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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初期，摆脱西班牙帝国统治的尼德兰各邦，开始义无反顾的冲向远方。依靠自身的独特优势和前人留下的宝贵经验，很快就在海外建立一片天地。随即也陷入了无休止的殖民地争霸与开拓战争。特别是那些欧洲对手还不曾涉足的领域，经常会得到他们的优先照顾。
发生在1624年的澎湖之战，便是这层历史大背景下的必然产物。
早期的东印度公司 将攻略重点放在竞争对手的外圈
作为典型的第二代殖民挑战者，荷兰人在初入亚洲水域时就遭遇到复杂状况。已经初步掌握全球地理信息的他们，发现自己需要同时面对捷足先登的葡萄牙人、仇视基督教世界的西方邦国和对外抱有抗拒情绪的庞大帝国。由于本身没有稳固的前进基地，不得不依靠有限的时间和人力去解决所有问题。最后却残酷的意识到，完全依赖合同雇佣兵的武装战力欠佳，根本无法搞定大部分对手。
于是，荷兰人就巧妙的重置了经略方案。首先是将未来的基地选址，对准葡萄牙东方帝国的防线外层，并陆续在西非海岸、莫桑比克、锡兰、孟加拉湾和苏门答腊进行尝试。然后要尽可能的寻找本地盟友合作，特别是对葡萄牙人多有敌视的斯里兰卡土著、缅甸国王和亚齐苏丹。借助他们的支持，逐步包围和压缩老对手的港口网络体系。最后在面对那些非常落后或拒绝交涉的对象时，要毫不犹豫地展示自身武力，用最粗暴的方式充当商务敲门砖。
除了大型盖伦帆船 荷兰人也在东方大量使用单杆小船
因此，著名的东印度公司就成为这个阶段的亚洲乱局制造者。尽管独立作战时连小小的莫桑比克岛都难以攻克，却不妨碍他们依靠土著盟友的帮助，先后在锡兰、孟加拉湾和南洋群岛等地站稳脚跟。尤其是巴达维亚城的建立，让公司终于在东方拥有了合格的总基地。大量的武装商船也开始以这里为母港，不断北上袭击西葡两国的海运体系。双方的竞争也从香料产地一直向外延伸，直到日本西海岸的九州岛为止。于是，夹在其中的澎湖列岛与台湾海峡，就逐步显现出自身的战略价值。
事实上，早期的荷兰商船并没有将主要经历都投射到福建沿海。相反，对外贸易历史更悠久的广州才是主要公关对象。至于已经成为葡萄牙前哨站的澳门，更是想要拔除或取而代之的头号目标。然而，东印度公司的专员们很快发现，自己的全部战略手段都不能在明朝岸都施展。在这片水域长期经营的葡萄牙人，既有澳门的独立防御优势，还能背靠与之有浅薄合作的大明帝国。不幸的是，后者既满足于当前现状，也不愿意同新来者进行深入合作。所以，两次对澳门或珠江口的进攻都以失败告终。
扬帆远航的荷兰军官和炮手
荷兰人绘制的澎湖列岛地图
既然很难在广东外海立足，荷兰武装商船便沿着海岸北上。在最终触及日本平户港的同时，也意识到福建水域的重要性。这里既是澳门-长崎航线的必经之地，又有大量本地商人出海赚取白银的厦门-马尼拉航运。因此，只要牢牢控制台湾海峡，就能同时阻断两大竞争对手的区域经济动脉。
当然，明朝的福建地方官吏其实比广东同行更不待见荷兰人。这是因为自王朝建立以来，官方所允许的朝贡贸易对象就限定为琉球一家。所以，无论过去的泉州和福州多么辉煌，都变得不如广州那样见多识广。同时，隆庆开海改革后的对吕宋贸易，也是只出不进的单向操作。所有流程和收益都由本土官商把持，容不得任何外来者的分一杯羹。基于以上这些因素，荷兰人在闽浙海岸的努力便注定不可能有好结果。只能定期派武装商船巡弋台湾海峡，却无法保证每次拦截都获得胜利。
台湾海峡也是荷兰截断西葡对手航线的重要阵地
到了1622年，东印度公司再次进行集中尝试。在获得2艘英国武装商船的支援后，组成了拥有12艘大船的远征舰队，目标直指防御孱弱的澳门。然而，荷兰士兵与大量雇员的战力羸弱，还是在这次进攻中暴露无遗。不仅没能拿下小小的半设防岛屿，甚至有300个陆战队员被奋起反击的武装市民杀死。于是就只能漂流到福建一带，重启徒劳的求开市公关。当意识到福州的官僚根本不可能松口，就草率的决定以武力进行强势逼迫。不仅拦截去往马尼拉的大型货船，还无差别地袭击出海渔船，并会登陆或封锁任何刚发现的岛屿及港湾。至于整个远征部队的落脚点，就是荷兰人先前已短暂造访过的澎湖。
为了能在台湾海峡拥有稳固基地，荷兰舰队在乱局中匆忙选择扎根澎湖。在人力资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依靠掳掠来的福建沿海居民充当建筑奴工，建造了他们在远东海岸的第一座堡垒。其选址就位于今日马公港对面的风柜尾半岛，并将大部分建筑都设置在那里的蛇头山上。尽管堡垒的每侧长度不过55米，护墙高度也只有7米，这座风柜尾堡垒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拥有棱堡结构的近代化要塞。又因就处在位置巧妙的半岛地形上，所以除和陆地接壤的强侧外，其余三面都只采用夯土建造，且无需要配置数量太多的防御火炮。加上更外层的那道壕沟与水面舰艇支持，足以应付区域内的所有对手进攻。
