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英国多塞特郡有一位叫做唐·莱恩（Don Lane）的快递员，他患有糖尿病，但如果去看病，意味着要接受每日150英镑的罚款。 他选择继续工作，没有去治病，并因错过治疗时间而去世。
导演肯·洛奇及编剧以这个故事为原型，拍摄了电影《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Sorry, we missed you）。“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是英国快递公司用于当主人不在家时留言的便签纸上的一句话，似乎也是一句对于底层人困境之忽视的道歉表白。
影片讲述了一对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破产的中产夫妻，丢掉了房子、背上了债务，两人不得不做超长时间的工作，来支付房租、养一对儿女。他们并不拥有任何恶习——没有吸毒、酗酒、赌博、暴力，女主人艾比甚至还是颇为不错的母亲：极其耐心，善解人意，关爱孩子。
男主人瑞奇为了改善生活状况，加入了一家快递公司。影片一上来，就是快递公司站长的反复强调：强调瑞奇是“自雇”，公司只支付他服务费。所谓“自雇”，意味着快递公司无需承担作为雇主的义务：保险、休假，统统无需支付；与此同时，却还可以享受支配使用雇员的权利：比如，若瑞奇要请假，不仅一分钱挣不到，还要自费花上百英镑请代班司机；临时请假则要再加笔颇为不菲的罚款。
女主人艾比也是一位“自雇”者，她为病患、老人提供照顾及护理，按时长计费。四处分散的顾客使得她不得不每日奔波，并且所有路费都由自己承担。因为为人善良，当工作时间之外老人们打来电话求助时，她无法说“不”，这也正是平台所希望的——借雇佣者的同情心，让他们主动“贡献”更多价值。
就此，艾比和瑞奇仿佛陷入了一个不断下行的螺旋：他们越是努力工作，似乎越是无法走出困境。因为无暇顾及孩子，青春期的儿子行为问题愈发严重，因为偷窃行为被抓到警局，瑞奇不得不请假去警局保释孩子——这一趟请假加保释费，让他损失了500多英镑。
他们并未遭遇更加重大的不幸。尽管瑞奇困倦到开车时打瞌睡，也没有出现遭遇车祸的情节。你甚至可以说，他们遭遇的都是“日常”：接临时的、超时的工作，为了多挣一点点钱接受时间更长、更紧张的派件路线；面对死活不肯出示证件的收件人，迫于无奈朝顾客发火，进而被投诉罚款。然而，正是这样的“日常”，足以使他们愈发难以摆脱疲于奔命的窘境。瑞奇带着女儿一起送快递，度过了极其难得而美好的一天，却在第二天被站长通知，遭到了顾客的投诉，命令他再也不准带女儿一起。这时，“自雇”一词的可笑和虚伪再次展露无疑。
影片最后，两人经历了全片中最大的“不幸”：因为没有时间上厕所，瑞奇每天被迫往塑料瓶子里尿尿，而这天在地下通道方便完，他遭到一伙流氓的攻击。他们偷走了他的手机、一些货物，并且把扫件枪踩烂了。
肋骨断裂、头部严重受伤的瑞奇在等待X光片的结果时，被告知，他需要赔偿两本丢失的护照，总共500英镑，以及昂贵扫件枪，1000多英镑。
我们总以为穷人越来越穷是自己缺乏选择的智慧，如果真是如此，那恐怕是因为在各种外部的日常的“不可抗力”的夹缝里，他们没有选择的空间和时间。
当然，相比中国的底层人物，肯·洛奇视野范围里的现实还是太温和了。
昨天，《人物》公众号的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上了热搜。这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但这篇文章给了不少新信息。有趣的是，尽管文章反复强调平台、算法在压迫外卖员的过程中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列举各项平台数据，都没能成功转移评论的焦点：绝大多数评论都在强调自己并不在乎送餐时间、对外卖员甚是体谅，仿佛美团和饿了么之所以不断缩短外卖员的派送时间，只是为了让你——高贵的顾客——早点吃上饭。几乎没人意识到平台要“快”，除了不断喂养顾客的“需求”，更是因为每多完成一单，平台就能多赚一单钱——不只是直接收益，还有背后的股价、市值以及投资人的信心。
