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暴露是《金瓶梅》的最大特色。小说撕破了笼罩在承平社会之上的种种纱幕，将一把解剖刀直刺人性泯灭、鬼蜮横行的现实世界，将上至皇帝大臣、下至贩夫走卒的种种丑恶灵魂及其肮脏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以令人震惊的写作广度和创作深度对黑暗无道的荒唐人间进行了尖锐的讽刺。
讽刺作为《金瓶梅》写作的最大特点历来为人称道，亦是小说中最成功的喜剧手法，作者对讽刺艺术这种表达技巧的应用可谓笔箫夹鼓琴瑟问钟，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正如孙述宇所言，它如同“希腊神话中的女神雅典娜，一生下来就已经是甲胄齐备的了。”小说中的讽刺主要分为两类，即讽刺性情节与讽刺性语言，文字间对情感的体现应付裕如、完备圆熟。
彰显作者爱憎之情的讽刺性情节
《金瓶梅》的作者在创作时，选用了大量不合情理及逻辑的素材，采用反衬聚焦等手法，借用自相矛盾、前后冲突等情节以凸显人物内心深处的种种龌龊不堪，见微知著，借这种有悖常理的荒诞情境表现了自己对丑陋的人与事的否定，给予读者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理震动。小说关心国事、审察世情、同情人民，对贪婪腐败的统治集团、颓败朽坏的社会各阶层都予以毫不容情的讽刺揭穿。同时，小说还将讽刺范围由“瓶内”延伸到“瓶外”，借助小说中某些带有戏拟色彩的情节以讽刺成规的传统文学创作模式。下面，我们即从此入手，对于小说中具有讽刺性质的情节在小说中的文本作用进行详析。
1、对贪婪腐败的统治集团的否定
纵观整个《金瓶梅》中所描写的统治阶级诸人物，除了曾孝序等极个别人物尚有道德感和责任心外，绝大多数的官员都是寡廉鲜耻、腐败透顶的，小说世界可谓毫无光亮可言。作者抓住这一点，对其间统治阶级自上而下“卖官鬻狱、贿赂公行”的无序状况进行了详尽描绘和无情讽刺。
作者讽刺的矛头首先指向西门庆。西门庆本是开生药铺的市井浮浪子弟，贪财成性、不学无术。然而由于他在发迹有钱之后善寻门路贿赂官场，居然蒙上恩宠，成为了当地官府中的要员，其为政如何，不问可知。在小说中，作者尖刻地揭露了其贪赃枉法的行径。在第三十四回中，韩道国因其妻与其弟通奸被拿，只得与应伯爵一起来向西门庆行贿求情，得到了西门庆的承诺。且看西门庆在审案时如何是非不分，颠倒黑白：
过一日，西门庆与夏提刑两位官到衙门里坐厅。……问韩二：“为什么起来？”那韩二先告道：“小的哥是买卖人，常不在家去的。小男幼女，被街坊这几个光棍，要便弹打胡博词、扠儿，坐在门首胡歌野调，夜晚打砖，百般欺负。小的在外另住，来哥家看视，含忍不过，骂了几句。被这伙群虎棍徒，不由分说，揪倒在地，乱行踢打，获在老爷案下。望老爷查情。”夏提刑便问：“你怎么说？”那伙人一齐告道：“老爷休信他巧对！他是耍钱的捣鬼，他哥不在家，和他嫂子王氏有奸。王氏平日倚逞刁泼，毁骂街坊。昨日被小的妹捉住，见有底衣为证。”夏提刑因问保甲萧成：“那王氏怎的不见？”萧成怎的好回节级放了，只说：“王氏脚小，路上走不动，便来。”那韩二在下边，两只眼只看着西门庆。良久，西门庆欠身望夏提刑道：“长官也不消要这王氏。想必王氏有些姿色，这光棍因调戏他不遂，捏成这个圈套。”因叫那为首的车淡上去，问道：“你在那里捉住那韩二来？”