风柜尾半岛就是荷兰人看中的要塞选址
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风柜尾堡垒的选址展现出荷兰人对地理要素的精明算计。哪怕19世纪的日本占领军和20世纪的败退国军，都会在其位置构筑更新式炮台，掩护更为重要的马公港入口。但落户澎湖也暴露出早期殖民者对区域具体情况的无知。因为在明朝施行的漫长海禁期内，列岛上原有的定居点和民用产业都造废弃摧毁。直到16世纪后期才恢复了巡检司架构，却也只留下少数贸易集散地和渔船的避风港。如今的荷兰人跑来大举登陆，根本无法获得足够的给养来维持长期占领。距离更近的台湾岛则尚处于欠开发状态，同样支撑不起超过千人的澎湖驻军。于是，东印度公司船队的定期扫荡，就在强迫开市之外还具有了夺取食物功能。他们日后的必然败退，也有比重极大的后勤因素。
到1623年时，荷兰人的澎湖要塞已宣告完成。有近1300名被掳掠来的福建奴工因缺衣少食而死，余下的数百人也被装船送往巴达维亚出售。同时，东印度公司的船队依旧肆虐厦门、漳州和福州等重要口岸，近乎瘫痪了明朝对西属菲律宾的白银贸易，也让好不容易获得松动发展的沿海经济再遭重创。因此，原本并无动力实施强行驱逐的地方官僚，也不得不为如何击败荷兰人而费一番心思。
扎根澎湖的荷兰人 经常以单杆小船封锁福建港湾
荷兰人建造的风柜尾堡垒复原图
相比百年前首次遭遇葡萄牙人的广东同行，17世纪的福建官僚已经对东西方差距有了一定认知。彼时的明军部队，也拥有了诸如弗朗机一类的中小型仿制火器。但要用这些15世纪技术的装备对抗17世纪的荷兰人，依然是非常艰难的问题。于是，明朝方面的许多相对策略，都是在尽可能地回避同对方进行正面接触。
1623年11月，担任巡抚的南居益竟主动邀请荷兰人到福州谈判。随后便如演义小说般摆下鸿门宴，通过下迷药的酒水将整个代表团一网打尽。但停在港口位置的1艘小型快船却死里逃生，躲过明军的数次火船突击，将自身的遭遇传回澎湖。但留守风柜尾堡垒的驻军也拒绝轻易认怂，迫使明军必须以大兵压境的方式予以进一步威胁。为此，编制已极度萎缩的福建水师，还不得不去漳州等港口购买能出海的商船，并从沿岸的渔民、商贩当中招募临时兵丁。最终凑出200艘大小战船和约10000人的征伐部队，并将无法运载的部队都分批安置，预防可能的报复性打击。
福船一直是明朝拥有的最大型制战舰
次年2月，首批明军主力正式跨过台湾海峡。他们选择在远离风柜尾半岛的地方登陆，也成功躲过了东印度公司舰队的巡弋范围。虽然后者的数量陆续扩增到11艘武装商船，但还是以小型的单杆帆船为主。不仅需要防御特定区域，还要继续靠劫掠对岸的方式维持全军补给。因此，当意识到明军已从大炮射程之外的地方上岸，就只能集中停泊到要塞附近。而明军士兵也根本不急于攻城，只是在主岛上慢慢构筑工事，以挖土的铲子代替刀剑开路。最后还将指挥部搬到了荷兰堡垒对面的娘妈宫。
等到稳固的阵地在岛上建立，南居益又将数量众多的船只分成两股使用，分别用于从水面围攻风柜尾堡垒并将更多士兵从大陆运载到澎湖。前者很快因荷兰舰船的强大侧舷火力而遭至惨败，但这番努力也让对手无力拦截己方的运输部队。同时，已经上岸的士兵也继续向前推进工事。依靠源源不断的弓箭和土造火器掩护，将东印度公司的士兵全都挤压到狭小空间内，隔绝他们与水源之间的任何联系。
火器技术的滞后 让明军只能选择间接策略
直到这时，退守最后阵地的荷兰人尚无重大损失，但许多固有劣势也开始逐步发挥作用。首先就是东印度公司的武装构成方式，让他们过度依赖非本土籍的德意志或瑞士合同兵。于是，那些可能激发西葡征服者奋力鏖战的逆境，就完全可能成为摧垮单支荷兰部队的无限重压。其次，澎湖本地的物资也根本无法供养守军与舰队，更没有让他们快速补充弹药的临时供应链。
最后，荷兰军队虽然在欧洲以守卫堡垒而著称，却不善于实施高强度的突袭。更糟糕的是，此类标签放在海上也同样适用。因此，除了呆在原地固守，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办法。
荷兰军队的结构性缺陷 也是限制他们发挥的最大障碍
此后近半年时间里，澎湖岛上的战斗就完全陷入对峙状态。荷兰人不时发动一些强度有限的反击，却屡屡遭到数量众多的明军压制。但后者也同样无力顶着棱堡和舰炮火力前进，只能继续在外围保持封锁。
双方就一直将这种静默游戏，持续到1624年的8月为止。虽然是荷兰方面首先提出离开要求，但漫长的围攻已经让明军前后消耗了177000两白银军费。至于换来的有利条件，也不过是对方听从己方训诫，将留居地换到对岸的台湾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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