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重要的舰船出口企业，阿姆斯特朗公司也与近代中国海军结下了不解之缘。从1876年到1911年，阿姆斯特朗公司共为中国海军建造了19艘军舰，为中国海关建造了2艘巡船，总排水量达24000余吨，在舰船数量上仅次于该公司为英国海军建造的军舰，排水量方面位列英国、日本、智利、巴西之后，位居第五。中国海军更是两度组织大规模接舰团赴纽卡斯尔接收军舰，开中国海军访欧之先河。
在1860年代“阿斯本舰队”(Sherard-Osborn Flotilla)早产夭折之后，中国外购舰船的计划在很长时间内归于沉寂，在江南制造局和福建船政的努力下，中国依靠自建舰船形成了数支初具规模的近海防御力量。然而1874年的日本侵台事件令中国的海防建设者们认识到了自建舰船的不足，转而重新放眼欧美，希望能立即购买主力铁甲战舰，快速提升海防力量，但外购铁甲舰的努力却遭遇了重重阻力，最终搁浅。
在大举议购铁甲舰的背景之下，一种不起眼的小军舰“蚊子船”却经洋行推荐，进入了中国海防建设的视野。福建善后局首先向英国莱尔德公司(Laird Brothers)购买了两艘，即“福胜”“建胜”。几乎与此同时，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也注意到了这种小军舰，并委托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金登干(James Duncan Campbell)向英国厂商发出咨询，金登干随即找到了“蚊子船”的发明者——阿姆斯特朗公司股东乔治·伦道尔，是为中国海军与阿姆斯特朗公司殊缘之始。
北洋大臣李鸿章
刚刚回归国内，在上海的船坞中修洗的“超勇”级巡洋舰
这一阶段的购舰模式由总理衙门主导，北洋大臣作为中方的具体经办人，通过中国海关及驻伦敦办事处，与阿姆斯特朗公司直接接洽。形成了总理衙门—北洋大臣—中国海关—阿姆斯特朗公司的四方联动模式。但在购买巡洋舰的过程中，赫德的野心膨胀，意欲担任“总海防司”，把持中国海防建设，自然遭到了以沈葆桢、李鸿章等为首的中国地方大员抵制。因此李鸿章在后来的购舰活动中有意绕开赫德和阿姆斯特朗公司，转而依靠其亲信、驻德公使李凤苞，向德国厂商投去青眼。
在李凤苞等人的努力下，中国于1880年至1883年间向德国伏耳铿造船厂(Aktien-Gesellschaft Vulcan Stettin)订购了“定远”“镇远”号铁甲舰和“济远”号防护巡洋舰。这一时期由于李凤苞与德国政府的紧密关系，英国造舰厂商基本被排除在选择范围之外，但赫德等人仍没有放弃通过阿姆斯特朗公司施加对中国海军的影响的努力，乔治·伦道尔在此期间为中国海军做了包括铁甲舰、巡洋舰、通报舰、炮艇等在内的许多方案，但均未付诸实施。乔治·伦道尔的继任者威廉·怀特也曾受金登干之托为中国海军做过整建方案。
中国驻英公使曾纪泽
中国驻英公使龚照瑗
试航中的“致远”舰
在甲午战争后短暂的重建北洋海军计划之后，由于发生了庚子事变，海军建设再次遭劫。但根据档案判断，从1906年开始，阿姆斯特朗、维克斯等英国造船厂商就一直没有间断过向中国政府推荐新军舰的努力，如阿姆斯特朗公司就曾为中国设计了包括战列舰、装甲巡洋舰等在内的十余型军舰方案，但最终皆成画饼。直至1907年清政府在陆军部下设立筹办海军处，重整海军军备的计划才被提上日程。1909年，筹办海军大臣载洵、海军提督萨镇冰等赴欧考察海军，也前往阿姆斯特朗公司参观，随即决定在该厂订购练习巡洋舰一艘，并于次年设计完成，签署合同。具体的联络事宜仍由瑞生洋行操办。这艘巡洋舰被命名为“肇和”，它也是中国海军在阿姆斯特朗公司购舰的绝唱。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清廷覆亡，民初内乱，中国再也无暇顾及海军建设，给世人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中国佬啊中国佬，
穿着一身蓝布袄，
你来找那英国佬，
前来向他问声好，
欢迎你来中国佬，
又买船来又买炮，
要是你肯掏腰包，
咱就请你吃薯条。
(John Chinaman，John Chinaman，
Dressed in yor suit ov blue，
Ye’ve cum te see John Englishman，
An’axee-how-he-doo.
Yor welcome here，John Chinaman，
Te buy yor guns an’ships，
An’if ye bring yor munny，John，
Ye’ll find us jolly chips.)
——节选自纽卡斯尔民歌《中国水兵在纽卡斯尔》(“Chinese Sailors in Newcastle”)
阿姆斯特朗的工业帝国已成过眼云烟，大清帝国的黄龙旗也早已陨落，1881年接收“超勇”“扬威”时留下的这首民歌却犹在耳畔。当我们拿起历史的放大镜，重新探寻阿姆斯特朗公司与中国海军长达30多年合作的点滴细节，那一只只威武庄严的海上精灵便相继登场，那一幕幕精彩绝伦的历史活剧便拉开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