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多年前，位于深圳南头半岛东南部的蛇口，一片荒芜，海滩荒山构成的小渔村，东临深圳湾、西依珠江口，与香港隔海相望，与对面的灯火阑珊形成鲜明对比。幸运的是，时代选中了蛇口。1979年，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创建经济特区的构想，并且选定蛇口成为改革开放的原点。于是，在一声振聋发聩的开山炮声中，小渔村迎来了时代机遇。这一年，蛇口工业区破土动工，次年的8月，深圳便获批成为中国首批经济特区之一。
此后的深圳，从与香港隔岸遥望，到形成自己的窗口特色，再到成为全国人均GDP榜首城市，孵化诞生8家《财富》世界500强企业；创业密度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一；中小板和创业板商事企业数量连续13年居全国第一。40年时间，深圳用实力证明了当时选择其成为改革试验田的正确性，一次次刷新纪录的经济数据、营商环境奠定了自己最佳经济特区的地位。
深圳的40年，是快速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关照，这里有新旧体制交替的复杂历史，留有富有远见和改革勇气的风云人物的痕迹，也有一批幸逢盛世破壳而出，敢为天下先的企业。
深圳有“中国硅谷”的美誉，是全球十大金融中心之一，地产、物流、高新技术齐头并进。从经济特区，走向自由贸易试验区，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之一，深圳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站上高质量发展高地，成为了法治城市示范、城市文明典范、民生幸福标杆和可持续发展先锋。
这一切的背后，并不是深圳“特区”定位一蹴而就的，是持续40年的继往开来、革故鼎新。
一、承蛇口精神，站时代潮流
纵观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变革，背后的力量无外乎：制度突破或技术创新。深圳的崛起，两者齐备。
改革开放初期，选定深圳成为“试验田”是有历史背景的。1978年受交通部委派，交通部外事局负责人袁庚赴香港调查，并起草了一份报告，提出充分利用交通部所属的香港招商局的优势，“立足港澳、背靠内地、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在与香港对望的蛇口建立招商局外向型工业区。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区，经验与风格，延续了香港招商局。事实上，在1872年招商局成立之时，正处洋务运动“以商务立富强之基”的背景下，百年之后的蛇口再建，同样是延续了创办之初“乃借纾商民之困，而作自强之气”的宗旨，以商脉助国运。
有意思的是，在蛇口招商局工业区发展初期，处处是香港的影子，连蛇口那句最有名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标语牌，都是袁庚来自香港的启发，全面挺进的改革热情与勇气，是再造招商局辉煌的决心，彼时的深圳被给予厚望，成为下一个香港。
既然要开放，那指导方向肯定是“放”不是“收”，一张白纸待描绘的深圳学着借海扬帆，从模仿香港开始，舒展开了自己的篇章。深圳参照国际惯例和市场经济要求，在蛇口建立起了全新的效率观念、经济体质和人才观念，有了最早的社保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干部聘用制度、薪酬分配制度等等，作为技术、管理、政策、知识的窗口，这里是开放的源头，也成为了国内最早一批现代化公司的摇篮。
全国第一的房地产企业万科，首站选在蛇口，全球最大通信设备制造商华为，诞生在蛇口一间小办公室里。破局了金融制度，成为全国第一家企业与专业金融机构合办的保险公司中国平安，中国境内第一家完全由企业法人持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成立，成为国家从体制外推动银行业改革的第一家试点银行。
有意思的是，随着城市经济的起步，在这里表现出了它的一些特质，其中最明显的一点是：因为深圳所有人和企业都是移民而来，以至于这座年轻的城市没有固有的层级，在这里，来了就是深圳人，落户就是深圳的企业，每一个生命体都可以在这里恣意生长，不受限也不设限，有一些野蛮和大胆，却能真切感受到那骨子里透出来，和老观念、旧思想较劲的力量。
从蛇口涌现的企业，在企业性质上大部分都不是传统体制的国企，也不是私企，清一色是现代治理结构下的新兴股份制公司；企业文化上，受移民文化影响，都敢闯敢拼却又兼容并包、低调务实，更关键的是，从深圳起步的企业面朝香港，背靠内地，放眼全球，对标的个个都是世界标杆，能学习又敢挑战。
这些特质，城市和时代的烙印，在蛇口新理念、新机制、新文化之下，成长起来的企业，勾勒出了这座城市的经济生命线，形成了聚集效应后，成为此后城市发展源源不竭的动力。