众人道：“昨日在他屋里捉来。”又问韩二：“王氏是你什么人？”保甲道：“是他嫂子儿。”又问保甲：“这伙人打那里进他屋里？”保甲道：“越墙进去。”西门庆大怒，骂道：“我把你这起光棍！他既是小叔，王氏也是有服之亲，莫不不许上门行走？相你这起光棍，你是他什么人，如何敢越墙进去？况他家男子不在，又有幼女在房中，非奸即盗了。”喝令左右拿夹棍来，每人一夹，二十大棍。打的皮开肉绽，鲜血迸流。况四五个都是少年子弟，出娘胞胎，未经刑杖，一个个打的号哭动天，呻吟满地。这西门庆也不等夏提刑开口，分付：“韩二出去听候。把四个都与我收监，不日取供送问。”
西门庆在审问案子之时，为宽宥韩二及王六儿，煞有其事地摆出了一番似乎也很有道理的话，毫无痕迹地将罪名栽到本是原告的捉奸者的头上，若我们不看前文的话，竟反会感觉他是在义正词严地维护正义。正因我们明白西门庆的所谓裁决完全是建立在韩道国的求情的基础上，是全无事实的指鹿为马，作者对此类贪官的嘲讽之意才表现的更为明显。更为讽刺的是，身处正职的夏提刑在审案过程中全无表现，任凭西门庆肆意妄为，其“木偶”之名实非空担，可谓是一“庸官”。两名或贪或庸的官员的荒唐表演，无疑是小说对腐烂不堪的封建官僚机器的极大讽刺和贬斥。
有 “下效”必然是因为有“上行”。西门庆一方面通过受贿庇佑他手下的蝇营狗苟之徒，一方面也要通过贿赂取悦蔡京等充当其“保护伞”的更大的官吏。《金瓶梅》用更具广度的笔法，向我们展示了社会之中上下勾结沆瀣一气的诸多丑行。
第五十五回中西门庆去东京给蔡京上寿，一尝认贼作父的夙愿之后，蔡京择日设宴相请：
且说蔡太师，那日满朝文武官员来庆贺的，各个请酒。……只有西门庆，一来远客，二来送了许多礼物，蔡太师到十分欢喜他。因此就是正日，独独请他一个。见说请到了新干子西门庆，忙走出轩下相迎。西门庆再四谦逊，让“爷爷先行”，自家屈着背，轻轻跨入槛内。蔡太师道：“远劳驾从，又损隆仪；今日略坐，少表微忱。”西门庆道：“孩儿戴天履地，全赖爷爷洪福。些小敬意，何足挂怀。”两个喁喁笑语，真似父子一般。二十个美女一齐奏乐，府干当直的斟上酒来。蔡太师要与西门庆把盏，西门庆力辞不敢，只领的一盏，立饮而尽，随即坐了筵席。西门庆教书童取过一只黄金桃杯，斟上满满一杯，走到蔡太师席前，双膝跪下道：“愿爷爷千岁！”蔡太师满面欢喜，道：“孩儿起来。”接过便饮个完。西门庆才起身，依旧坐下。那时相府华筵，珍奇万状，都不必说。西门庆直饮到黄昏时候，拿赏封赏了诸执役人，才作谢告别道：“爷爷贵冗，孩儿就此叩谢。后日不敢再来求见了。”
蔡京身为当朝太师朝廷要员，连满朝文武都不单独相请，何以对西门庆一个区区副提刑情有独钟，偏偏要作筳相谢？文中写的明明白白，无外乎是因为西门庆“送了很多礼物”。作者一语中的，将蔡京的见钱眼开唯利是图的贪婪嘴脸瞬间戳穿。同时，作者亦已指出，西门庆如此对蔡京毕恭毕敬是有回报的：蔡京“虽是朝廷大臣，却也极好奉承。今日见了这般盛礼，不但拜做干子定然允从，自然还要升选官爵。”此一语不仅形容的蔡京不堪，也形容的所谓的朝廷大臣极不堪。盛宴尚未开始，作者已然用层层铺垫的笔法，将自上而下的诸多官吏的不堪面目形容的淋漓尽致。然而当作者真的着笔于宴会之上时，却又欲说还休，言语间委婉含蓄，只是以写实的笔调不动声色的叙述这对“父子”的种种“亲密”举动。作者虽未发一言加以褒贬，然嘲讽之意已在不言中。小说只借助特定的环境及适当的语调口吻的变化，即令读者看破了蔡与西门这对各怀鬼胎之人所进行的扭捏作态的“演出”的荒谬与无耻。
