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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底层”,是“我”的错吗? 或者,身为“底层”,是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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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安徽马鞍山一名外卖员在送餐后,收到一名大学生的辱骂短信。短信中,大学生将外卖员称为“底层猪”、“这辈子最底层的东西”。

在短信中可以发现,学生口出恶言的具体原因有二,一是送外卖约定地点是是宿舍而非校门口,二是因上厕所而耽误而导致的外卖超时。据外卖员唐先生描述,因疫情校园封闭管理,外卖只能送到学校西门或北门;而在多次拨打电话未接通后,外卖员先配送了下一个订单。

△外卖员唐先生的朋友圈

实际上,关于学校是否封闭、外卖员态度的前情仍未有定论,但学生短信中的侮辱性词汇,确实让网友群情激愤。学历与素质并未挂钩,大学生恶言中对所谓“底层”暴露出的偏见和歧视,让我们不寒而栗。

在校方和学生道歉后,外卖员唐先生表示,学生还没进入社会不懂事,自己不计较,“不能因为这个事把一个学生毁了”,但希望能够尊重一下外卖小哥,希望点餐的客户能对这个职业多一些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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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互害”?

与此同时,对于“底层”的恶意正在以更隐蔽的方式延续。

不少网友将学生个人的不当言论上升到学校,以“底层学校”来讽刺学生的态度。另一方面,部分网友预言该学生将遭社会毒打,而吸取教训的方式是“拿起快递包裹”、成为“失业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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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同高校鄙视链吗?

似乎把无辜的大学和更多正当的职业纳入鄙视链中,就能让口出恶言的学生被动获得同理心。但关于“底层”的恶意仍在继续,这种“大快人心”的方式本身,也可能成为另一种“底层羞辱”。

从劳动与报酬不成正比的外卖员、快递员,到含着金汤匙出生的继承者,从普通学历到顶尖高校,分层是你我心照不宣的事实。然而在削尖脑袋实现阶级飞跃的同时,我们对待相对“底层”的态度值得玩味起来。

社会分层自古有之。

卢梭在论证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源时,用了不少篇幅描述原始人铁的使用量和食物的消费量: 身体强壮的人干的活儿多,头脑聪明的人能从所干的活儿里得到更多的效益。 从事农耕的人需要更多的铁器,而打铁的人却需要更多的小麦。

这些难以均等的要素和才能天赋一样,按影响大小摆布着每个人的命运。 自然的差别是不自觉产生的,而各种技术与制度的相继发明,似乎并没有弥补天赋的不平等。

△自然产生的不平等

在 分立与不平等之下,优势和劣势的差距越来越大,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成为可以预期的现实。生物进化论可以解释人类社会的许多竞争现象,但当优胜劣汰移植为现代社会的生存法则,社会达尔文主义似乎在为歧视和不公辩护。

当以生物性基础来制定社会政策,种种不公和灾难纷纷出现。比生物性更难以弥合的差距,是观念中的不平等。进化的观念尤其容易作用于性别和种族的分立,如果把“底层”推而广之,在社会阶层地位之余,性别和种族的不平等也有着各自对应的劣势地位者。仅仅因为你是女性,就可能无法获得同工同酬的权利;仅仅因为你的肤色,就可能被视为劣等的民族。

△种族歧视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产物

自达尔文的进化论传入中国,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人生信条和强国之路。 当“礼的秩序”被“力的秩序”代替,道德和精神的正当性可能会陷入虚无的危机吗?

“强者才有生存的权利,弱者只能沦落为被奴役的命运。 ” 竞争的强权逻辑移植到人类社会时,鼓励进化与进步的同时,所谓“底层”,即弱势地位者也面临被淘汰的风险,无论是国家、种族还是个人。

△《天演论》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这种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并非达尔文的本意, 也非斯宾塞、赫胥黎的真旨。 但打着进化论的幌子歧视弱者,甚至弱者向更弱者挥刀的例子屡见不鲜。 社会达尔文主义持有者常常混淆“权利”与“权力”的概念,认为权力越大,越能宰制他人,而弱势者连基本的权利都无法受到保障。

原本,外卖员自食其力,理应有受到尊重的权利,但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观念中,“底层”劳动者作为人的价值常常被选择性无视。尊重似乎成为稀缺品,仅限于送给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人。

问题在于,身为“底层”,是“我”的错吗? 或者,身为“底层”,是错吗?

