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风窗记者 施晶晶
新冠疫情在中国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国内的经济生活早已步入正轨。但大洋彼岸，美国的疫情却在恶化。
截至当地时间8月10日，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全美单日新增病例为4.9万，新增死亡558例；累计确诊人数超502万，死亡人数16.1万。
面对这一数字，最无奈的当属被称为“美国抗疫队长”的安东尼·福奇——白宫COVID-19冠状病毒工作组成员、为美国公共卫生服务50多年的顶级传染病学专家。
（安东尼·福奇作为疫情应对工作组成员，与特朗普一起出席简报会。福奇在艾滋病和甲型H1N1流感研究领域有重大贡献，享有极高声誉）
除了疫情恶化带来的无奈，福奇现在还遭受着敌意。8月5日，福奇采访中称自己和家人正遭受死亡威胁，女儿被骚扰，他不得不寻求安保救助，他说：“做梦也想不到会有人如此反对纯粹的健康原则，他们是如此不喜欢我讲的科学的东西。”
几天前的7月31日，众议员拉斯金在疫情听证会上一本正经地问了福奇这样几个问题：戴口罩会让你感染新冠病毒吗？新冠疫情是场骗局吗？可以注射消毒剂或漂白剂治疗新冠肺炎吗？
虽然拉斯金事后称，此举是为澄清疫情虚假信息，停止误导公众，但在疫情发展半年后的今天，让福奇这样一位顶尖专家回答这些常识级别的问题，实在是大材小用。全美疫情严峻，政府和国会仍在这些常识上纠缠，也让人大跌眼镜。
（7月31日的疫情听证会上福奇遭遇尴尬提问，会上他对议员的问题表示疑惑）
虽然福奇获得科学界和不少民众的支持，但包括特朗普在内的部分政界，现在却在批评和排挤他，舆论中有人说他是骗子，威胁要伤害他和家人。
不同于我们对钟南山、张文宏等专家的礼遇和信任，“美国抗疫队长”福奇自美国疫情爆发以来，在科学、政治和舆论的三重夹击中处境尴尬。
作为服务过六任总统的专家顾问、顶级传染病专家，福奇本应大有所为，但他不仅没能帮助美国跳出疫情泥潭，反而越陷越深，而他自己也成了靶子。
已经79岁的福奇，晚年与疫情的此番遭遇，不禁让人感慨，学医救不了美国人。
01
美国抗疫队长
1月29日，在美国疫情尚未大规模暴发前，白宫成立了由副总统彭斯领导的COVID-19工作组，福奇是成员之一。
整个疫情期间，福奇在白宫疫情简报会、媒体采访中，对疫情有大量公开表态，他谨守公共卫生的专业门槛，扮演着与公众进行健康沟通的发言人角色。
一开始，他表现出对特朗普以及白宫的合作态度，但3月20日的疫情发布会上，两人出现分歧。
特朗普声称一款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羟氯喹”可以有效治疗新冠肺炎，福奇当场纠正了特朗普关于“相当有效”的说法，并再三强调：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该药有效，未经过临床试验，没有参考价值，不能对药效作明确表述。
特朗普则称，还是非常相信它的潜在疗法，已向药企下百万量级的订单，想看看效果。
（3月20日的发布会，记者追问在不确定药效时用药，是否给了公众不切实际的希望，特朗普回答：“你这问题很恶心，给美国人传递了坏信号。”）
从这以后，分歧逐渐变成观点的对立，针对同一件事，特朗普话一出口还热乎着，福奇后脚就给他推翻了。
两边争议点集中在五个议题上：特效药和疫苗的研发与效果、美国疫情的严重程度、居家令的实施和撤销、病毒来源和对中国的态度、对政府疫情应对表现的评价。
特朗普强调的观点集中在疫情得到控制、正在好转，实际死亡人数低于报道人数这些方面，福奇却说数据对比正好相反，疫情严重程度堪比1918年一战期间的大流感；特朗普急着解除居家令，重启美国经济，福奇却说“不行，还不是时候”。
特朗普觉得政府功不可没，如果自己什么都不做，死亡人数可能高达220万，现在美国还不到20万，福奇却拆台，检测太少不达标，社交隔离建议拖延了一个月才实施，本来可以挽救更多生命。
（疫情以来，福奇和特朗普的分歧矛盾明显）
尤其三月份，特朗普多次针对病毒来源问题，企图把责任甩锅给中国，以转移疫情应对压力时，福奇根据冠状病毒在蝙蝠体内的演化的科学证据，排除人造新冠病毒或被故意操纵的说法，表示自己永远不会给新冠病毒贴上同样的标签，不会进行污名化。
矛盾逐渐在积累。
福奇起初主要做防疫科普，但当科学知识转化为防疫政策建议、且遇到阻碍时，福奇开始吐槽特朗普政府办事不够高效，每天的发布会让他筋疲力尽，多次强调的专业建议不被采纳，他很无奈，不时批评特朗普应对疫情不力，耽误了时机。
白宫方面对福奇，一开始还能公开讨论，彼此相安，渐渐福奇基于专业的耿直被视为冒犯，积极参与公众健康沟通的他，一度消失在媒体视野长达7天，被认为是遭到白宫“禁言”，其中一次重新出席白宫疫情简报会时，他站在特朗普旁边，没能说上一句话。
被边缘化之后，白宫有官员公开列举他的言论，有意指责他前后不一，给出错误的疫情预测和建议。
这一削弱福奇权威的做法，被媒体比为“就像对待政敌”。随后三千多名卫生专家联名为福奇打抱不平，批评白宫的抹黑行为。
（白宫负责通讯的副幕僚长Scavino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一幅讽刺漫画，讽刺福奇是泼冷水的水龙头）
白宫从友好到分歧，再到禁言、边缘化、批评和抹黑，坚持科学原则的福奇一如既往发出耿直的声音，两边早已貌合神离。