值得一提的是，曾经那个被给予厚望对标香港的愿望早已实现，甚至已经赶超了香港。几年前，深圳的GDP已经超过香港，在中国内地，仅次于上海和北京，增速是香港、新加坡以及西方一些城市的2到3倍。
二、城市蝶变，摘下国策帽
深圳并不是一座资源禀赋的城市，人和企业成就了这座城市。
有人将特区政策看作是深圳保护伞，改革开放初期的确如此，但并非是唯一，那些追求卓越、矢志创新、超越自我的深圳基因，才是繁荣的密码，也是这座城市扛过低谷、走出衰退的重要力量。
事实上，深圳的40年经历过4次重要转折。1984、1985年，特区工作会批评深圳不搞产业，城市迎来了第一次大衰退；1995年，特区政策正式取消，摘下国策帽，深圳进入了第一次蝶变，走向产业化和工业化。
凭借土地、政策等比较优势，深圳尝试性创立了一种企业贸易形式：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招商引资，也就是所谓的“三来一补”，并以此淘到了“第一桶金”，进入了加速工业化进程，此后一段时期内，“三来一补”成为了深圳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支柱，并快速积累了深厚的制造产业链基础。
只是，电子、缝纫、纺织等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聚集深圳，使深圳落了“国策帽”，又被打上了代工标签。随着广深高速公路开通，大量的制造业沿着高速向北去了东莞，东莞在五年内取代深圳成为全国最大的台商和港商聚集地，深圳告别了“三来一补”，也迎来了又一轮衰退。
不过，蹲得越低、跳地越高。90年代初到2010年前后，深圳从加工贸易转向模仿式创新，让深圳又一次厚积薄发，虽然回头看，会有人将其冠以“山寨”时代的称呼，但却奠定了成熟的产业链与分工模式，确为深圳科技与创新迸发留出了时间和空间。
事实上，深圳在特区政策优势逐渐弱化后，就在寻找产业转型的突破口，最终认定为培育新兴产业。
深圳在“八五”计划中明确制定“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先进工业为基础，第三产业为支柱”的产业发展战略，提出“把深圳建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和生产基地”的目标，力主发展电子、石化、轻工、纺织、新型建材、精密机械等六大主导产业。
原来的“三来一补”摇身一变，成了高新技术的重镇。
可以说，深圳是国策优势起步，以模仿学习崛起，进而以创新科技引领的，层层递进，变化高效又顺势。或许是城市精神传导，深圳企业的发展模式，也几乎都沿革了这条路径。
譬如，平安有著名的过桥理论。1997年，平安创始人马明哲首次引入了外资咨询公司麦肯锡做管理咨询，面对很多的人不解，他的解释是：“河水湍急，我们为什么不请懂的人搭座桥，帮助我们过河”。于是，平安引外资、聘外脑、借外体，在治理结构、人才梯队、专业业务上向外汲取大量经验，再内化成为自己专属制度与企业文化。
在华为，任正非十五年的管理轨迹，同样走出了“摸索—复制—创新”三个阶段，从自己摸索发现局限性，引进复制西方管理体系再到总结形成自己的一套组织架构及人力资源机制。
事实上，城市与企业相融的过程中，像力学中一对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城市创造着各类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资源，这些要素又构成了城市的文化与气质内核，企业则是城市精神的微观体现，他们所纽成的合力，又反向推动着城市革故鼎新。对于深圳这座城市来说，自己就是一部创业史，对企业起着创新与示范效应。
三、从“代工帽”到“创新冠”
今年《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强排行榜里，55家在北京，9家在上海，8家在深圳。北京和上海区位优势明显，国企主导，深圳的上榜企业，则都是延续了蛇口精神，从市场化竞争中发展而来，尤其是由华为、平安、腾讯组成的“HAT”科技三巨头，为深圳——这座中国科技之都，戴上了创新之冠。
曾有媒体评价：“当我们需要一把尺子来衡量当代中国的精神刻度时，深圳是最无疑义的选项之一。”若是刻画中国的科技创新历程，深圳同样是把合适的标尺。
一组对比数据是，1996年初，深圳只有6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全市产值过亿的高新技术企业仅20家。如今，深圳科技创新型企业超过3万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由2010年的1353家增加到2019年底的1.7万余家，仅2019年就新增2700多家，形成强大的梯次型创新企业群。HAT更是将5G通信设备之王、金融科技范本和互联网技术巨头一并囊获，铸起了这座城市的科技想象力。
