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娘”时代的魏晋名士到底有多“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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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消极或积极的影响,魏晋名士的女性化审美现象,对于我们探究当时的社会状况、文人心理、思想内涵等都具有重要价值,是我国历史画卷上的一抹别样色彩。

现在时常有人吐槽,有些男明星像女生一样,给人阴盛阳衰的感觉,甚至有人说中国进入了“伪娘”时代,因为以前的明星可不这样。殊不知早在魏晋时期,男子女性化的风气曾经大肆流行,而且氛围比现在要浓厚得多。以至于清代的儿童启蒙读物《声律启蒙》中,也特别提到一句“沈腰对潘鬓”魏晋男性的女性化审美体现在许多方面,崇尚面白, “傅粉”盛行。

《声律启蒙》 清

傅粉,也就是搽粉让肤色显白,类似于今天化妆的底妆。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容止》记载:“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美男子何晏皮肤十分白皙,以至于魏明帝怀疑是傅粉的原因,于是想了个法子,大热天给何晏吃热汤面。何晏吃得满头大汗,拿着衣袖擦汗,结果粉掉了。关键时刻掉粉,是很没面子的。但何晏并没有“原形毕露”,他的脸不仅没有变黑,反而“天然去雕饰”,露出了又白又亮的底色来。魏明帝这一招够阴的虽然没有让何晏当众出丑,出尽他的洋相,却也说明当时傅粉盛行。而事实上,《三国志魏略》记载:“晏性自喜,动静粉不去手,行步顾影。”何晏也因为肤白,面如傅粉而被称为“粉侯”。大才子曹植也爱好搽粉,《三国志》记:“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

魏晋时期美男标准 厉明明绘

魏晋名士还喜好着女装。

魏明帝喜欢戴绣花帽,披短袖衣,《晋书·舆服志》记载:“魏明帝好妇人之饰”;《晋书·五行上》记载:“尚书何晏好服妇人之服”。《晋书谢尚传》记载,谢玄的从伯父谢尚年轻时“好衣刺文袴”,就是喜欢穿花花裤子。

《世说新语》中有一卷“容止”,专门记录当时名士的样貌、气度以及时人追捧美男子的情况。如魏晋第一大美男潘安,“乘白羊车,挟弹出洛阳道中,妇人遇之,争相共萦之”。大文学家左思五短身材,但是他不服气,也来学潘安到处游逛,这时妇女们就都向他乱吐唾沫了,弄得他垂头丧气地回来:“左太冲绝丑,亦复笑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其中记录美男沈约细腰“不堪罗绮”,也就是他瘦弱到连绫罗衣物的重量都承受不住的程度。且以“玉”“璧”“霞”等夸赞美人的词语来形容美男,可见当时男性崇尚女性化审美风气较浓。

潘安过市

魏晋名士还爱好熏香和佩戴香囊。

魏晋南北朝时期,从越南或者西域进贡的奇香,受到士大夫们的广泛欢迎。这种熏香一旦着身,可以经久不散。《世说新语》记载:西晋官员韩寿,是一个玉树临风的大帅哥,贾充的女儿贾午看上了他,贾午将皇帝赐予其父的西域奇香偷来给了韩寿。后来贾充会见诸官吏,闻韩寿身上有奇香,于是怀疑韩寿与贾午私通,但没有宣扬,后来干脆将贾午嫁给了韩寿。这就是有名的“韩寿偷香”的故事,从一个侧面说明时人对熏香和香囊的偏爱。

魏晋青釉瓷博山炉

欧阳修填过一首《望江南》词:“江南蝶,斜日一双双。身似何郎全傅粉,心如韩寿爱偷香。天赋与轻狂。微雨后,薄翅腻烟光。才伴游蜂来小院,又随飞絮过东墙。长是为花忙。”词中就用了“何郎傅粉”“韩寿偷香”两个典故。

这种男子女性化的审美观与我们的传统观念是背道而驰的,但在当时这种现象的形成,有其特定的时代因素。

社会动荡,引发人们思想解放,挣脱传统礼教的束缚。

多年以来,我国一直以儒学为正统,儒学强调礼乐治国,以仁、恕、诚、孝为核心价值,提倡追求道德伦理层面的快感,而对物质层面的审美享受等追求往往是忽视甚至反对的。如《礼记内则》中有:“男女不通衣服”的规定,《论语》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些要求束缚着人们日常行为。因不能逾矩,反对标新立异,自然在个性化层面少了很多选择性。

