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看完陈为军导演的《城市梦》，就看到一张2018年的浙江杭州余杭区拟录用人员公示名单，出现在这张名单上的，多半是清华北大的硕士和博士生，其中有一些人，将要去街道办事处工作。
这张名单引起巨大争议，有人认为，这是大材小用，有人看出体制外生存的艰难，有人觉得，以杭州高科技企业聚集的状况，是需要一些高学历的基层工作者，和企业打交道。
但不管怎样，都能说明，有一些变化在发生，这个变化可能非常小，但毕竟在发生。清北博硕到了基层，是会让基层有一些变化的吧。
在我看来，陈为军导演的《城市梦》，讲的就是变化，尽管它没有讲述过去，没有望向未来，但在我看来，它隐含的一个线索，就是变化，从没有秩序到有秩序的变化，从无情到有情的变化。
《城市梦》讲述的是2015年，武汉创建文明城市时的往事，虽然背景也算宏大，但它却没有大撒网广捕捞，而是选取了在武汉洪山区鲁磨路上摆摊的王天成一家，来讲述变化，来描述“秩序建立”这样一个过程。
王天成一家来自河南，艰难地进入城市，在市区摆下一个水果摊和一个报刊亭，卖水果也卖点杂货。而现在，他们所在的一条街，要被改成珠宝饰品一条街，他们面临搬迁。
王天成患过脑梗，妻子有癌症，儿子在乡村工厂工作时，被机器截断了一只手，“你家里若有父母得了重症，你家里若有个为改革开放失去右手的儿子”，这都成了王天成一家和城管博弈的资本。
他对搬迁后的结果，也有清晰的考量：“选新摊位，到一个新地方，没有一年，拉不住新客户”，“这一年多，对我们家生死攸关”。
有了资本之后，他们强悍而泼辣，对城管撕扯殴打，遇到大事小情，直接给队长打电话：“你得马上过来，不然老头子倒下了，只有你过来老头子我不急，我很激动”。
当长期和他们联络的胡队长来解决问题时，他又对胡队长拍拍打打，用肩膀怼，用胸脯撞，言语也非常不客气。甚至在最后，问题已经解决之后，他对胡队长道歉的时候，也是拍拍打打，并且说“我以前是把你当孩子看待”。
而且，因为摄像机的存在，他的一举一动，都带上了更强烈的表演性。他显然不懂得纪录片的理论，也不知道纪录片拍摄者为何而来，最后成片会是什么样子。在他的经验里，只要有人站在这边，就是支持他，摄像机对准他，就自然而然成了他的靠山。他丝毫没有意识到，他的表现对他有多么不利，在观众看来，又是如何难堪。
因为，在他成长的年代，“占到就是得到”。
在我们的历史里，“占到就是得到”是一套天然的生存逻辑，没有协商，没有契约，没有商业介入，只要占到，就是自己的了，“抢钱、抢粮、抢娘们”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不说那么远，仅仅三十年前，我们周遭的秩序，就还在混沌之中。
八十年代，单位分房子的时候，人多、性格强悍的人家，会撬开锁子，强行住进新房子，只要住进去了，也就既成事实了。他们可以面不改色地住下去，并且享受到相关的一切福利，最后还能办下房产证。
在农村，在矿产、水产、林业资源集中的地方，这种情况也都在不断发生人多的家庭，矿洞，抢到就是自己的，林地，只要能圈起来并且占住，也是自己的。只要占的时间够长，就算是达成了共识。这是过去时代的区块链。所以，凡是矿产集中的地方，经常会发生械斗。强悍的家族、强悍的人，总能一次次胜出。“占到就是得到”。
王天成是相信并且奉行“占到就是得到”的理论的，这显然是过去时代的遗留，是过去的时代告诉他们，这样做是可以的，这样做是有效的，只有这样做，才能在城市站稳脚跟，夺取一点原始生存资本。而且，也正是因为强人们的“占到就是得到”，他们一家才不得不离乡背井，艰难求生。
解决这个果，显然不能从因上动手，而是要建立新的逻辑新的环境，重新进行分配，对那些即便是抢来的东西，也要当做历史问题来看待，不能为了解决旧的不公，制造新的不公，如此这般，就会循环无尽。
武汉城管解决这个钉子户的办法，和我们从新闻和现实里领略到的，完全不一样。他们现场学习法律条文，他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处处为别人设身处地着想。