然而，蔡京、西门庆之类的贪官污吏豪恶刁民何以能够在“行检不修”“赃迹显著”的情况下依然能作威作福、飞黄腾达？显然，在他们的身后是有后台的，小说中明确指出，这一后台就是昏庸腐败的统治集团的首领——徽宗皇帝，其敢于直批逆鳞的勇气令人赞叹。
《金瓶梅》中的徽宗帝完全成了作者嘲讽与指责的对象。在小说的第一回，作者便开宗明义的点明其纵容奸佞之人为所欲为导致国将不国的“失政”之行：
话说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间，朝中宠信高、杨、童、蔡四个奸臣，以致天下大乱。黎民失业，百姓倒悬，四方盗贼蜂起。
之后，作者又再设置了诸多贯穿故事发展脉络之中的情节，以明褒暗贬的春秋笔法揭露了这位“大宋皇帝”的本质。小说通过其赐蔡京可以凭空封官的“空名告身扎付”、菽麦不分地以圣旨褒奖受弹劾的西门庆、差人收取花石纲导致民不聊生等情节间接地对其卑劣愚蠢的行为加以谴责和否定。在蓄足文势后，小说随即在第七十一回将这种愤懑的感情倾泻而出，抓住徽宗唯一一次正面出场的机会予以讥评：
这帝皇果生得尧眉舜目，禹背汤肩。若说这个官家，才俊过人：口工诗韵，目类群羊。善写墨君竹，能挥薛稷书。道三教之书，晓九流之典。朝欢暮乐，依稀似剑阁孟商王；爱色贪杯，仿佛如金陵陈后主。
作者欲抑先扬，先以戏谑的笔墨将之形容成一个才华横溢有圣人之态的“明君”，在赞辞的最后，忽然一笔抹倒自己所下的所有定论，以昏庸无能的亡国之君后蜀国君孟昶与陈国陈后主来为之作比，文字的起承转合之间产生了强大的叙事张力，加重了挞伐笔墨的分量：诚然，正是有了这般沉溺酒色荒悖糊涂的皇帝，当是时的官场才会孳生出如蔡京、西门庆之类的祸国殃民的货色。小说指斥时事的讽刺描写包含着对当时社会的种种否定，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2、对颓败的社会各阶层的嘲弄
《金瓶梅》的讽刺情节涵盖范畴极广。小说不仅写了腐朽透顶的统治阶级，还把社会下层的诸多行业阶层列入了自己的讽刺范围，令读者感受到了弥漫于社会每一个角落的腐化气息。整部《金瓶梅》的写作范围几乎辐射到各个市民阶层：僧尼、医生、媒人、妓女、伙计、帮闲……然而在这些市井人物中，我们同样难以见到有廉耻和讲道德者。相反，大多数身在其间的人物都是毫无廉耻良心：他们一味为己私欲从事禽兽不如的勾当，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整个《金瓶梅》世界如同一个千疮百孔腐烂透顶的苹果，散发着种种令人作呕的恶臭。小说对他们纤毫毕现的讽刺描绘如同一面面窥人内心的显微镜，让我们看清了这一条条蛀虫是如何将社会的真善美尽皆蚕食一空的。
在小说对诸多投机钻营的市井之徒的讽刺中，作者描写力度最大的无疑是对出入于西门之家的诸多僧尼的讽刺。俗语即有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说法，意即僧尼道等出家者应当是超脱红尘不问世事的六根清净、道德高尚之人；然而在《金瓶梅》的世界里，这些出家之人反而最为寡廉鲜耻，个个都是视财色如命的伪君子。《金瓶梅》作者对此类外君子内小人之辈是深恶痛绝的，小说几乎每一回都有对其带有嘲讽性质的描述。《金瓶梅》中出现最频的出家人是王薛二姑子，我们且看被月娘尊为菩萨一般的王姑子的表现。第二十一回中吴月娘准备为玉楼上寿，王姑子也来到了。这是她的第一次正面出场。作者借用文学创作中的“出场定性”的方式，以一段讲笑话的情节揭露了她的虚伪与龌龊：