7月31日，回避两个月之后，福奇和特朗普再次同框。在这之前，全美疫情已多次刷新单日新增记录，这一天，死亡病例增加了1205例。
02
心有余而力不足
“抗疫队长”福奇的失落对公众健康来说，是一起现实的“专家之死”，这里的“死亡”来自白宫政府和公众的不信任。福奇心有余而力不足，且时不待。
福奇的“专家之死”，客观因素来自疫情的未知和不确定性，福奇对此态度保守，门外汉的特朗普过于乐观。
福奇再三强调要根据科学和实际应对措施，才能正确研判。在此之前，他避免做准确乐观的预测，即使不得不给出一个时间表，他也留有很大余地。就像福奇三月初说疫苗至少需要一年才可能使用，五月，福奇表示不能保证疫苗真的有效。
（3月20日的疫情简报会上，特朗普开玩笑说想让蓬佩奥回国务院工作，使用了“deep state department”，这一词组长期被阴谋论者引用，暗指秘密控制国家的“隐形政府”，身后的福奇忍笑扶额）
白宫作为政策制定者，最怕不确定性，这会让政策无从依据，白宫之所以需要福奇，是想通过他的专业权威消除不确定性，稳定社会信心，而福奇保守和公开泼冷水或并不符合白宫预期。
特朗普转发#炒了福奇#话题下的评论，或许真有解雇他的冲动，但白宫更需要福奇的掩护和背书，营造一种“我们遵循科学”的印象。
但白宫确实在削弱福奇的权威，他被质疑的其中一个矛盾点在口罩。
白宫列举他3月8日在CBS上的发言“戴着口罩可能会使人感觉好一些，但这并不能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提供完美保护”，认为他没有及早提倡公众使用口罩。但福奇回应：那是因为当时口罩紧缺，最需要口罩的是医生和护士。
疫情变动，科学上的偏差和修正是不可避免，这并不等同于错误，白宫忽略了这一点，或者利用了这一点。
相比之下，更大的压力来自政治，而非科学判断。如果福奇真有什么错，或是他动摇了公众对现白宫的信任和信心，福奇频繁纠错特朗普，就像在拆台和唱反调。
（有批评指责福奇言辞应该更加小心，反思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
一个人在公开场合多次指出自己的错误，暴露自己的无知，这个过程总不是愉快的，更何况这个人是专门请来、不能炒鱿鱼的队友，而自己还是想连任的美国总统，憋屈。
更关键的或在于，福奇“社交隔离”的防疫建议，影响权力的同时，削弱了特朗普政府的权威，若依照建议行事，权力将是对民众、经济和社会的限制，容易引发不满情绪。
最直接的例子，民众多次发起反口罩抗议，要求复工，五月，马斯克抨击加州政府的抗议措施，不顾禁令让特斯拉工厂开工。
（有民众发起解雇福奇运动）
对特朗普来说，福奇耿直拆台，政治不正确；对美国整体利益来说，他严格的防疫建议，有些不合时宜。
与六任总统打交道的福奇并不是不懂政治，只是不考虑政治。因为他说：“总统负有考虑此事各个方面的巨大责任，他必须考虑其他因素。我只是给公众纯粹的健康建议，没有其他任何联系。”
除了疫情，特朗普要考虑的还有缓慢重启的经济，弗洛伊德之死激化种族矛盾的后续动荡，这些都直接影响将于11月举行的大选，关系到他能否成功连任。
（美国民意调查网站FiveThirtyEight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落后于拜登）
03
专家与决策
美国需要福奇，特朗普也不能炒了福奇，两人的“爱恨躲猫猫”游戏还将持续。他们的关系变化背后，是两种角色的身份较量：一个是专家，一个是决策者。
专家掌握科学，提建议，决策者手握权力，做决定。
回顾福奇提出的防疫决策建议，戴不戴口罩、社交隔离、居家令、特效药是否有效，在当时多被白宫认可和采纳，毕竟特朗普这个门外汉，公卫科学领域里，没有话语权。
但美国疫情之所以没有像我们想象那样得到良好控制，反而加速恶化，借鉴《专家之死》作者尼科尔斯的总结：专家只能提供备选选项，无法控制领袖如何实施他们的建议、被采纳几成，政策从概念到实施，专家不可能全程指导。
（6月30日，福奇出席参议院卫生、教育、劳工与养老金委员会听证会）
按照这一思路，我们看到“居家令”虽然实施了，但比福奇提出时迟了一个月，又比设想的结束要早。虽然没证据证明“特效药”有效，特朗普还是下了药单。
这是科学建议与政治决策的偏差。
前总统罗斯福的智囊团，是专家和决策者关系和谐的佳话，但其实做研究提建议的人很多，能影响决策的很少，两个圈子有着分明界限。因为专家往往“专而不全”，专家之间还Battle，决策者得从中全盘考虑。
就像负责新冠检测的高级官员布雷特所说，福奇看待疫情的角度是基于“狭隘的公共健康领域”，虽然带着情绪，大体是没错的，福奇自己也承认，不过这是专家身份和能力决定的。
决策需要科学，但决策其实不是科学，即使是疫情和公众健康议题，科学问题之外，也包裹着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后者随着大选命运时刻的迫近，越发重要。这就要问问总统先生，把公众健康摆放在什么样的次序。
我们理解决策的核心在于平衡：协调利益、做出取舍、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只是眼下美国公众健康利益的损失是超过15万人的死亡，这个取舍未免太过惨痛。
科学与政治的艰难合作、专家与决策者的不同分工，决定了福奇“学医救不了美国人”的命运。
编辑 | 黄靖芳
排版 | 刘克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