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3月，绘鸠毅出生于日本鸟取县，1938年3月，他从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文学系逻辑专业毕业，先后在山梨县女子师范学校，长野县上田高等女子中学等学校任职。1941年6月，28岁的绘鸠毅接到了日军的临时招集命令，随后在千叶县佐仓市的“东部第64部队”接受了严格的新兵训练。1942年5月，他被整编到华北派遣军第12军第59师团第54旅团第111大队机枪中队，成为陆军一等兵，在中国山东省新泰县加入了侵华战争。
第59师团罪行累累
掠夺资源
山东是中国著名的煤矿、粮食、棉花产地，同时也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对于当时进行太平洋战争的日本来说，山东是非常重要的兵站基地。1942年4月，日军组建第59师团，目的是为了守住山东，最大限度的掠夺山东的煤炭、盐、小麦、棉花、劳工等资源，为日本三菱、三井等大资本财团服务。
例如三菱财团经营的无烟煤张家庄煤矿、华丰煤矿等，都是由绘鸠毅油所在的第111大队的1个中队进行日常警备。另外每年为了这些财团，日军还要实施小麦掠夺战、棉花掠夺战、抓捕劳工战。
三光政策
从1942年到1943年，59师团周边的国民党军队都已被日军收编为皇协军，因此第59师团的主要作战目标就是附近的八路军，每年都会进行数次以掠杀解放区的人民和破坏生活设施为目的的扫荡作战，并在作战中执行凶残的三光政策。
在日本老兵们的证言图书《天皇的军队》中记载了，第59师团对村庄进行无差别炮击（甚至使用毒气弹）、杀死八路军士兵和农民、抓捕劳工、为了获得情报对俘虏进行拷问（拷问后虐杀）、抢夺粮食、强奸妇女、破坏生活用具、放火等等，犯下了滔天罪行。
慰安所
当时第59师团中队部以上所在地，一定有随军慰安妇。绘鸠毅所在的第111大队大队部所在地山东新泰县，常驻日军不到200人，就设置了三处慰安所，分别命名为“军人俱乐部”、“兴亚食堂”、“开心”。
慰安所的经营者是日本人和韩国人，被监禁的女性是韩国人和中国人，她们一部分是因为“有好工作”而被骗来的，还有的是强制抓来的。
绘鸠毅的罪行
绘鸠毅由于文化程度高，刚开始被招到大队部的治安部做助手，负责宣传工作以及向小学生等进行日语教育工作。1944年10月，随着日本战局急转直下，他又被召回机枪中队，主要负责训练新兵。
用活人练刺杀
1945年6月，第111大队在新泰县进行新兵训练，他们将索格庄的四五十户村民赶了出去，把村子当作宿舍。6月12日，大队进行新兵刺杀科目检阅，要求对“俘虏”进行真实刺杀。第111大队在附近抓了30多个村民，说是八路军俘虏，分配给每个中队练习刺杀，绘鸠毅去大队部为机关枪中队带回了4名村民。
到了刺杀场地后，村民们马上知道将要发生什么，纷纷求饶说道：“我是老百姓，请救救我吧，我不是八路军，请别杀我。”有一名十五六岁的少年，他向绘鸠毅恳求道：“我家只有母亲一个人了，他等着我回去了，请让我回家吧。”
绘鸠毅在日本的家中也只有母亲一人，她也在等着绘鸠毅回去，少年的哭诉刺痛了绘鸠毅的心，但是绘鸠毅不会违抗命令，无视了他的请求，自言自语道：“战争就是非人道的。”然后将4名村民绑在4根柱子上。
下午大队长热田胜利大尉骑着马来检阅新兵训练，绘鸠毅作为训练助教，把新兵召集到100米外的田里，让他们排成4列纵队，命令道：“前面的人都是敌人，必须把他们杀死，出发！”
新兵们梦游般的向前走，随后教官池田准尉下令：“刺杀！”陷入半狂乱状态的新兵们继续前进，有的人踉跄的倒下了，有的在村民面前停住了，无论是谁都很害怕杀人。池田骂道：“混蛋！他们是敌人！刺杀！”新兵们闭着眼睛刺出去了，但是有的刺空了，有的刺得偏差很大，最后直到刺中胸口才停止这种芒刺。
随后的所有组都是这样，直到检阅结束，面无血色的新兵们都一言不发。那天晚上中队为新兵准备了庆祝酒，老兵说：“你们终于成长了，恭喜！”但是新兵的表情都很沉重，直到结束也没恢复状态。
活人地雷探测器
1945年6月，第111大队完成新兵训练后，参加了第59师团最后的“秀岭作战”。为了阻止日军，八路军布置了很多土地雷，就是把火药放在石头或者瓶子里，日军的地雷探测器无法探测。于是第111大队就命令被抓来搬运军用物资的中国苦力在前面踩地雷，苦力们在部队前面排成20米左右的横排，被身后的日军士兵用刺刀逼着向前走，导致有四五个中国人被地雷炸死，日军将他们的尸体遗弃在路边继续行军。
接受改造
1945年8月，绘鸠毅所在的部队向苏联红军投降，随后在西伯利亚强制劳动5年，1950年7月作为战犯，被移交至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不仅没有强制劳动，每天还可以下象棋、围棋、玩牌，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管理所工作人员每天两餐，却安排他们每天三餐，在新年、纪念日还会特别准备寿司等日本传统食物。
在管理所每天都可以运动，每周洗一次澡，每月理一次发，每月进行一次体检，每月有一天体育日，春秋两季还有两次体育节和文化节。还经常组织看电影，有充足的时间学习，患病的战犯还被送往市里的医院住院治疗。
当时管理所所长的伯父、指导员的父亲、还有很多看守人员的家人都被日军杀害，他们却仍然对战犯如此优待，让绘鸠毅对工作人员的伟大人性感到敬佩，开始反省自己的罪行。1954年春天，管理所召开集会，所有战犯一同听取宫崎弘的模范《认罪报告》，在报告中，宫崎弘坦白了自己很多战争罪行，包括他指挥部队在湖北烧了白羊寺村，虐杀了全村数百人，宫崎弘最后说，“今后无论是怎样的惩罚我都会接受”。
宫崎弘的认罪报告给战犯们思想上强烈的冲击，可他们还是担心如果认罪会受到处刑。绘鸠毅最初觉得自己不能违抗命令，责任应该全部归下令的大队长，后来经过反复的认真讨论学习后，他才认识到执行命令的自己也是有责任的，开始抱着必死的觉悟坦白自己所犯下的所有罪行，发自内心地谢罪。
和平友好
中国人民最终对这些战犯进行了宽大处理，1062人中仅有45人受到了军事审判，并且没有死刑，也没有无期徒刑，最高只是20年监禁，还包括战后已经关的11年时间。其余的全部免于起诉，即日释放，1956年夏天，战犯们分3班回国，绘鸠毅43岁时终于又回到了日本。绘鸠毅回国后，成为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连）的会员，参加“反对侵略战争，对中日和平友好做贡献”活动。后来他长期连任中归连的常任委员、常任委员长、《中归连》杂志的编辑长等职务，始终坚持反对战争，谋求和平，为中日友好和平做贡献。
2014年11月，绘鸠毅病故，终年10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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