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浙江的一篇高考满分作文《生活在树上》被传到网上，引发极大争议。这篇作文用词艰涩，引据众多，又以哲学思考为立意，非一般人能读懂。
因此，这篇文章在改卷的过程中也多经波折。从39分，到55分，最终阅卷组长拍板，给了满分。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难道不好好说话、一个劲儿地掉书袋，就是好作文吗？随后有人发现，阅卷组长陈建新主编的《高考作文实战实训》一书正在销售，这篇满分作文和其中的一篇例文极其相似，无论是文风、语气，就连引用的名人名言风格都如出一辙。
种种质疑下，有群众对阅卷组长陈建新提出了实名举报，提请调查。目前，陈建新老师因擅自泄露考生作文答卷及评卷细节而被停止工作，但出书、开讲座等商业活动的调查结果尚未公布。
这篇满分作文是否真的能达到满分，暂且按下不表，毕竟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各方评价褒贬不一，实属正常现象。但是，陈建新老师作为阅卷组长，其种种行为是否妥当呢？
陈建新老师前几年从浙大退休，担任浙江省高考作文阅卷大组组长已有20年之久，甚至有很多媒体将他称为“浙江高考作文之父”。20年间，陈建新从未停止过高考作文相关的商业化活动。以高考作文阅卷大组长的身份出书、开讲座、出售付费课程，他的意见和想法往往马上就会成为各大中学作文指导的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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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有相关规定，高考命题者严禁在一定期限内严禁出书、开讲座，就是为了防止商业的利益关联，会有损高考的公平性。那么，高考阅卷者就不用遵守这项规定了吗？
当年，欧阳修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考考官，看到苏轼的文章觉得非常满意，但怀疑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作，为了避嫌，给了他第二名。古人尚且如此，更何况当下？放眼其他行业，也没有“既当教练员，又当裁判”的道理。
并不是说只要是老师，就不能从事知识付费行业，而是要与自身的身份避嫌。肖秀荣、张宇等名师，做考研教学做得全国知名，可他们能从事阅卷吗？不能，至少不能同时从事。如果是以“曾任”的身份去出书、开讲座，那么顶多就是为考生们提供经验和方向，要不要付费都是学生的自由；可作为“现任”，你的喜好和想法都关系着考生的身家分数，你就算给参考书定个天价，依然有学生家长愿意掏钱。
此外，陈建新老师为何能连任20年的高考作文阅卷组长，也值得讨论。
不像数学，1就是1，2就是2，无论时代怎么变化，考试的考纲和解题方法不会有大的改变。可作文就大不同了，在越来越提倡应用化的当下，作文的命题和阅卷都严重地受到时事的影响。因此，阅卷老师的想法和喜好就尤为重要。这也是为什么语文总是第一门考的原因，因为阅卷组需要大量的时间去试改、讨论，来定一个最合适的标准。
阅卷老师每年都从不同的中学随机抽人，可阅卷组长却连任了20年，这怎么想都是一件不妥的事。固然，要有一定资历和经验的人才能挑得起这大梁，可一挑就是20年，也是时候换换人了。只有让新鲜的血液流动起来，才能保证阅卷的质量和文学的多样性，促进不同观点的碰撞。
高考满分作文不仅是一种展示，更是一种导向。想当年，一篇《赤兔之死》开启了文言体的高考满分作文之门，此后每年都有一批文言体的文章出现，有些甚至牙得让古汉语专业的老师都目瞪口呆。不难想象，明年又会有多少哲学系的遗珠写出《生活在地上》《生活在天上》《生活在水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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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的担心并非是对高考评卷系统的质疑，而是对“既当教练，又当裁判”这一模式的隐忧。为了保证高考的公平性，群众要求一定程度的避嫌，并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