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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消极或积极的影响，魏晋名士的女性化审美现象，对于我们探究当时的社会状况、文人心理、思想内涵等都具有重要价值，是我国历史画卷上的一抹别样色彩。
现在时常有人吐槽，有些男明星像女生一样，给人阴盛阳衰的感觉，甚至有人说中国进入了“伪娘”时代，因为以前的明星可不这样。殊不知早在魏晋时期，男子女性化的风气曾经大肆流行，而且氛围比现在要浓厚得多。以至于清代的儿童启蒙读物《声律启蒙》中，也特别提到一句“沈腰对潘鬓”魏晋男性的女性化审美体现在许多方面，崇尚面白， “傅粉”盛行。
《声律启蒙》 清
傅粉，也就是搽粉让肤色显白，类似于今天化妆的底妆。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容止》记载：“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美男子何晏皮肤十分白皙，以至于魏明帝怀疑是傅粉的原因，于是想了个法子，大热天给何晏吃热汤面。何晏吃得满头大汗，拿着衣袖擦汗，结果粉掉了。关键时刻掉粉，是很没面子的。但何晏并没有“原形毕露”，他的脸不仅没有变黑，反而“天然去雕饰”，露出了又白又亮的底色来。魏明帝这一招够阴的虽然没有让何晏当众出丑，出尽他的洋相，却也说明当时傅粉盛行。而事实上，《三国志魏略》记载：“晏性自喜，动静粉不去手，行步顾影。”何晏也因为肤白，面如傅粉而被称为“粉侯”。大才子曹植也爱好搽粉，《三国志》记：“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
魏晋时期美男标准 厉明明绘
魏晋名士还喜好着女装。
魏明帝喜欢戴绣花帽，披短袖衣，《晋书·舆服志》记载：“魏明帝好妇人之饰”；《晋书·五行上》记载：“尚书何晏好服妇人之服”。《晋书谢尚传》记载，谢玄的从伯父谢尚年轻时“好衣刺文袴”，就是喜欢穿花花裤子。
《世说新语》中有一卷“容止”，专门记录当时名士的样貌、气度以及时人追捧美男子的情况。如魏晋第一大美男潘安，“乘白羊车，挟弹出洛阳道中，妇人遇之，争相共萦之”。大文学家左思五短身材，但是他不服气，也来学潘安到处游逛，这时妇女们就都向他乱吐唾沫了，弄得他垂头丧气地回来:“左太冲绝丑，亦复笑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其中记录美男沈约细腰“不堪罗绮”，也就是他瘦弱到连绫罗衣物的重量都承受不住的程度。且以“玉”“璧”“霞”等夸赞美人的词语来形容美男，可见当时男性崇尚女性化审美风气较浓。
潘安过市
魏晋名士还爱好熏香和佩戴香囊。
魏晋南北朝时期，从越南或者西域进贡的奇香，受到士大夫们的广泛欢迎。这种熏香一旦着身，可以经久不散。《世说新语》记载：西晋官员韩寿，是一个玉树临风的大帅哥，贾充的女儿贾午看上了他，贾午将皇帝赐予其父的西域奇香偷来给了韩寿。后来贾充会见诸官吏，闻韩寿身上有奇香，于是怀疑韩寿与贾午私通，但没有宣扬，后来干脆将贾午嫁给了韩寿。这就是有名的“韩寿偷香”的故事，从一个侧面说明时人对熏香和香囊的偏爱。
魏晋青釉瓷博山炉
欧阳修填过一首《望江南》词:“江南蝶，斜日一双双。身似何郎全傅粉，心如韩寿爱偷香。天赋与轻狂。微雨后，薄翅腻烟光。才伴游蜂来小院，又随飞絮过东墙。长是为花忙。”词中就用了“何郎傅粉”“韩寿偷香”两个典故。
这种男子女性化的审美观与我们的传统观念是背道而驰的，但在当时这种现象的形成，有其特定的时代因素。
社会动荡，引发人们思想解放，挣脱传统礼教的束缚。
多年以来，我国一直以儒学为正统，儒学强调礼乐治国，以仁、恕、诚、孝为核心价值，提倡追求道德伦理层面的快感，而对物质层面的审美享受等追求往往是忽视甚至反对的。如《礼记内则》中有：“男女不通衣服”的规定，《论语》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些要求束缚着人们日常行为。因不能逾矩，反对标新立异，自然在个性化层面少了很多选择性。
东汉末年和魏晋年代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堪，这犹如战国年代出现的百家争鸣，其间的动乱促进了士人的自我觉醒、思想的解放。于是出现了许多士人追求个性化，崇尚感观层面的愉悦。
士人政治理想破灭，过度渴望感官刺激，造成病态化审美。
在人生价值方面，儒家提倡人要做君子，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提倡“士不可以不弘毅”，对士人的人生价值和追求做了约束。在魏晋混乱阴暗的社会中，许多士人政治理想破灭，不再追求建功立业。