相较于性别、种族,阶层似乎是为数不多能够改变的要素,也正因如此, “底层”的弱势群体往往被冠以污名:“穷就是因为懒”、“不好好读书就去做工人”。 我们的社会似乎患上“厌穷症”,而身处“底层”的根源往往与个人主观性牢牢捆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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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底层的生活》

在《我在底层的生活》一书中,作者芭芭拉·艾伦瑞克隐藏自己生物学博士、专栏作家的精英身份,尝试凭借努力摆脱社会“底层”。当她先后闯荡了佛罗里达,缅因,明尼苏达,在餐馆、旅馆、养老院、超市等地方做女招待、清洁工、保姆、收银员时,却陷入无论如何无法摆脱的穷困循环。

在亲身经历后,芭芭拉意识到对“底层”劳动者而言,由于时薪过低,即使工作时间加倍也无法保障基本生存需求。 失业必然导致贫穷,但这并不意味着“底层”的我不努力工作,或努力工作必然可以实现阶层上升。

而学生所谓“底层”指的是辛苦劳动的外卖员,或许还有更多处于劣势经济地位的职业者,他们的处境是有目共睹的。在 《外卖骑手 困在系统里》一文中,外卖员们被不断进步的算法困住,在有限的时间内“和死神赛跑,和交警较劲,和红绿灯做朋友”。

△央视《消费主张》揭秘外卖员送餐全过程

这位学生短信中“连外卖都送不好”的言论,暗示这份工作没有技术含量,但“没有什么职业是不需要技巧的”,即使是机械化的工作也需要大量精神和体力的付出。之所以对“底层”恶语相向,是因为 缺乏对更弱势者的同情心,乃至道德的想象力。

《中国与达尔文》的作者浦嘉珉指出 : 达尔 文主义的可怕之处在于它的似乎无可辩驳的论证, 即我们生活在一个超乎道德的血腥的世界 里,自我保存是其中的唯一道德 。 我们需要更多道德的想象力,比如自我保全以外如何关心人类,或关心人类时如何不困住自己。

△网传社会阶层金字塔

“底层”常常意味着弱势,比如花更多的时间换取更少的资源,而拥有资源之多寡似乎会把我们置入金字塔的不同层级中。处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境况的你我,仰视高高在上的优势地位者时常常艳羡,对弱势者有着难以言说的复杂情绪。

只是这种情绪由什么构成呢?

当我们调侃《新华字典》的名言:“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代入的常常不是考上北京大学的张华,而是看起来普通一点的中等技术学校学生和售货员。 当 我们把“底层”看作相对概念,可能会对自己和他人宽容一些,无论是体面的优势地位者,还是没那么光鲜的弱势群体。

△ 豆瓣话题#感受到人们在努力生活的瞬间#

或许辱骂“底层 ” 大学生 可以 看看身边真实的人、真实的面孔,以及他们努力生活的瞬间: 工地工人残缺的手;收银台上放着的书;凌晨两点起床和面,下午两点收摊的爸爸 。

人与人群的概念常常以数字呈现:年龄、收入、序号、排名,但数字以外,我们还有面孔。

图片来自网络

参考资料:

[1]许纪霖.现代性的歧路:清末民初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J].史学月刊,2010(02):48-61.

[2][美] 芭芭拉·艾伦瑞克:《我在底层生活》,京联合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

[3 ] 周安平.优胜劣汰与优胜劣不汰——人类社会生存竞争规则的道德底线[J].法商研究,2007(03):4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