为了用数据说话，甚至派出卧底，在王天成一家的摊子附近摆出北大青鸟的招生摊子，为的是搞清楚王天成一家的进项，看他们是不是政策照顾的对象，并且为他们量身定做解决方案。
为了解决问题，他们恩威并施，分解任务，对这一家人有针对性地做思想工作。王天成的儿子，虽然也强悍，但和父亲比起来，已经温和很多了，城管就用他作为一个切口，跟他讲利益，摆明道理，让他作为信使，给王天成递话。王天成的儿子到城管办公室谈话，饭点到了，他们请他们两口子一起到食堂吃饭，边吃饭边谈心。
当然，这都是手法，手法的根本，还是利益的均衡。既然要搬迁，就要给个话，让王家人的利益不受损，甚至还能因为合作得到补偿。城管带着王天成的儿子，去看了几处铺面，有街面上的，有专业园区里的，并且承诺他们会帮助协商，给出优惠。
最后，王天成一家得到了新的摊位，搬迁顺利进行。王天成也认了错，希望儿子能听城管的。
尽管他认错的方式，还是那么粗糙、不得体。但也说明，他不是一向蛮干，甚至性格也并不蛮横，他只是从过去的现实里，学习和建立起了“蛮干是有效的”这样一套逻辑。
为了均衡我们对当事双方的认识，不拉偏架，《城市梦》摄制组，不但反复给出王天成一家的日常生活场景，还跟着回乡办证明的王天成的儿子，去了他们在几百公里外的河南老家。
通过镜头，我们看到了河南的村镇，和大部分地方的村镇一样，零乱，破败，也注意到了王天成儿子的残疾，了解到了这残疾的来由。
而在片子的最后，几幅字幕，交代了王天成一家人的下落，也交代了武汉创建文明城市的结果。这件事就告一段落了，而这一件事，必定是无数件类似的事中的一件，是千百个王天成，千百个王天成之家，和千百个城管之间的斗法博弈，让这个城市一点点变化，一点点往前走。
所以，九零后看《城市梦》，和我们这代人看《城市梦》，感触完全是不一样的。在年轻人看来，城市秩序井然，人们在各自的位置上做自己要做的事情，是理所当然的。
他们所在的时代，是清华北大毕业生到街道工作的时代，是七万名研究生送外卖的时代，是教育不断深化的年代，是人性经过一次次洗礼，慢慢变得柔和的年代。
而我们是经历过旧式管理的年代的，为了修改户口上的一个签注，跑二十次派出所，也不过是十年前的事。我们也是经历过“占到就是得到”年代的，看过单位同事抢房子，围观过抢水源抢矿洞的械斗，甚至，在现在，“占到就是得到”依然是一套隐蔽的逻辑。
在我们这些从过去年代走过来的人看来，一次搬迁不是一次搬迁，一个水果店和报刊亭的消失，没有那么简单，这中间有过无数的争斗、平衡和博弈，而这一切，都是通过人来完成的。
从“占到就是得到”到建立秩序，《城市梦》给我们剖解了一个具体的样板，告诉我们，这个过程是怎样完成的，在这个过程里，当事双方，都要付出什么，也都能得到什么。在短时期内，农民进城这事还不会结束，如何实现他们的，也是城市居民的城市梦，依然是一件长期持续的事。
当然，尽管我知道，王天成一家和城管的博弈，实在太具体了，具体到只能当个案来看待。这么任劳任怨、任打任骂、轻声细语的城管，很可能只出现在这一个片子里。很可能，换个领导，换个时间段，同样的城管大队，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但我还是愿意相信，事情在起变化，变化很慢，但还是在发生。变化是由一个个人来分解完成的，而你我都担负着分解下来的任务。
《城市梦》拍摄于2015年，五年时间里，王天成一家经历了很多事，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王天成的妻子不久后病逝，他的孙女也终于考进了中专。而他们一家人所在的城市，武汉，在2020年，也迎接了一次劫后重生。
在这次灾劫里，我们又一次领会到，这个城市是如何在慌乱中自救，如何建立秩序的。总之，这是个永恒的话题，现在有效，将来还有效。
而纪录片的职责，甚至观看纪录片的观众的职责，就是记下这样一个变化的年代，哪怕只是变化年代中的一个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