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故事是可以反复讲的，比如霍元甲的故事。但反复讲述，不等于一成不变的讲述，从1980年代到现在，不论香港和内地，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和电视剧，人们重新讲述霍元甲的故事，都会找到新的时代立足点，对照来看，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每个年代的人都在想什么。
▲武术家霍元甲。
李莅樱任总制片人、郭靖宇任总编剧、柏杉任总导演、刘方任导演，赵文卓领衔主演的《大侠霍元甲》，是属于我们这个年代的，它很少杀戮，很少爱情，但很多人生的新观念。
▲赵文卓、毛林林、释小龙、杨志刚、黑子、高雄、梁小龙……《大侠霍元甲》的演员阵容非常漂亮。
故事开始于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年份，戊戌年间。这个时候的霍元甲已经成年，也创出了迷踪拳，正是快意人生的年龄，也正是大施拳脚的时刻。
他虽然沉稳、笃定，但却、也骄傲，视野不够宽阔，他总惦记着要打败更强、更具声名的高手，以为武功的进展，就会是人生的进展。他和徒弟们一起，到处寻找另外一位武术名家大刀王五，并且质问他，为什么约好了比武却爽约了，这让他很没面子。
▲“津门霍元甲”和“我是詹姆斯·邦德”一样，是特别意气风发的自我介绍。
但大刀王五满心想的却是另一件事，那就是如何救出“戊戌变法”失败后，被囚在牢房里的谭嗣同。这件事最终也把霍元甲卷入，他和大刀王五一起潜进牢房，要救出谭嗣同，却没想到，谭嗣同已经决定，用自己的血为自己的理想社会献祭，他支开王五，对着霍元甲说了这么一番话：
甲午一战，深究我中华除科学和制度之外，比洋人还差了什么，我以为，是尚武精神的丧失，西洋骑士和日本武士传统，从未泯灭，而我中华自唐之后，历朝历代频频颁布限武令，更令我民族雪上加霜。时至今日，我同胞中，又有几个，像霍贤弟这般身强体健，器宇轩昂。更有很多国人，受鸦片之害，骨瘦如柴，精神萎靡。若想复兴我民族，仅靠公卿自上而下的变法，是不够的，还需要各行各业的奋起，各行各业的自强。
▲杨志刚扮演的谭嗣同，在牢房里对霍元甲说的一番话，让人心潮澎湃。
这一段话，不仅让故事里的霍元甲呆立当地，醍醐灌顶，也让故事外的我们，热血沸腾。这一段话，不仅适用于过去，也适用于现在，更适用于未来。它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迫切性，也给出了路径。
这段话，是霍元甲人生的新起点，也是霍元甲故事的新起点。从那一刻，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学武生涯，也开始重新定义自己的武术技能，也给他赋予了新的内容和新的期待。武术是武术，强身健体，但武术又不是武术，它是人生之魂魄。
有了这样的顿悟，霍元甲的人生，立刻不一样了。他知道了自己所为何来，也知道了自己将去何处。但慢着，仅仅知道是不够的，要想真正抵达自己悟出的那个境界，还要接受无数次的社会毒打。
后面的故事，有些是我们熟悉的，比如大刀王五的惨死，霍家惨变，霍元甲和家人的天涯浪迹，以及他和敌人和鹰犬们的对抗，他在上海闸北开设精武门，等等。但让一系列故事拥有了新的立足点的，就是他对人生意义的追寻。
旧版的《霍元甲》故事，是建立在香港叙事文化的基础上的，这种文化，又有很多复杂的来源，精神来源上，是中国心灵、中国哲学，以及农业社会的伦理，以及中国人千百年来动辄关机重启的动荡生活。
叙事来源上，可以看得到唐宋传奇、明清世情小说、民间戏曲故事模式、民国时代的小报副刊传统，以及海派文化的影子，还不断受到好莱坞的影响，随着好莱坞的叙事观念和叙事方式起起伏伏。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成果。
