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近代以来中国境遇的最低点，1900年的庚子事件要算是其中之一。这一年，先是爆发了义和团运动，然后，慈禧太后执政的清朝，居然向十一国宣战——当时世界上的强国几乎都在其中了，最终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清朝一败涂地。
一直以来，人们都把慈禧这次宣战当作“不可理喻”“愚昧至极”“状类疯狂”的典型例子。这篇文章也不是想要翻案，或者证明慈禧的宣战决定是正确的。向各国宣战当然是外交上的致命错误。这个案翻不了。
但是，错误的决策不等于随随便便的轻率决策。事实上，在整个事件的过程中，慈禧对军国大事的决策非常谨慎。本文的目的，是想要介绍慈禧做出宣战决定时面临的真实局面，从而对那段历史有深入、更全面的理解。
我们以往对中国近代史的认知，有一个重大缺陷，那就是往往只是基于中国自己一方的史料，而很少使用外国的史料。
其实，在中国古代史方面，也有类似问题。但是，中国古代史中的“外国人”，主要是游牧民族，很多都没有自己的文字和历史记录，所以只能主要依靠中国这边的史料，比如研究汉朝和匈奴的关系时，匈奴方面的史料很少，这就没办法了。只能依靠《史记》《汉书》等中国的史料了。
到了晚清民国以来的近代，对中国影响很大的西方国家，却有着完善的档案、出版、媒体系统，相关史料非常丰富。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近代史的全面认识，就必须利用中外双方的史料。只有这样，才能完整再现当时的真实历史条件，从而真正理解历史当事人的行为动机和理由。
像义和团运动这样的大事件，如果只看中文史料，对于其中外国人的所作所为，就只能“知其然”——知道他们都干了什么，而不能“知其所以然”——不知道他们行动的动机到底是什么。结果就是，要么把外国人看成无恶不作的魔鬼，要么把他们看成全心全意来帮助中国人民的大好人。这当然都是片面的极端化认识。
接下来，我们就从教案、外交、步步升级的误会这三个方面来分析慈禧为何对列强宣战。
教案，就是和基督教有关的各种案子。晚清时，教案是很多地方的地方官最为头疼之事。
对于教案中的是是非非，有两种评价：
一是美化传教士一方，强调他们在传播科技知识、西方文化方面的作为，认为教案的发生主要是因为中国民众不理解现代科技知识，或者仇恨基督教，才造成种种冲突，最终酿成排外的义和团运动。
二是丑化妖魔化传教士一方，认为他们都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先锋队，来中国传教的目的就是为了侵略中国。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没有解释为什么传教士都那么坏——当然有人可能认为无需解释。洋人就是那么坏。
以常理判断，上述两种说法，显然都有不通之处。
首先，我们中国人并无强烈的宗教意识。中国一向都是多种宗教共存的社会。再多一种基督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说中国人因为仇视基督教，就要把他们都杀光，这说不通。
说传教士都是恶贯满盈的魔鬼，也与事实不符。而且，这种指责虽然很犀利，但却因为缺乏真实内容，反而说服力不强。
想要真正理解传教士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就得去翻看他们自己的记录和档案等等。看看当时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
完整的背景其实是这样的：在中国人看来，传教士都是大鼻子洋人，所以教会是同一帮人一码事。但教会当然不是同一码事。基督教分成三大教：天主教、新教、东正教，每一个教内部又有众多教派。他们都是分别向中国派出传教士的。
这些传教士到了中国，就像今天的公司业务代表到了一个新市场地区，要做的是尽可能拓展业务，也就是要增加信徒、扩大所属教派的影响、兴建教堂等等。在不同教派的传教士之间，竞争很激烈。
传教士为了争取更多的中国入教，想出各种办法，甚至不择手段。其中很不光彩的一种，就是帮助中国信徒打赢官司。
英国驻华领事1899年在向国内的一份报告中说：“我发现传教士一天比一天倾向于借助领事权力来争取教徒，因而卷入世俗的官司诉讼”。这位领事准确地看到，很多新入教者都是不法之徒，就是想要利用传教士达到个人的目的。
在湖北，有两个村子因为争夺一个池塘而打官司。打输官司的那个村不甘心，全体加入了天主教会。天主教会的神父就出面，要求地方官重新审理这个案子。打赢官司的那个村一看，什么，还有这种操作？！那好，他们赶紧全体加入了英国国教。
就这样，打官司成了各教派传教士吸引信徒的好办法。这种做法势必造成中国的官民矛盾激化。普通百姓对教民的特权地位当然愤怒不已。到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夕，山东所有县的县官，都对传教士频繁发动教案、动辄到衙门闹一番的做法强烈不满，非常气愤。
可见，义和团对洋教的排斥乃至攻击，并非只是由于中国农民的愚昧，或者是因为他们反对基督教。他们的反抗有充分的现实理由。而这些现实理由，因为缺乏外国教会方面的史料，以往并没有被充分揭示。
在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前的几年，中外之间的外交关系实际上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外交上的变化，是后来中外关系的全面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研究当时西方各国外交部、海军部等政府部门的档案，尤其是当时各国驻华公使和他们本国政府之间的来往通电，能明显看出这种变化。其中很多情况，如果只看中文史料，是无法得知的。
大的背景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西方几个大国之间结盟、反结盟、互相试探、重新组合的国际关系复杂期——这种复杂的博弈，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当时，对西方列强来说，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他们和清政府的关系，并不重要。
既然列强之间的关系最重要，所以，他们派驻中国的外交官的主要任务，不再是“处理对华关系”，而是“在中国处理和其他欧洲强国的关系”。于是，列强当时驻华的外交官，人事上来了个大调整，把过去的那批“中国通”都调走了，调来了一批“非洲派”外交官。
“亚洲派”和“非洲派”外交官的区别在于：非洲比亚洲落后得多，所以，派到非洲的西方外交官，根本不屑于和当地人打交道。他们就是来发号施令，甚至就是去直接统治的。“非洲派”外交官，惯用恫吓、威胁等手段。