（金莲为求王姑子讲笑话）因说道：“大师父，你有快些说。”那王姑子不慌不忙，坐在炕上说：“一个人走至中途，撞见一个老虎，要吃他。此人云：‘望你饶我一命，家中只有八十岁老母，无人养活。不然向我家去，有一猪与你吃罢。’那老虎果饶他，随他到家，与母说。母亲正磨豆腐，舍不得那猪。对儿子说：‘把几块豆腐与他吃罢。’儿子云：‘娘，娘，你不知，他平日不吃素的。’”金莲道：“这个不好。俺每耳朵内不好听素，只好听荤的。”王姑子又道：“一家三个媳妇儿，与公公上寿。先该大媳妇递酒，说：‘公公好相一员官。’公公云：‘我如何相官？’媳妇云：‘坐在上面，家中大小都怕你，如何不相官？’次该二媳妇上来递酒，说：‘公公相虎威皂隶。’公公曰：‘我如何相虎威皂隶？’媳妇云：‘你喝一声，家中大小都吃一惊，怎不相皂隶？’公公道：‘你说的我好。’该第三媳妇递酒，上来说：‘公公也不相官，也不相皂隶。’公公道：‘却相个甚么？’媳妇道：‘公公相个外郎。’公公道：‘我如何相外郎？’媳妇云：‘不相外郎，如何六房里都串到？’”把众人都笑了。
此时西门庆不在家，一向惧怕鄙薄姑子的一家之主的王姑子无所顾忌，大模大样地讲起了笑话。且不论以她的身份讲述笑话这种较俚俗的文体是否应当，单就其讲述内容看即是情趣低下至极。第一个笑话叙述虚施慈悲者的可笑，无外乎是作者借其之口以此喻彼，让王姑子这个毫无善念却又满口仁义的佛门败类“自打耳光”，第二个笑话则更进一步，明言外郎需到衙门中的吏、户、兵、礼、刑、孔目六处办事房处理文案，实则隐喻公公扒灰，笑话中的“六房”与实际存在于西门家的六房妻妾暗暗遥对，立意十分不堪。这是对充斥于《金瓶梅》之中的淫黩俗滥的乱伦情结的侧面讽刺，更是对王姑子这个热衷于偷情拉纤、聚敛钱财的佛门败类的直接揭露。面对众多官家女眷，身为释家信徒的王姑子居然心安理得，毫无羞耻地讲述如此笑话，则其“道行”不言可知。
王姑子如此，其余的出家人也多非善类，小说在行文中同样毫不容情，对其丑行一一罗列并予以揭露讽刺：诸多烧灵和尚偷听金莲西门私会（第八回）、薛姑子搬弄乾坤引人偷奸（第五十一回）、道士石伯才赚诱妇女与殷太岁奸淫（第八十四回），道士金宗明包占娈童（第九十三回）。整个《金瓶》世界中的僧尼种种为财为色无所不为的穷形尽相被作者一一从容不迫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其寄意亦是相当明显：连出家人这一最应清心自守的群体尚且如此，又遑论他人？小说中对僧尼的讽刺，实则亦是对世人的讽刺。
《金瓶梅》中极力加以渲染的女性群体除了尼姑外，还有妓女。我国古代的文人小说大多有毁僧谤道的写作倾向，然其对于妓女这一社会群体却多持褒扬之词，认为她们只是社会制度或罪恶人性下的牺牲品，本身良善而无辜，天性上是应当被怜惜珍爱的。这种观点实是过多的感情蒙蔽了理智的结果。《金瓶梅》则不落窠臼，破除了这种沿袭成规的偏颇观点，以较为客观现实的态度，真实而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诸多妓女在面对西门庆之时的虚情假意和险恶用心。