思考资本系统在底层人身处的困境中所扮演的角色，似乎是中国人所陌生的。
和英国影片中展现的一样，外卖、快递、叫车服务的平台也多数使用钻空子的“自雇”模式。《人物》的文章中提到，美团的骑手分两种，而无论哪一种——“专送”还是“众包”——没有任何一位骑手与外送平台存在劳动雇佣关系。
最底层的骑手，是为所有“不完美”买单的人：平台算法的漏洞、照片审核的漏洞、城市非机动车道的不足、商家爆单仍不停止接外卖的“贪心”……如文章所说：去承担和消化这个（这些）变量的，只有骑手。
在系统无所不在的逼迫下，一切貌似为骑手安全所作的努力都像是做给站长和平台方的聊以自慰的虚伪举动。文章中提到给骑手配了写着标语的“兔子耳朵”，实在令人发笑，难道这双耳朵是金钟罩铁布衫？还提到美团试图解决等电梯的问题——但没解决好，那么不好意思，还是骑手受罚。最有趣的是，说给骑手研发了能让他们摆脱看手机的蓝牙耳机——“而现实中，所有与《人物》有过交流的美团骑手，没有一人收到或使用过这款智能蓝牙耳机，也没有一位骑手能真正摆脱手机。”
表面工夫做了这么多，然而直到今天，美团，“一个靠外卖业务做大的公司，却不会给任何一位外卖员提供正式的劳动雇佣合同”。
在英国，2012年，英国独立工人联盟（Independant Workers of the Great Britian，IWGB）成立，主要服务于零工经济领域的劳动者。2018年，英国就业法庭裁定上诉的自雇Hermes快递员实际上是享有基本就业权利（例如最低工资和假日工资）的工人，而不是独立承包商（independent contractors）。
然而，在中国，此类机构的确实已经彻底打破了雇工和资本方之间的平衡。同时，大众对于此类问题极度缺乏思考的状况，也使得消费者“用脚投票”，逼迫平台正视“体谅外卖员的价值”的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
平台使用各种手段讨好消费者，使得这种“方便”越来越难割舍的同时，也在不断助长消费者乃至大环境的戾气。这点在《人物》的文章中也提及：本来40分钟送到也欣然接受，后来因为享受了几次20+分钟的服务，就连30分钟也等不了了。
将矛头对准算法工程师和产品经理当然不妥，“在商业公司里提要有道德感太难了”也没错，然而，恰恰就是这种难，和对这种难的回避，在不断加剧同类情况的发生，甚至愈发严重。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所有人几乎都默认了两个前提：
1. 将平台收益最大化放在首位是合理的。在这一前提下，搞技术的人常常是缺乏对于自己造就的产品在如何影响社会文化的反思的——这才是值得面对和讨论的问题，而不是用一句员工改变不了啥，就可被视为理所当然；
2. 如果不送外卖，这些蓝领工人能找到的其他工作不会更好——默认了他们不被这家资本剥削，就只能被其他资本剥削，只能从事低廉的劳动。换言之，这种论调还是建立在个人利益应该让渡宏观效益，也就是应该最大化企业效益、经济效益的基础上的。在废除奴隶制之前，也有人担心这会让奴隶们失去工作，但其实他们失去的只是枷锁。
昨天晚上，一位业内有名的产品经理写了篇评论，话里话外在为平台辩解。但他写作的动机，可能是因为，“如果我是这家公司的员工，面对那样的文章心里挺难受的”。从这个角度上，《人物》的这篇文章起到了很难得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它还差太远，对于中国的商业公司而言，不出点流血的事，是很难让公司真正发生什么改变的——现在看来，这种“流血的事”，恐怕要比每年伤亡几百个快递、外卖员来得更大一些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