东汉末年和魏晋年代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堪,这犹如战国年代出现的百家争鸣,其间的动乱促进了士人的自我觉醒、思想的解放。于是出现了许多士人追求个性化,崇尚感观层面的愉悦。

士人政治理想破灭,过度渴望感官刺激,造成病态化审美。

在人生价值方面,儒家提倡人要做君子,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提倡“士不可以不弘毅”,对士人的人生价值和追求做了约束。在魏晋混乱阴暗的社会中,许多士人政治理想破灭,不再追求建功立业。

这种思想状态在士人的作品中有很多体现,比如汉魏时期的建安文学,由于当时“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因此建安文学充斥着悲剧色彩,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离乱,以及抒发个人内心的悲叹。当然这时期也不乏一统天下的雄心之作,但更偏重于悲惨大环境下的自我安慰和互相勉励。再如魏齐王曹芳年间的正始文学,由于从这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皇帝荒淫无德,司马家族擅权,排除异己,文人阶层的境遇十分悲惨,加上老庄思想的影响,作品大多充满了消极避世、抑郁苦闷的情绪。

《竹林七贤》范曾绘

当这些情绪反应到外在行为时,就出现了士人们看重即时享乐,迷恋活得洒脱、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

《晋书·阮籍传》中记载:“时率意独驾,不由路径,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让知识分子处于生命自由无保障,自尊受践踏的悲惨境地。阮籍常为“穷途而哭”,实则是一个胸怀兼济天下之志的热血文人,因郁郁不得志,而佯装为癫狂怪僻的社会另类来发泄自己的苦闷。

嵇康认同“无为而治”观念,因与当时的主流不符,决定隐居山林打铁,不再过问朝政。但仍因个人的不羁与狂妄,留下了“广陵绝响”的千古遗憾。

诸如此类对入世的过分回避,对快意人生的过分追求,难免导致各种怪异行为,审美的病态化、性别错位就是其中的一种。

魏晋玄学也引发名士审美的变革。

传统礼教的地位在名士心中轰然倒塌,老庄道教学说和主张的地位凸显出来。魏晋玄学就是在道家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二者密不可分,因此道家思想势必影响当时名士的审美。

比如庄子名篇《逍遥游》描写了“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姑射神人。反映到魏晋名士外化的服装审美层面,就是他们爱穿宽袍大袖的衣裳,仿佛时刻要羽化登仙;再就是崇尚女性化的高洁和美好,在外表上去效仿她们。而且道家倡导以柔克刚,讲究守弱,也促进了名士们的女性化倾向。

黑暗社会中的不安全感,促进士人的母性崇拜,导致他们对女性的模仿。

魏晋社会动乱、政治黑暗,百姓民不聊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士人阶层也不能幸免,《晋书·阮籍传》说:“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处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的心态会变得极度脆弱敏感,本能地想要寻求来自生命本源的安全感,于是名士们的母性崇拜变得异常强烈。除却外在的模仿,名士们还创作出许多歌颂女性的文学作品,例如曹植的《洛神赋》,描写的洛川之女“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清丽且美艳,让人难以忘怀;阮籍的《清思赋》中的女主人公“馨香发而外扬兮,媚颜灼以显姿”。他们赞美女性的作品中,描写的女人都是美丽出尘,飘然若仙,绝美不可亵渎,无不透露出名士们对女性的极其崇拜。

造成魏晋男性的女性化倾向有多方面原因,总体而言,那个年代动乱的社会背景是致使名士们心态多角度变化,从而体现到外在审美层面,于言行举止、化妆服饰等方面模仿女性。这种消极现象展示了那个动荡黑暗的社会背景下,士人心灵遭到摧残后无节制追求感官刺激的病态行为;但其也有积极的一面:它让我们看到了封建社会的士人脱离所谓儒家正统,摆脱传统礼教束缚、抛弃建功立业的宏伟抱负后的另一种人生可能。因为他们无拘无束的张扬个性,从而创造了带有几分邪气、几分仙气的独一无二的魏晋文化。

不论是消极或积极的影响,魏晋名士的女性化审美现象,对于我们探究当时的社会状况、文人心理、思想内涵等都具有重要价值,是我国历史画卷上的一抹别样色彩。

主要参考文献:

1.《晋书》

2.《世说新语》

3.《三国志》

4.《庄子》

5.《论语》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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