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是个直性子，生前得罪过很多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怨敌可谓多矣”。在临终前，鲁迅曾想过是否宽恕这些怨敌。西方人临终前是有宽恕别人的，也请别人宽恕自己。我们中国人也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仪式
鲁迅并没有选择宽恕，他的回答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这就是鲁迅，即使在临终前也不故作姿态，也不伪装大度博取一个好名声。想必，鲁迅也做好了准备，在去世之后依然被生前的怨敌们追着骂。
但鲁迅应该没有想到，在他去世半个多世纪之后，竟然还在被人骂，被一帮自己从未见过的人骂。这些人或因所谓的批鲁出名，或因所谓的非鲁而博眼球，比如李敖、王朔、韩石山、冯骥才等等。
李敖说鲁迅作品不够好、人品有问题；王朔说鲁迅骨头也不算多硬、文学成就也很有限；韩石山说年轻人不应该读鲁迅，因为鲁迅个子矮导致心眼狭小……
如果把鲁迅比作一棵大树的话，李敖、王朔等人的攻击就像一阵一阵冷风，吹得枝叶哗啦哗啦响，但根本动摇不了树的主干。大家也很容易看出他们的言论不过是为了攻击而攻击，不过是哗众取宠博眼球罢了。
但是，冯骥才的批评跟李敖、王朔他们不同，他是直接在大树的主干、根基上用力的。我们知道，鲁迅最伟大之处是国民性批判。冯骥才也承认这一点，不过他进而指出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其实是中了西方传教士的计。冯骥才是这样说的：
我们必须看到，他的国民性批判源自1840年以来西方传教士那里。这些最早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最热衷的话题就是中国人的国民性。它成了西方人东方观的根本与由来……我们太折服他的国民性批判了，太钦佩他那些独有的“文化人”形象的创造了，以致长久以来，竟没有人去看一看国民性后面那些传教士们陈旧又高傲的面孔。
当年的西方传教士确实特别热衷于分析中国的国民性问题，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明恩溥1894年所著的《中国人的气质》。在这本书中，明恩溥提出了面子、缺乏时间观念、忽视精确、欺瞒、智力混沌、麻木不仁、缺乏公共精神、守旧等问题。
冯骥才的意思是说，西方传教士是在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贬损中国人，他们指出的问题仅仅是他们所认为的问题，而不是我们真正存在的问题。鲁迅竟然沿着西方传教士的思路继续贬损中国人，有如帮凶。冯骥才这话说得特别狠，简直是釜底抽薪；同时也具有非常大的迷惑性，因为欺瞒、麻木、守旧等问题确实也是鲁迅所猛烈抨击的对象。
那么，这些问题仅仅是西方人所认为的问题，而不是当时的我们真的存在的问题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比如冯骥才完全不认同西方人做出的批评（西方人很多批评确实不对，但有些确实说到了点子上），这其实就是面子问题在作祟。自己有很多地方不好，和自己亲近的人指出问题可能还能勉强接受，但绝对不允许外人说道，不然就是“没面子”。
鲁迅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洋人到总理衙门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吓，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但临走时，却被从边门送出去。不给他走正门，就是他没有面子；他既然没有了面子，自然就是中国有了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风了。
试问，不揭露问题，不直接面对问题，通过自欺欺人的方式挣来面子，不就是鲁迅笔下的阿Q吗？尤其是在鲁迅所处的时代，不直面问题，如何“立人”，谈何“兴国”？
鲁迅对中国人是特别严厉的，确实也说了很多难听的话，很伤我们的“面子”。有人还说，鲁迅只骂自己人不骂敌人。对于这个问题，小新想提醒大家两点：一、鲁迅并非不骂敌人；二、敌人是骂不跑的，但自己人可以骂醒。
不知大家是否同意冯骥才的观点？欢迎交流，谢谢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