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清代，娼妓随着中国进入近代社会而变化显著。纵观清朝一代的历史，其娼妓的来源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抄没犯罪家属而入娼：“（雍正二年〕李煦家属及其家仆……并男童幼女共二百余名口, 在苏州变卖……”；第二种是将战败擒获的女俘入娼：““豫亲上多铎等奏:臣等入边,……俘其妇女牲畜” ，“又俘获妇女幼稚共一千二百四十九口”；第三种是将妻妾女卖入娼：“康熙间, 山左大饥,白骨枕籍, 弩子女者值仅数百钱”，“方今（顺治）西安民流诸关东诸省不下百万, ……卖入本省外省富见奸徒将人拐骗, 设置窑于, 隐藏私卖者甚多”，“闻得湖南客民, 每在湖北地方, 不惜多金, 价买人口, 以供使令。有等不法棍徒, 三五成群, 串成骗局, 哄诱良家子女, 自己装作卖主, 与亿身约得价瓜分。人口交割, 听其上船。或暗行贿嘱关津盘洁, 或另作所诱子女之父母亲戚, 追赶盘获。赶到之时, 反谓买主诱拐兴贩, 必欲扭结经官, 预伏党羽, 从旁劝解。南客不识真假, 惟求脱身, 不敢复问原去之银, 往往堕其计陷。若辈幸受其术，习以为常, 遭其骗诱者不知凡儿”。
清初废官妓、乐籍，推行“除贱为良”。盗贼、赌博、打架与娼妓被列为社会“四恶”，“此四恶者，劫人之财，找人之命，伤人之肢体，破人之家，败人之德，为善良之害者，莫大于此”。《康熙会典》载，顺治八年，奉旨修改教坊女乐，用太监48名替代;《皇朝通考》载，“顺治十二年仍设女乐，十六年后改用太监，遂为定制”;《雍正会典》说，顺治十六年裁革以后，京师教坊司并无女子，然各省并未尽废;康熙十二年又重申禁令，“除乐户籍，各省乐户皆令责削籍，改业为良。”自唐宋以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法律的形式废除了历行千年之久的乐籍制度。乐籍虽除，但乏善后。许多乐户妓女迫于生计，不得不改头换面重操旧业，一些牙侩、钨母遂因势利导暗中营运，皇族、官吏、士子、膏粱也不可一日无欢，官妓之真空，迅即被私娟填补。清初曾禁止官吏嫖娼，但时移世易，禁令渐驰。
24 岁中进士的才子袁枚，曾是风月场上的大玩家:“枚之居处，不避群花，更有说焉:人惟与花相远，故闻香破戒者有之，逢花必折者有之。若夫邓尉种梅之夫，洞庭栽橘之雯，终日见花如不见者，何也?押而玩之，故淡而忘之也。”“枚自幼以人为畜，迄今四十年矣。”清中叶以后，外侵内乱，娼业大兴。“咸丰时，妓风大炽，胭脂石头等胡同，家悬纱灯，门揭红帖，每过午，香车络绎，游客如云，呼酒送客之声，彻夜震耳。士大夫相习成风，恬不知
清代娼妓的主要归宿一般有四种，第一种是“从良”，即是由一些有钱的人从老鸨手里将娼妓赎身，摆脱娼妓的身份而成为良人，而这些被赎身的女子往往成为他人的妾，即便是这样，在当时也是娼妓最好的归宿，然而，为妓女赎身的花销往往是普通婚娶的十倍之多，所以有幸“从良”的娼妓少之又少；第二种是出家，很多娼妓在年老色衰之后衣食无着，只能选择剃发为尼以便某的一条生路；第三种是变身老鸨，经营妓院，这些女人上升到管理层，继续从事色情行业；第四种，也是大多数娼妓的最终归宿，是在劳累和病痛中孤独的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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