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的《兰亭序》与《圣教序》，它们在国学层面上哪个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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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亭序》和《圣教序》从书法学上来说，都是王羲之的书法体系，他们之间并没有任何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兰亭序》是一个摹本墨迹，《圣教序》是一个王羲之集字刻本。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书法学习上的承传差别，实际的本质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但是从文本的角度来看，他们两个的价值是没有办法来比的，《兰亭序》表现的是记叙东晋时期一些贵族族的一种节日聚会赋诗的诗集序言，顶多就是一篇美文。《圣教序》表现的是皇帝对中国佛学历上重大历史事件的嘉褒。
褚遂良永徵四年（654）完成的《雁塔圣教序》碑刻
这在中国文化史上两个差别是很大的，《兰亭序》是一种文化上的一个小小的传统的节日聚会，而《圣教序》所表现的内容是中国佛教一个鼎盛时期的开端，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价值。《圣教序》与《兰亭序》中的两个主人公，都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人物，一个是书法界的领袖书圣王羲之，一个是佛教界的领袖玄奘。
其中玄奘经历20多年的留学生涯，于开元19年回到中国，唐太宗亲自召见了他，并且把他母亲的故宅慈恩寺赐给玄奘，让他专心致志的翻译佛教经典。征管22年，玄奘翻译的第一部佛经《瑜伽师地论》100卷完成，唐太宗第一个读到了这部经书他非常兴奋，为玄奘写了781字的《大唐三藏圣教序》，贞观23年就在唐太宗去世的前三天，玄奘完成了《心经》的翻译工作，第1个读者也是唐太宗。唐太宗的主持下，再加上玄奘的佛教界的领袖地位，唐代的佛教有了非常大的发展。玄奘苦心经营经过20年的翻译，终于完成了1300多部多部佛教巨著的翻译工作，这在中国佛教历史上是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对中国的佛教学的影响是巨大的，玄奘也在中国的佛教史上享有举足轻重的宗教历史人物。
- 洛阳龙门石窟奉先寺的大佛据说根据武则天本人的相貌雕刻
所以《圣教序》的全名是《大唐三藏圣教序》。这不但是唐太宗赐给玄奘的佛教工作的奖赏，也是对唐代佛教发展的鼓励。
事实上唐朝建立以后，对各项文化都是平衡发展的，一直主张儒释道三家共治。尤其是对佛教还是比较保护和偏重的。比如说隋炀帝的私人朋友高僧智顗大师，他在唐朝仍然是佛教界的一位领袖，弟子众多。
我们从《兰亭序》和《圣教序》发生的重视程度来讲，《兰亭序》没有皇帝参加，也不是皇帝，也不是国家的一件重要的事件，而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传统节日的自觉的集会，是文人的自发组织。
而《圣教序》是一次由国家主出面，由皇帝亲自过问参加，并且积极支持和主持的一次盛典。
这次活动唐太宗和唐高宗两位皇帝的亲自过问，并且写下的序言，对唐代佛教的盛行和推广具有重大的意义。
- 怀仁和尚历时20余年集字而成的行书《圣教序》
中国的佛教在唐代是一次高潮，由于佛教受到皇帝的重视，对于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学、艺术等等各个方面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到了武后时期，佛教达到了历史的顶点，洛阳龙门石窟的开凿规模远远超过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石窟的建造。
《圣教序》受到国家重视的程度之高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其中就产生了两块《大唐三藏圣教序》碑，第一个碑产生于唐高宗永徵四年（654）唐高宗亲自主持，书法家褚遂良书写。据说褚遂良书写的这个《雁塔圣教序》碑，经历了不平常的书写过程。
- 赵孟頫临摹的《兰亭序》
唐太宗的圣教序是贞观二十年（646）八月三日写的。然后命令褚遂良书写碑文。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碑文可能写好了，但是一直到唐太宗去世没有书丹勒石。
唐太宗去世以后，褚遂良是唐太宗的顾命大臣之一，但是唐高宗和褚遂良之间有一定的矛盾，永徵元年（651）唐朝宗把储蓄粮贬值到同州做刺史。但是三年之后，永徵四年（654）恰恰也是一个癸丑年，唐高宗觉得，永和九年（354）是一个癸丑年，王羲之写下了著名的《兰亭序》，现在马上又到一个癸丑年，觉得把这个碑立起来比较有纪念意义，于是在永徵三年（653）又把褚遂良召回京城，命他重新书写《大唐三藏圣教序》，于永徵四年（654）年勒石立碑，正式完成了《大唐三藏圣教序》这个文化工程。这就是第一个《圣教序》，是由褚遂良书写的一个碑刻。