《金瓶梅》中妓女之首当数李桂姐。李桂姐作为小说用通身力气所描绘的活跃于前八十回之间的妓女，无疑是作者重点讽刺的对象。她最大的特点是虚情假意、谎话连篇。在西门庆以重金将其包下之后，她仍为金钱而在背地里偷偷接客，且在至西门府陪酒时频繁找理由撒谎逃回。当她暗接丁二官之事为西门庆发觉后，西门庆赌咒与其断绝，然而李桂姐却立刻与应伯爵等合谋连哄带骗，又求又劝，串通一处再次蒙蔽了西门庆，其虚伪和无耻令人不能不心生厌恶。
然而，与小说后半部出现的另一个妓女郑爱月相比，李桂姐的伎俩仍要逊色很多。桂姐只是善于撒谎，爱月则不仅能撒谎，还善于设圈套加害于人，借以满足自己或西门庆的私欲。在第六十八回中，西门庆至爱月处寻欢，她借机告知其桂姐对西门庆的要求置若罔闻，依然暗中与王三官来往之事，当西门大怒时，爱月趁机献上自己早已准备好的锦囊妙计：
（爱月献计）道：“我说与爹，休教一人知道。就是应花子也休望他题，只怕走了风。”西门庆问：“我的儿，你告我说。我傻了，肯教人知道，端的甚门路儿？”郑爱月悉把：“王三官娘林太太，今年不上四十岁，生的好不乔样，描眉画眼，打扮狐狸也似。他儿子镇日在院里，他专在家，只送外卖，假托在个姑姑庵儿打斋，但去就他说媒的文嫂儿家落脚。文嫂儿单管与他做牵儿，只说好风月。我说与爹，到明日遇他遇儿也不难。又一个巧宗儿：王三官儿娘子儿，今才十九岁，是东京六黄太尉侄女儿，上画般标致，双陆棋子都会。三官常不在家，他如同守寡一般，好不气生气死，为他也上了两三遭吊，救下来了。爹难得，先刮刺上了他娘，不愁媳妇儿不是你的。”
爱月为西门庆设计了一条“出气”的道路：勾引本就不守妇道的王三官之母林太太。林太太所作所为皆为不光彩的秘密之事，爱月居然能知，自然可知她对此类偷情拉纤之事本是惯家，筹划已久。将此事言出，既打击了李桂姐，又取悦了西门庆，可谓一举两得。然爱月可恶之处却不仅在此，更在于她教唆西门庆去勾引王三官的娘子黄氏，借此事发泄自己对身为良家女子的后者的嫉妒与憎恨。爱月欲拉黄氏下水绝非此一次，在第七十七回中西门庆来访她的时候，她再度提起此事：
粉头道：“爹，你还不知，三官娘子生的怎样标致，就是个灯人儿没他那一段儿风流妖艳。今年十九岁儿，只在家中守寡，王三官儿通不着家。爹，你看用个工夫儿，不愁不是你的人。”
再次重复自己说过的话，强调其美色以打动西门庆，其用心之险恶可见一斑。作者对她的讽刺也更为直露，观其不断以“粉头”这一对妓女的蔑称相唤与其可知。
妓女这一群体因其种种丑恶表现而名噪金瓶，她们出尽了风头，也露足了丑态。作者以颇为真实可信的描述讽刺了封建娼妓制度下的妓女的肮脏与龌龊，进而反映了这一制度的荒谬与不合理。小说选择从堕落的富贵商人或情欲受社会影响而歪曲的王孙公子的角度切入，把美丽动人的外表与虚伪阴险的内心交汇统一于妓女身上，形成了一种具有强大批判力的叙事组合，有力的展示了以金钱换取无尽情欲以及以色相赚得无尽名利这两种嗜痂成癖的行为的荒唐无耻。
《金瓶梅》中出现人物众多，其中音容神韵呼之欲出者不在少数。作者善于揣摩诸色人物的种种孳孳营营之行，无论写尼姑还是妓女，官员还是帮闲，媒婆还是大夫，都能够把握住其个性并设计特定的情节来进行恰如其分的讽刺和嘲弄。作者的讽刺穿插藏闪于小说的一部分情节之后，又显露真身于小说的另一部分情节之前，可以说是无处不在。他以一支锋利无匹又摇曳多姿的笔，牵合着世态炎凉和人生沉浮，辛辣地嘲讽了在黑色夜幕下沉迷不醒的世间诸人的行为的可悲可恨及精神上的荒谬荒芜，表现了作者对魑魅横行的社会的痛恨愤慨及对世俗恶行的轻蔑不齿。讽刺情节作为小说喜剧描写的一种基本而重要的操作方式，其作用不可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