于是公‘私’机构搬迁，富商大贾进行大疏散。
如宝元通公司和少成美百货公司均迁石洞镇营业。泸县中学迁弥陀镇子（甑子）上，川南师范校迁兆雅燕子岩，高三分院迁双嘉龙庄屋基，地方法院迁来龙燕窝。所有城区富户也全疏散到乡间躲避。
当时泸州为泸县县政府，为了和各乡密切联系。不能偏安一隅，只好迁往忠山办公。在那些岁月里，各乡的行政、教育等人员为了和县府接头，办理公务，每月至少进城一次，每次延二、三天，也要跑二至三次警报，搞得心惊胆寒。
当时也设有防空指挥部和防空监视哨等机构，明确规定警报讯号：日机进了三峡，就在交通路口挂上一只红球，表明“敌机入川”要是沿江而上到了万县，就得拉三长二短的警报(亦称预警警报，其实是二次警报)；到了江津，就得拉空袭警报(亦称紧急警报)。这时全城戒严未跑得只能就地隐藏，不能随意乱窜，违者要被军警开枪击毙。据说是怕暴露目标。
在1939年至1944年期间，泸州真不知跑了多少次警报，在“跑警报”中，花样百出，无奇不有。馆子里吃饭的顾客，未给钱就跑了；理发店剃光头的顾客，剃了半边就跑了。剧院里演花脸的浓妆未卸，扮小旦的胭脂犹在，大家一起逃命，跑到枇杷沟一带，躲几个钟头，直到解除警报止。
1939年旧历7月28日那次轰炸，是日军历次炸中，伤亡和损失最惨重的一次。公历是9月11日，人们称为“9.11”惨案，那天上年九时半，并没有发预行警报，突然拉空袭警报，十多分钟又拉，顷刻之间，十八架日本重轰炸机沿江而上，进入泸州市上空。
由于当局平日缺乏对市民的防空训练，以致仓皇失措，疏散不及，只好就地掩护。如东门口的竹架子下，至少躲有二、三千人，北门外枇杷沟西门外蓄水池，忠山石厂湾和南门新马路等几个重点地区，人群密集，给敌机暴露了轰炸和扫射的目标。
从午前十时开始，敌机反复进行三次轰炸，历时三十分钟，先后投了大、中型炸弹七、八枚，机枪扫射一直未停，最大的炸弹达五百公斤。
如白塔寺门口马路正中的一个大坑就有六、七公尺深，八、九公尺宽。另外，东门口竹架子北门枇杷沟、西门蓄水池、忠山石厂湾和城内南极路，皂角巷等处，都投有这类重型炸弹。
后来拾得三块较大破片，每块重七、八个十公斤，还铸有昭和某年制，重五百公斤等字样。中型的也不下二、三百公斤。此外，还在会津门、宽厚街、东门口竹架子、大北街、钟鼓楼和城隍庙等处投有弹十余枚。几分钟内，各处同时起火，一时大火冲天，烟尘满布，势极惊人。
由于驻军第十八师师长周成虎(刘湘的舅子)在敌机轰炸后不指挥救火，迟迟不解除警报，火烧直至下午三点解除警报，市民回城时，火已大炽，不可扑灭。
北半城大十字、三牌坊、‘纽’子街、鱼市街、向阳街等均被烈火烧断去路，无法进行灭火。特别是当夜九、十点钟时，火势最烈，火柱冲天，高数十丈。
这时，街巷伤员的啼哭叫喊声、呼救声和房屋倒塌声，令人惨不忍闻。加上白塔寺泸永司管区储存的炸药爆炸声交织如雷。这时少数坚持救死扶伤人员，全部奉命撤移水井沟以南工作。一周以后，余烬未熄，砖瓦器皿也少有完整者，葬身火海，尸骨化为灰烬的也不乏人。这就是日本法西斯对泸州人民欠下的血债。
“9.11”惨案的伤亡人数，据掩埋队和救灾委员会的不完全统计，约为二千七百余人，其中死尸ー千ー百六十余具，较重伤一千四百四十五人。其余未经登记，而自行处理的约二、三百人(是当时有记载的数字)。
遗尸分布情况：东门口竹架子附近三百一十余具，大北门外以西枇杷沟和小北门外黄坡西南山一带二百三十余具，西门外蓄水池、忠山石厂湾和森林一带三百二十余具。城内各街道八十六具。
又在1940年8月12日那次轰炸中，凝光门一带较为惨重，敌机十三架先后投下炸弹十枚，伤亡二百六十六人，其中仅凝光门一处就伤亡了一百二十五人。其他炸死、烧死、机枪打死和防空洞炸塌窒息而死不下百人。在上两次的轰炸中，北城镇和中心地区房屋几乎全部炸毁和烧毁。
原有八千七百户人家，烧光了六千七百余户，残存者仅一千一百余户了。其他零星烧毁或拆坏者，尚未统计。所烧毁的街道都是商业繁华和经济集中区，所毁物资，难以数计，人命损失，甚为残酷，一家死亡殆尽者有之，全家绝灭者也有之。如东门口烧浆铺刘大兴全家十二人(夫妇子孙三辈)，就死去十人。笔墨铺郑巨川夫妇子女六人、无一人幸存，墨松轩张济周母亲、夫妇、两子、两妹全家七人，只剩下张济周一人。这真是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
这场浩劫不仅人民遭殃，水族也未能幸免。日机轰炸后的两三天，在罗汉、泰安、弥陀等沿河一带，人们发现许多死鱼漂浮在水面上。古人云：“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不过，这不是“失火”而是日本军国主义杀人放火犯下的酒天大罪。
今天已经八十余年，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而且还应该让年前的泸州人了解过去的历史，国仇家恨，世代难忘，国弱无宁日，落后要挨打。日本飞机大轰炸这段历史，每个都泸州人应该记住，不管历史过了多久，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历史看似已逐渐远去，但其实又一直在我们身边，只有每个人都为它做点什么，才能让惨痛的战争记忆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