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百姓善待有加，是乾隆执政生涯的一大特点。但是乾隆的潜意识里是不鼓励百姓越级上访的。
对贪官嫉恶如仇，对百姓善待有加这是乾隆和朱元璋一样的共同政治主张。但乾隆与洪武皇帝在政治观念上却有着天壤之别。
朱元璋作为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祖上几代人都是赤贫家庭出身，这层特殊身份让其成为皇帝以后，对农民阶级至始至终都有着一种强烈的民粹主义倾向。
他主政的大明，官员的生死不是皇帝一人说了算。
倘若一个官员表面政绩斐然，但百姓说他是贪官污吏，朱皇帝会立马将他绑了。如果一个官员被判有罪，但是在百姓心中口碑甚好的情况下，朱元璋不但不会怪罪于百姓，还会很开心的放了这位本该治罪的官员。
朱元璋这样的目的，是想鼓舞百姓参与到政治建设中来。在他看来，大明有多少子民就有多少监察人员。
朱元璋蜡像
只有全民参与进来才能最大程度避免官员腐败的问题发生。他曾说，作为清官一旦被别有用心的人陷害栽赃，很多事实不能被及时沉冤得雪，为了避免此种情况的发生，特地允许本处城市乡村“有德老人们赴京面奏，以凭保全”。
但在乾隆皇帝看来，朱元璋这种政治浪漫主义思想是典型的政治不成熟的表现。在乾隆看来，平民百姓的话并不一定可信，他们的智慧也不一定可靠。
如果把官员的政治前途与百姓的口碑挂钩起来，势必会让那些别有用心的官员假造民意来蒙骗皇帝。假如老百姓可以随便把官员五花大绑的押送到京城，那么百姓岂不是很容易被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吗？
所以他说：“小过本不至逮系，但既以司吏，则罪宥宜出朝廷。若因部民伏关乞留，遽为纵遣，是黜陟之柄编氓转得而操之，成何政体？明祖于此俱加以赏赉超擢，不啻导之作奸。倘猾吏民窥见意指，交通惑听，流弊伊于何底？国法吏治不因之俱坏乎？”（《御批历代通鉴辑览》）
作为控制欲望极为强烈的乾隆皇帝，他企图用自己手中的皇权把帝国的边边角角都牢牢的掌控在自己手里。乾隆一生极为自信，他自信自己能做到让百姓按照他既定的轨道，老实本分的生活着。作为帝国的大家长，能够洞察体谅人世间的一切。
乾隆下江南
所以在他六下江南期间，途中遇到生活贫困的百姓，他一般都会将其叫到自己身边，仔细关心询问其身体状况，致贫的原因等。
虽然乾隆对百姓的呵护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他却对百姓主动揭发父母官的错误这种行为持否定态度。
他认为一个国家要想有条不紊的运转，一定要是建立在严格的政治基础纪律之上的。百姓要是受了什么不解的冤屈，可以层层向上申诉，一定不可以直接告御状。（“即使地方官政事少未妥协，督抚司道，昭布森列，自当据实陈诉，静听审理，何至无所控吁”？）
虽然他相信百姓说的话很可能是实情，甚至在他的内心也很同情他们。但是他却从那些告御状的百姓眼中，他却看出了一种桀骜与不驯。
让他内心担忧的是，这些看似柔软可欺的百姓敢于和自己的父母官叫板，敢于和天子眼睛对视且带有愤怒的眼神，从这些细节之中，乾隆就断定这些人平日里也不是什么安分守己之人。
乾隆
假若赶上天下沧海横流，正是这些人铤而走险，反叛朝廷。对上方进行鼓励，无异于助长这些人将来犯上作乱的隐患。因此，历史上那些为民请命的皇帝，在乾隆皇帝看来就是一场愚蠢的政治作秀。
出生于政治上层的乾隆，虽然他们没有经历过底层百姓的劳作之苦，但他知道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稍有不慎，就会让你万劫不复。作为帝国政治首脑的皇帝，敏锐的政治觉悟让他的大脑开始迅速旋转。
很多时候民告官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而上升到政治阶级斗争。一旦任由百姓成为官员斗争的工具，国家行政机构之间的政治斗争必定加剧，这种阴险狡诈的手段，必定使得国家陷入混乱之中。向来防微杜渐的乾隆皇帝，绝不会助长这种歪风邪气的生长。他必须在源头将这种政治顽疾消灭殆尽。
清朝官员
盛世之下的危机
乾隆之所以如此敏感政治，是因为大清看似是处在乾隆盛世当中，但是作为帝国的主人他比谁都明白这盛世之后的窘境。
导致当时乾隆主政的帝国不安定的成分主要原因，还是人口问题。
