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英 行书 1940年 私人收藏
张伯英，1871年9月出生于江苏省铜山县三堡榆庄村，谱名启让，字勺圃，一字少溥，号云龙山民、榆庄老农、东涯老人等。1949年1月病逝于北平寓中，享年79岁。张伯英是民国时期著名书法家、碑帖鉴赏与书法理论家、诗人、文献学家。
纵观张伯英的整个人生轨迹与成就，他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变化、最为动荡的时代。中国近代，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一是变，这种变一方面是因为外力强加而引起的内在无可奈何的变，另一方面是中国的早慧知识精英对于中国社会与政权本体问题的思考而进行了各种尝试；二是沉重，这种沉重一是来源于传统的深厚而带来的沉重，另一面是在变与不变、如何变之间的沉重以及士人心态的变和变与不变的对抗矛盾。知识分子或社会精英在这样的变局中，无论是激进还是保守，都会有一定的表现。葛兆光在《且借纸遁》中有这样的表述：“至少从1895年以后，中国大概很少有全然闭目塞听的人了，无论他自己持什么立场，都不得不回应当时流行的问题。”在那个时代无论是什么样的知识分子都会对当时的流行问题有一定的看法与反应。但我们纵观张伯英的诗文，或许是因为散佚太多，从留下来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是友朋应和或者论书诗，或是中秋寿诞之类的诗咏，当然在吟咏中也能感受到他的无奈与惆怅，甚至是忧郁与牢骚，但似乎在张伯英的世界中对于社会变革、社会思潮于心无动，似乎他在任的政权与他是无涉的，亦或是他能置身事外，或许他真的就是冬烘。
张伯英 《王居士砖塔铭》题跋之二 1937年 私人收藏
虽然，张伯英在光绪丁酉拔贡，出任直隶州州判，似乎是进入了仕途，但直隶州州判在清代为从七品官阶，从官阶上讲，社会变革对他的影响是有限的，此是一；二是张伯英思想深处的儒学思想，虽然他也曾入江南高等学堂治新学，但从其思想形成发展看，在他的思想中儒家思想是其思想体系的核心，虽然是开明的旧式文人，但他对于新学或者说是流行的思潮并不感兴趣，对他的影响也并不深。这种思想或多或少受到他的老师冯煦的影响，张伯英17岁入徐州云龙书院学习，当时冯煦担任云龙书院山长并主讲。如果说，张伯英的思想体系有其自身学习与修为的因素，那么，冯煦在这种学习修为过程中起了重要的推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张伯英终身对冯执弟子礼，崇敬尊重有加，他曾在《题嵩庵师手札》说：“念我金坛冯夫子，师门契阔十三年。神明八一聪犹昔，文献东南系此贤。阅世慈仁思已溺，作书淳古得天全。从游当日惟吾少，偃蹇于今雪满巅。”从诗中可以看到张伯英对冯煦的敬仰与尊重。在《年谱》中记载，辛亥前，在南京闲暇时常从冯煦等宴游论诗，兼及书画，他与冯煦交往中，他们的共同契合点是诗与书画。冯煦注重儒家人格修养，强调学以致用，精研诗文书法、注重方志等文献资料的收集研究与著述，这对张伯英影响甚大，张伯英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编《黑龙江省志》《徐州续诗征》《陈后村集》等等，都受到冯煦的影响。
葛兆光在读《翁同龢日记》札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士大夫官员则除了官场公务之外，依然是沉湎在三件雅人逸事之中，一是游山玩水访僧问道，二是吟诗作画校书读帖，三是搜集字画古书兼及会客应酬”。我读《许宝蘅日记》时，读到很多是他与郭则沄、夏仁虎等人进行的诗会、登高游览、饭局、校书写字等等，他还是民国几个大的诗社成员。郭则沄对于诗词更是酷爱，定居天津时，还专门到北平参加诗会与修禊。许宝蘅、夏仁虎都曾担任过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而郭则沄担任过铨叙局局长。张伯英与这些士大夫官员有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在于他是将诗文书画研究、鉴定碑帖、方志研究撰写等官员们消闲的玩意作为人生事业来做的。从张伯英的本性，做官与否与做多大的官对他意义并不大，他或许也并没有太放在心上。有人说，既然是儒家思想为主导，儒家不是强调学而优则仕吗？因为从他的为官之路看，他长期做的是小官，进入北洋政府国务院，他从事的也是文案起草之类的文书工作，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力，此是一；其二是，他对于官差兴趣并不大，为什么这么说呢？1917年，他任职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获准拓《三希堂帖》及《快雪堂法书》，并作校勘；1925年，任国务院秘书长，获准再拓《三希堂帖》数通，续为校勘。如果是他对官位非常重视，怎么会有这样的举动呢？这不是玩物丧志吗。我非常赞同徐州董尧的判断，“统观张伯英的历史，我认为他当官是被动的，是应付的，没有获取权力和金钱的目的。他是书法艺术家、理论家、古碑帖的鉴赏家，他努力他的追求，他实现了他的目的”。目的是什么，可以肯定不是当官。他在北洋政府的官，是因为同乡同学徐树铮的推荐与提携，其实是徐树铮将文案之类的事交给了张伯英。但张伯英因此与皖系联系在了一起，许宝蘅在民国十三年十月初七的日记中说：“晤张勺圃，勺圃本合肥旧人，久在秘书厅，自定国军败，退居数载。”这里有两点，一是张伯英退居的原因是1920年直奉联手击败了皖系，段祺瑞下台，徐树铮去职，张伯英因为是徐树铮的关系，于七月退居， 12月，父亲亡故，他回徐奔丧，认为张伯英是因为父亲病故而退居，是不对的。他的再次出任，是因为段祺瑞再次复出，我们没有读到张伯英有关于此的记录与表述，所以也无从准确知晓真实原因与真实想法。在他的表述中，他担任了国务院秘书长，但就在他任要职的时候，他却再去拓《三希堂帖》，这只有一种解释，就是拓《三希堂帖》非常重要。而在1925年12月30日，徐树铮在廊坊被杀，他旋即于1926年春因病辞职，因病当然是托辞，实质是徐树铮被杀，他对于这个官位已经没有兴趣。之后，他在北平以收集鉴定碑帖和鬻书为生，直至终老。张伯英1871年生，到1926年，已经55岁，可以说他青壮年时代的书法研习是业余的，是暇时的消遣间或研究。那么，从1926年之后的20多年时间，是张伯英作为书法家、碑帖鉴定与理论家，诗人、文献专家而进入了人们的视线。我们可以换个说法，北洋时代的官职并没有给他留下太大影响，他的著述与书法却给他的人生留下了非常华丽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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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陈丽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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