这种思想状态在士人的作品中有很多体现，比如汉魏时期的建安文学，由于当时“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因此建安文学充斥着悲剧色彩，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离乱，以及抒发个人内心的悲叹。当然这时期也不乏一统天下的雄心之作，但更偏重于悲惨大环境下的自我安慰和互相勉励。再如魏齐王曹芳年间的正始文学，由于从这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皇帝荒淫无德，司马家族擅权，排除异己，文人阶层的境遇十分悲惨，加上老庄思想的影响，作品大多充满了消极避世、抑郁苦闷的情绪。
《竹林七贤》范曾绘
当这些情绪反应到外在行为时，就出现了士人们看重即时享乐，迷恋活得洒脱、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
《晋书·阮籍传》中记载：“时率意独驾，不由路径，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让知识分子处于生命自由无保障，自尊受践踏的悲惨境地。阮籍常为“穷途而哭”，实则是一个胸怀兼济天下之志的热血文人，因郁郁不得志，而佯装为癫狂怪僻的社会另类来发泄自己的苦闷。
嵇康认同“无为而治”观念，因与当时的主流不符，决定隐居山林打铁，不再过问朝政。但仍因个人的不羁与狂妄，留下了“广陵绝响”的千古遗憾。
诸如此类对入世的过分回避，对快意人生的过分追求，难免导致各种怪异行为，审美的病态化、性别错位就是其中的一种。
魏晋玄学也引发名士审美的变革。
传统礼教的地位在名士心中轰然倒塌，老庄道教学说和主张的地位凸显出来。魏晋玄学就是在道家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二者密不可分，因此道家思想势必影响当时名士的审美。
比如庄子名篇《逍遥游》描写了“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姑射神人。反映到魏晋名士外化的服装审美层面，就是他们爱穿宽袍大袖的衣裳，仿佛时刻要羽化登仙；再就是崇尚女性化的高洁和美好，在外表上去效仿她们。而且道家倡导以柔克刚，讲究守弱，也促进了名士们的女性化倾向。
黑暗社会中的不安全感，促进士人的母性崇拜，导致他们对女性的模仿。
魏晋社会动乱、政治黑暗，百姓民不聊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士人阶层也不能幸免，《晋书·阮籍传》说：“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处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的心态会变得极度脆弱敏感，本能地想要寻求来自生命本源的安全感，于是名士们的母性崇拜变得异常强烈。除却外在的模仿，名士们还创作出许多歌颂女性的文学作品，例如曹植的《洛神赋》，描写的洛川之女“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清丽且美艳，让人难以忘怀；阮籍的《清思赋》中的女主人公“馨香发而外扬兮，媚颜灼以显姿”。他们赞美女性的作品中，描写的女人都是美丽出尘，飘然若仙，绝美不可亵渎，无不透露出名士们对女性的极其崇拜。
造成魏晋男性的女性化倾向有多方面原因，总体而言，那个年代动乱的社会背景是致使名士们心态多角度变化，从而体现到外在审美层面，于言行举止、化妆服饰等方面模仿女性。这种消极现象展示了那个动荡黑暗的社会背景下，士人心灵遭到摧残后无节制追求感官刺激的病态行为；但其也有积极的一面：它让我们看到了封建社会的士人脱离所谓儒家正统，摆脱传统礼教束缚、抛弃建功立业的宏伟抱负后的另一种人生可能。因为他们无拘无束的张扬个性，从而创造了带有几分邪气、几分仙气的独一无二的魏晋文化。
不论是消极或积极的影响，魏晋名士的女性化审美现象，对于我们探究当时的社会状况、文人心理、思想内涵等都具有重要价值，是我国历史画卷上的一抹别样色彩。
主要参考文献：
1.《晋书》
2.《世说新语》
3.《三国志》
4.《庄子》
5.《论语》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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