后世专家学者把一个朝代评定为盛世的最主要标准就是人口的多少，一个朝代如果在他主政的时代人口大幅度增长（意味着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国家无大的战乱），就多半可以被定义成盛世。而与清之前的开元盛世“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相比，乾隆盛世实在是个饥饿的盛世。再往前推的文景之治，据说百姓的生活也是相当富足，家家户户都可以骑雄壮的马匹。谁家的马匹瘦小反而会被周围人耻笑。
故宫掠影
与前几位盛世王朝的繁荣景象相比，乾隆盛世就显得有点捉襟见肘了。据《兴国县志》载，乾隆年间，陕西许多农民“每岁必卖食买衣，因衣之费，而食已减其半，其艰于食者固自不少，而缺于衣者抑已良多”。洪亮吉也说，乾隆晚年和嘉庆年间，农民“终岁勤动，毕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沟壑之忧，不肖者遂至生攘夺之患矣”。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乾隆年间虽然粮食产量相比于前朝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架不住爆发式增长的人口。原本可观的粮食产量在数亿人口的平均下，成了杯水车薪了，百姓自然连吃饱都是个问题。
封建时代，作为传统农业大国的古中国，统治者们过分在意人口的数量多少，而不是在最大程度上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不断地开垦荒地，扩大生产目的无非就是养活更多的人口。多子多福的文化思想早已经深入人心，人们宁愿物质上苦点也希望多生几个孩子。所以你就会惊讶的发现，在中国历史上人口的增长速度是远大于粮食产量的增长速度的，只不过这点特征在乾隆朝表现的更为明显罢了。
不可否认历史上的乾隆皇帝对待百姓一直是以贤明君王的形象示人，对待百姓的生活也像个大家长总是关怀备至，但是和他经济上的慷慨大度相比，乾隆皇帝对百姓参政的打击力度是历代统治者中最为严格的。乾隆朝就是个有温饱生存权，但决不允许民众染指政治的朝代。
因为皇帝此刻最需要的就是稳定，在皇帝看来百姓上访，就是打破传统社会的人伦纲常，今天他们敢状告自己的父母官，明天他们就敢对皇帝下手。
基于此等原因，乾隆皇帝对待普罗大众，一直是有着两张面孔：
对于安分守己的“良民”，他“视如赤子”。
对于不守本分的“刁民”，他则视如仇敌，必欲除之而后快。
其实不怪乾隆如此担心，清王朝作为少数民族取代汉人朱明王朝建立的朝代，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没有少了与民众斗争。经济结构的变化，人口的倍增，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各种矛盾的加深与激化。随着明末的战争摧残的远去，国家的经济得到了较为长远的发展，人们的简单衣食住行已经得到基本满足，这个时候帝国的百姓开始谋求更高的权力斗争。
伴随着欲望火种的升腾，民众的参政热情也在逐年升高。这个时候一些自发的民间维权组织开始成立，极为隐蔽的藏匿在清帝国的边边角角。虽然说这个本是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好兆头，它也是政治文明良好发展的一个契机。
但在乾隆年间，各地的维权组织呈现愈演愈烈的现象。他们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相互联系，用演戏、赛会、狎血、结盟的方式团聚起来，有组织地和地主进行斗争。有的地方出现了铁尺会、乌龙会、长官会等组织。这些自发的组织开始逐渐推荐自己的首领，有时竟然公然对抗地方的地主阶级等。在乾隆朝，民间百姓自发组织成的组织开始达到了一个新的巅峰。
面对此情此景，乾隆皇帝怎能不有心恐惧。
民间的自发成立维权组织的行径，在乾隆看来“涓涓不绝，将成江河，萌芽不剪，将寻斧柯”。产生了这样想法的乾隆皇帝，开始严厉打压百姓的这种自发维权行为，在他看来民众的此等行为等同于造反，理应受到最严厉残酷的打压。为了防微杜渐，乾隆皇帝规定：“严禁民间结盟、罢市、聚众殴官，如果至四五十人，那么“不分首从，即行正法”。
同样的，对于民众组织起来抗交赋税的做法，乾隆皇帝惩治起来也是毫不手软。
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与朱元璋一样，同样是爱民如子的好皇帝，但乾隆对于百姓上访为何总是严厉打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