而亚洲国家，无论是中国、日本，还是奥斯曼帝国，都有成熟的政府机构。“亚洲派”外交官虽然也盛气凌人，但他们知道，和亚洲国家打交道，毕竟要按照规矩办事。所以，在中国的这些“亚洲派”外交官乐于了解当地情况，很多都成了“中国通”，有的甚至还成了汉学家。
“中国通”被调走了，换来了一批“非洲派”。从这些外交官发回本国的电报看，内容主要是对其他西方列强驻华公使活动的猜测和分析，对中国政治的分析非常少，比如英国公使窦纳乐，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对他的评价是：“此人对东方一无所知，而其工作方法是基于对付非洲黑人的经验。”
这些“非洲派”外交官，毫无兴趣了解和分析中国的政治局势，对中国非常厌恶和鄙视，在文化和礼仪上都和中国格格不入，他们甚至厌恶在北京的生活。这么一帮人成为驻华公使，可以想象，中外之间的交流、沟通会遇到多大的麻烦。
慈禧对列强不惜一战的原因，常见的说法是：列强反对慈禧废掉光绪，甚至还有说列强支持戊戌变法，要帮助中国加快现代化的。慈禧因此大为不满，于是对各国宣战。
其实，这种说法，正是只看中国自己史料的结果。如果看看西方各国的档案，就会发现，虽然各国不赞成慈禧废掉光绪，但他们其实并不十分关心此事。毕竟，清朝换不换皇帝，是中国的内政，和外国没多大关系，更没有多少利益冲突。至于说外国人帮助中国变法图强等等，更是意淫。当时，各国要着急的事情很多，没有谁真正关心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当时，外国公使们真正关心的事情，是尽快镇压河北等地的义和团运动。
为了促使清廷尽快镇压义和团，公使们频频向清廷施加压力，还让各国海军军舰在塘沽海面武力示威。联想到此前外国使馆曾经保护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慈禧太后误以为，外国人是要联起手来和她对着干，阻止他换掉光绪皇帝。而这是慈禧太后绝不能接受的。要知道，皇位继承问题，在中国一向超级敏感，决不允许外人插言。
在清廷看来，镇压义和团这种组织松散的民众起义，很简单，派出正规部队，很快就能压住义和团。可是，既然洋人特别在乎义和团，而他们看来又要干预皇位问题，那反而就不能镇压义和团了，要用这个作为筹码控制洋人。
中外之间的误会和矛盾就这样步步升级，一直到不可收拾、大打出手为止。
事实上，直到宣战前夕，慈禧的头脑都没有发昏。她接连召开御前会议，想要找到和平解决的机会。大沽炮台失陷的消息最终传来时，她才决定对列强开战。
虽然如此，看看清廷当时对列强的宣战书（见文后附录），就会发现很多怪异之处，足以表明慈禧当时犹豫不决的矛盾心理。
首先，宣战书的文学性很强，有人说是“离骚体”，并不是标准的外交文书。
其次，说是宣战书，但对哪国宣战，何时开战，都没有提及。当时的盛京将军就特地向中央请示：这次到底和谁打啊？
第三，既然是宣战书，应该递交给有关国家。但是根本没有，只是下发给清廷各级官员，和一般的上谕差不多。所以，翻遍史料，也见不到各国对这个宣战书的正式答复，因为他们根本就没从正式外交渠道接到宣战书。
第四，因为宣战书中没有明示到底和哪国开战，所以，“向十一国宣战”云云，其实是后来根据《辛丑合约》签字国反推而来，实际中并不存在向十一国宣战这个正式程序。
一场震动全世界，极大地改变了中国近代发展方向的战争，就这样爆发了。
不仅是义和团运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很多大事，如果能结合中外各方的史料来看，都会有和此前大不相同的理解和认识。中国的历史学者们有责任在这方面多做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全面更准确地理解中国这段纷繁复杂的经历。
我朝二百数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遵我约束。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彼乃益肆嚣张，欺临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怨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毁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朝廷仍不肯开衅，如前保护者，恐伤吾人民耳。故一再降旨申禁，保卫使馆，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吾赤子」之谕，原为民教，解释夙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然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日公然有社士兰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危词恫吓，意在肆其猖獗，震动畿辅。
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於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肆兵监器利，自取决裂如此乎。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只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无所。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抗慨以示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大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
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馀省，人民多至四百馀兆，何难减比凶焰，张我国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抑或仗义捐资，助益儴项，朝廷不惜破格懋赏，奖励忠勋。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朕即刻严诛，绝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实有厚望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