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晋没有建立起新的平衡这件事。和一般人想的不太一样，一个组织存续最重要的不是它对外的输出，而是它顶层的权力结构是否能达到平衡。说得直白一些，就是这个组织中最有权力的那帮人，是否能够处得来。
这个很重要。一个王朝的权力结构，来自于它构建过程中的创业团队结构，就如同公司的股权结构一样。一个公司的建立，它一定不是创始人一个人的事情，它是一个团队，有人在前冲锋陷阵，有人在后制定策略安排后勤，还有人不直接参与，但提供资源支持，相当于出资方。这些人打江山的时候出力，坐江山的时候就要分权，这就构成了最初的权力结构。而随着王朝主要股东子嗣传承和相互联姻，并吸附外围的攀附力量，王朝顶层权力结构就逐步形成和演进。
其次，自秦以后，一般来说创始团队有两种。一种是军功勋贵阶层，这种一般来源于自下而上的政权夺取方式，而且这一阶层通常以同乡、族群或姻亲为纽带和图腾，如西汉丰沛集团、东汉南阳集团、元蒙古贵族、明淮泗集团、清满八旗。另一种是世家大族，这种一般来源于篡权。篡权的牵头人需要事先获得世家大族的支持，方可上位。典型的如隋唐的关陇军事贵族。两晋属于后者，但不同于隋唐，两晋的帝权相对士族是较为弱势的，可以说，两晋的顶层权力结构，实质上是士族共和。
再者，曹丕曹睿时代，是曹真这种绝对忠心的曹氏宗亲带领中央军，才能安稳。等到曹芳上台，皇帝年幼，领兵的曹爽是个白痴，于是另外一个军头司马懿发动政变，掌握了大权。魏晋种军阀篡权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南朝，刘裕、萧衍、陈霸先这些开国皇帝都是中央军的军头出身。西晋的灭亡，不是因为士族共和，而恰恰是根源于其开国的几代君主（追封的宣帝司马懿、景帝司马师、文帝司马昭）试图颠覆士族共和的努力。颠覆的方式就是宗室分封建制，授予兵权。西晋诸帝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制衡乃至最终取代士族，实现帝权独大。
至于诸王的野心和隐患，西晋诸帝不是没看到，相反他们对七国之乱故事看得很清楚。但他们别无选择，受制于士族那是做外人的傀儡，而权分于宗室，甚至为宗室所篡，江山也始终在司马帝系。对受制于士族的强烈反感让西晋开国诸帝不惜一切的豪赌。这种豪赌最终以八王之乱的玉石俱焚而告终。司马家本身就是士族，为什么西晋的开国者如此不甘心与士族共和呢？这和西晋脱胎的时代背景有关系。
政治制度上，曹丕的九品中正制让士族垄断了文官系统。皇帝要想政令能出皇宫，必须选择和士族合作。所以士族对具体皇帝的忠心十分有限，只要符合法统，谁继承皇位都可以。另外各个士族的利益并不一致，导致整个文官系统的行政效率很低。使得中央财政恶化，反过来削弱了中央军的实力。八王之乱的导火索就是士族矛盾，贾南风和杨艳围绕太子人选的宫斗，背后就是两大士族的斗法。司马氏书香士族，熟读历史，当然知道分封诸王的毒性。
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分封诸王基本都引起过内乱。从七国之乱到八王之乱，到南朝宗室厮杀，再到靖难之役，历史一再重复。道理很简单，既掌兵权又有法统合理性，正常人很难控制自己的野心。但最终还是选择了这条路，其中对士族共和的恐惧当然是最主要的原因。但七国之乱的成功平定，和此后近四百年间未有宗室大规模军事政事变化的事实，让宗室夺取权力在司马氏心中像是遥远的传说，而曹魏疏离宗室终至灭亡的教训却近在眼前。
如果说曹氏的衰落，是因为曹操曾经逼迫汉献帝，好歹还是和创业公司闹翻了，那么司马氏的上位就完全是一个背叛者逐渐阴谋霸占的故事了。我不知道司马懿指着洛水对蒋济发誓的时候，到底想的是曹睿临终时的遗言，还是在想将来自己的子孙能够坐上洛阳的皇位。然而之后，司马昭直接授意属下，在洛阳闹市中将皇帝格杀。对比曹丕，连那点脸面都不要了，就差把“我想继承皇位”刻在额头上。这样的国家，从先天就不足，至于司马炎私德的不堪也似乎都不那么显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