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高考，一篇满分作文在网上曾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在这里其实无须评判考生的对错。不同的环境下会有不同应对的文章风格，从这个角度看，考生在考场采取的策略并不值得过多嘲讽。
但是，引爆舆论的焦点问题，也就是文章本身的“晦涩”，其实更值得我们思考。因为写文章的场合尽管不同，但并不妨碍在全社会心中有一杆评判文风好坏的称。
策略不是重点，这杆文风之称，才是这次契机最应该反思的问题。
一个社会应当有什么样的文风？这个答案，或许可以从历史中去找找看。
好文章不应该让群众摇头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了对华侵略的步伐。中国共产党转战两万五千里，不仅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也在长征过程中召开遵义会议，开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路线、方针政策问题。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北郊一段南满铁路的路轨，制造借口进攻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图为烧毁中的北大营
那个所谓“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一经党内选择，就开始焕发生机，指引中国革命的道路。
思路的转换总会经历一段阵痛磨合期，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党内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依旧存在，一部分自诩“党内理论家”的同志把留洋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生吞活剥”，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留声机“，完全不懂得如何应用在中国革命的实际中。
因为不懂，所以解释不通，因为解释不通，所以文章写不透。
”党八股“就成为这群理论家的藏身的方式，用最艰深晦涩的文字宣传最高大上的理论，别人听不懂，就没办法挑战，理论家的地位也就得以保存。
正是针对理论和现实对接不上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命题，其目的是要求全党学会把马列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
应用的前提在于理解，要培养“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党八股的文风就成为了学习的障碍。
于是毛泽东同志告诉全党：
文章示之于人，就不要害人。毛泽东认为，八股文如果只给自己看，怎么写都不过分。但只要下决心把它“贴在墙上”、“登上报纸”，就会影响许多人。
文章为影响别人的思想和行动而做，每个人对待文章就应当如同对待自己的脸，洗脸之后要照镜子，写完文章也要反复检查，不然就会仿佛像个才子，实则到处害人。
好文章不应该让群众摇头。推崇又长又空的文章，就是下定了决心不要群众看，群众见了就摇头，就一定不会看下去。
战争期间前方忙打仗后方忙战备，又长又空的文章在高节奏的环境中显然更不合时宜。
真理不需要装腔作势。真理对人的征服，不是靠吓出来的。党对外国的语言并非排斥，但也不鼓励滥用。生僻的词汇并不是用来装点文章的门面，而是在本国语言出现表达上的不足时，借他山之石为我所用。比如“干部”两个字就是漂洋过海而来，依旧不妨碍成为我们党的新鲜用语。
小小的文风关系的并非仅仅是一个写作问题，以晦涩为导向，不符合理论普及的实用原则；理论不能普及，教条统治思想的现状就无法打破；教条不能打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就不能实现；中国化的任务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就不能发挥出效用，党的战斗力就受到影响。
文风关联的是全党的取向与偏好，大环境下的个体显然无法脱离这样的环境独善其身，于是能够影响环境的关键少数，就显得尤为重要，他们的决策决定了全党的走向。
“看邓小平的报告好像吃冰糖葫芦”
事实上，精简文风一直是我们党的优秀传统。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起草《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要求各大中央局和军区首长自己动手，每两个月向中央写一次综合报告。由于战时时间紧迫，报告需要用电报发送，因此毛泽东要求报告人必须“内容扼要，文字简练，指出问题或争论之所在”。
一千字左右的篇幅，要承载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的动态，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而面对这项挑战，时任中原局书记的邓小平严格执行，完美地提供了中央要求的报告，其中不乏后来被推广到全党的宝贵经验。后来毛泽东称赞：“看邓小平的报告好像吃冰糖葫芦”。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时至今日，精简文风的要求依旧是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改进作风必须改进文风。”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求短、求实、求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说老百姓听得懂的话，才能拉近和人民的距离。
在行文中走群众路线，何愁得不到群众的欢迎呢？
作者：李少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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