高密度集聚并非巧合。从“三来一补”到高新技术产业，深圳在前瞻性地布局了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再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这座城市其实一直在谋篇布局，并且在科技产业发展的顶层设计上，深圳的战略眼光超前。
早在1993年，深圳其实已经在主动放弃加工贸易红利了，停止登记“三来一补”企业。1995年，深圳明确了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的战略思想，引导企业建立研发机构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这一顶层秤敲枰落子战略决策比国内其他城市早了10年。
很多人或许不曾记得，深圳经济增速曾一度保持着12%的高增长，2012年上半年的增速只有4.8%，这段时间里，深圳在鼓励中低端企业外迁，每年外迁的企业超过8500家，外迁造成经济下滑超过4个点，深圳的腾笼换鸟谋的不是一时、一域，而是长远全局。
自上而下对创新、对科技的推崇，使这座本来没有科技基础的城市，成为了中国的科技“引擎”。深圳陆续建成了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室、国家基因库、鹏城实验室等，授牌11家诺奖实验，拥有国家、省、市级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载体2642家。工程师数量从建市之初仅有两名工程师，到如今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106.3件。
身处深圳的企业，成为了最早接收到创新动向与科技信号的群体。
以平安为例，这家身处金融行业的公司，却有“科技赋能金融、科技赋能生态、生态赋能金融”的雄心。平安的原动力来自于创新，蜕变来自于科技战略。20多年前，公司就为自己的金融战车加上了科技引擎。从上世纪90年代初，平安内部IT部门成立、整合时就在酝酿科技之轮。2013年，马明哲首次提出“科技引领金融”的大战略，此后通过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在保险、证券、银行等传统金融业务之外，围绕金融服务、医疗健康、汽车服务、房产服务与智慧城市搭建起了五大科技生态圈，服务超过5.34亿互联网用户。
马明哲看到了科技的发展给全世界带来的巨大变化，每年集团收入的1%用于金融科技及医疗科技的研发。过去十年，平安共投入70亿美元于科研，预计未来十年的投入将达1000亿元（约150亿美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专利数据库发布的数据显示,在《2020年全球金融科技专利排行榜TOP100》中,平安集团以1604项位列全球第一。
如今，深圳又迎来了新的历史节点。2019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印发，明确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国际金融枢纽”的建设，并确立了深圳“核心引擎”的地位，8月，《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发布，深圳迎来了新的重大历史机遇和光荣使命，从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再次成为创新时代的弄潮儿。
届时，粤港澳大湾区将囊括广东省的9个城市、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紧密连接约1.25亿人口。深圳将作为全球高科技、创新、风险投资以及社交媒体中心，继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智慧、转型、创新仍将是关键词，深圳的企业则将是重要的成员，提供建设助力。
像平安所拥有的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国际领先的核心技术以及在各大应用场景累积的业务经验优势和平安智慧城市的有效实践。目前，平安智慧城市业务已覆盖逾60个城市，拥有115个在建项目。同时，平安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落地区块链应用，在香港建成全球首个由监管部门主导的区块链贸易平台，“贸易联动”联通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的国际贸易枢纽，构建金融贸易“空中走廊”等，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全方位打造立体保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