可是据日本学者荒金大琳与荒金治父子多年的考察研究。褚遂良写的这个《雁塔圣教序》碑刻，全文800多字，其中就有500多字有修改的痕迹非常明显，只有200多字没有修改。所有修改的这些字，都是把原来有行书成分的笔画，修改的有楷书的味道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 日本学者荒金大琳的褚遂良《雁塔圣教序》研究
通过大量的研究，日本学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褚遂良在唐高宗被召回京城重新写《圣教序》的时候，他的心情不是太好，因为他被唐高宗李治贬官以后，他写不出唐太宗时期写的那个感觉，所以只能按照原稿上的字上石摹勒，但是碑刻完成以后，可能皇帝不是很满意，于是又对碑刻上的字重新做了很大的调整。被修改的400多个字都是把原来具有行书味道的字变成了具有楷书味道的字了。
但是无论怎么说，褚遂良写的《圣教序》不但代表了褚遂良的书法最高成就，而且他的书法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例如，武后时代的书法家薛稷、唐玄宗时代书法家颜真卿，都受到褚遂良书法风格很大的影响。实际上在唐代的后期，影响唐代书坛的书法家就是褚遂良。
可是就在褚遂良完成了《圣教序》的书法工作三年之后，他就被午后迫害致死了。
- 赵孟頫临摹的《圣教序》
但是用书法来表现《圣教序》的工作并没有停止。高僧怀仁和尚就是和玄奘一起在做翻译工作的僧徒之一。想必唐太宗给玄奘和尚写的《大唐三藏圣教序》这件事一定震撼了怀仁和尚，于是，非常热爱书法的怀仁他可能有一个大胆的奇妙想法：就是怎么样用王羲之的书法把这个《大唐三藏圣教序》刻成一个碑，以弘扬佛教也弘扬王羲之的书法，这不是两全其美的大好事吗？
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怀仁和尚虽然有这样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是他要真正实现这个梦想，困难是非常非常之大的，因为在唐代，王羲之的书法已经不多了，怎样能找到王羲之的书法，也是非常困难的，于是他经历了20多年的努力，最终才成功集字王羲之的字，刻成了《集王大唐三藏圣教序》这个碑刻，于唐高宗咸亨三年（672）立于弘福寺中。
我认为用王羲之的行书集字而成的《圣教序》，应该说是意义更多一些，他一个方面是纪念了唐太宗唐高宗，对佛教事业的重视，同时也纪念了玄奘对佛教事业的发展和贡献，而且又追逐了唐代对王羲之书法的欣赏，所以这个书法作品是在储存量之后又一次对王羲之书法的更重要的文化事件，而这个《圣教序》其实佛教的色彩已经在逐渐的减少，而文化的气息正在突出，特别是书法上的成绩非常突出，所以怀仁和尚集字《圣教序》是在中国书法史上影响最大的一个碑帖。
- 赵孟頫临摹的《兰亭序》
关于《圣教序》的文化我们从一个佛教的世界又归到了书法。事实上，后来我们来看《圣教序》的最大的影响其实还是在书法方面，一个方面最早的《圣教序》是褚遂良的写的，这个书法作品是对唐代的书法影响巨大，而怀仁和尚集字的《圣教序》对书法的影响更是不可估量的。
这个集字的《圣教序》与王羲之的《兰亭序》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在怀仁集字《圣教序》中，有很多字就直接来自于《兰亭序》，这又不能不说《圣教序》和《兰亭序》真的是一对亲姐妹了。
如集字《圣教序》中的“知”字、“趣”字、“或”字、“群”字、“然”字、“林”字、“怀”字、“将”字、“风”字、“朗”字、“是”字、“崇”字、“幽”字、“托”字、“为”字、“揽”字、“时”字、“集”字等字都出自《兰亭序》之中，这说明在唐太宗到唐高宗之期间《兰亭序》的真迹还存在于世上。这也是从另一个侧面对历史的见证，对文化的见证。
所以我觉得《圣教序》和《兰亭序》虽然我们从现实上来看，两个的重要意义还不太一样，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兰亭序》是个人私人臣民的聚会，而《圣教序》是有国家权威的一次国家工程，所以在现实上来说，《圣教序》的意义比《兰亭序》的意义要隆重得多，盛大得多，重要得多影响深远的多。
- 赵孟頫临摹的《圣教序》
但是从书法的意义上来说，它们又合二为一，它们的影响是同样深远和同样重要的。
我们经常讲，现代书法就是在唐代形成的，而唐代形成的现代书法体系，主要就是楷书、行书和草书三位一体的书法体系，这个体系里边，《兰亭序》也好《圣教序》也好，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书法艺术主导地位的角色。
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兰亭序》的文化影响要更大一些，因为《兰亭序》是选入了《古文观止》一篇著名散文，同时，在书法上又是“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的文字发展史意义，考古学意义，书法意义，文学意义多种重价值和意义并重。它穿越了现实和历史，以书法和文学的双方面的成就，在中国书法史和文学史上影响深远，这是《圣教序》根本没有办法来比的。
而且集字《圣教序》从书法的意义上来讲，毕竟它不是一个真迹，有很多字还是从《兰亭序》里复制而来的。（3569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