所有这一切混合在一起，就生成了一个很特别的故事模式：报仇。从五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香港台湾的武侠电影和电视剧，基本只有一个故事核：报仇。为父报仇，为母报仇，为师父报仇，为兄弟报仇，被报仇的人，又要启动新一轮报仇。
那些让昆汀·塔伦蒂诺热爱的香港武侠故事，基本都是报仇故事，所以，当他戏仿六七十年代的电影风潮，拍摄《杀死比尔》的时候，他果然也选择了一个报仇故事作为核心。
徐小明版的《霍元甲》，虽然也有武术世家之间的恩恩怨怨，虽然也有一条陈真的报仇线，却跳脱出了报仇故事的俗套，最终把故事上升到国仇家恨的地步，境界为之一开。这是霍元甲故事的历史背景和霍元甲这个人的人生际遇决定的。
▲在徐小明版的《霍元甲》里，爱情占了很大篇幅，而在《大侠霍元甲》里，霍元甲开篇就已成亲，之后的故事里，只有他对爱情和亲情的维护。
但，选择这样一个故事，这样一个人，已经充分说明，报仇故事不灵光了，必须要有更现代的世界观，更贴近时代的故事意蕴，去包裹武侠故事。但那之后，霍元甲故事，有时境界高扬，例如《精武英雄》，有时却还是回到报仇故事的套路上来。
毕竟，报仇故事好写。
而2020版的《大侠霍元甲》，脱胎于此前的一系列霍元甲故事，甚至用了徐小明版《霍元甲》的主题音乐，以及老版中的演员梁小龙和高雄出演了角色，但《大侠霍元甲》的故事铺垫一旦完成，立刻就从报仇情意结里跳出来了。霍家惨变发生在第五集，到了第六集，霍家人远走避难，虽然还满怀悲郁，但故事境界已经非常开阔了。等到霍元甲重返天津，报仇已经不是他最主要的人生诉求了。
▲高雄扮演了霍元甲的父亲霍恩第。
曾经是飞扬青年的霍元甲，此后的一系列修炼，都是在磨掉自己的戾气、杀气、煞气，去寻找新的解决之道。霍元甲的父亲，给儿子题字，写的是一个“忍”字。
霍元甲替薛知县押镖，出行前，母亲劝他一定要克制自己，后来，他知道自己被薛知县利用，自己押送的竟然是鸦片之后，本想大开杀戒，也是被母亲的嘱咐给拦住了。在上海，面对各方势力的觊觎，和媒体的挑拨离间，他又一次有了凶念，而他的妻子王云影却劝他，一定要摒弃门派之争还应有好勇斗狠。
▲霍恩第为霍元甲写下一个“忍”字，所谓“忍”，是要当缩头乌龟吗？不，是韬光养晦。
就是说，武术是有击杀功能的，但武术却并不是为击杀别人而存在。人和人之间的冲突，如果都用武力来解决，是没有终点的，最后不过是丧失一切回旋余地，双双失败。有杀戮的能力却不杀，隐忍克制，留有余地，寻求别的解决方法，是更高的境界，更文明的观念。这是侠和莽夫的区别。
《大侠霍元甲》里，甚至还用嘲谑的方式，讨论了武力解决方案的后果。霍元甲去善扑营首领鹰四所在的地方寻仇，鹰四却派出了几个因为犯罪入牢的武林败类，让他们和霍元甲打斗，自己和洋人在一边观看，并且配以解说，这位是什么名头，犯过什么罪，那位有什么特长，杀过多少人。并且对洋人说：“二位大人，好看吧。”
▲鹰四和洋人，把复仇变成了角斗。
整个复仇场景，立刻被曲解、被扭曲、被拉低了，变成了一场角斗表演。霍元甲成了被围攻的困兽。就是说，轻易动手，只会让自己成为被观看的角斗士。
另一个类似的情节，出现在霍元甲到上海以后，陈真来到精武门发起挑战，并且向霍元甲下了生死战书，霍元甲看出陈真是奇才，根本没有应战之意。但小报《海上新报》却不断怂恿、鼓励、挑拨离间，报社的曹总编不断撰写火上浇油的报道，还请记者为陈真的战书润色，力求使之更具煽动性。也就是说，即便换个场景，在现代媒体的注视下，轻易动手的习武之人，还是会沦为角斗士。
用什么来抵抗这围观和觊觎着的世界呢，用什么让武术成为塑造国民体魄和魂魄的利器呢？那就是回到武术的本心，把武术里侠义的一面挥发出来，张扬开来。
▲霍元甲和徒弟们练武的场景，是这部剧里，我最喜欢看到的场景之一。千言万语，比不上静静沉淀。
现在这个年纪的赵文卓，扮演霍元甲，是最合适的。年轻时的他，丰神俊朗，像雪山一样耀眼，在任何故事里，都是最夺目的一个，可以把一个故事最浪漫的一面激发出来。而这个年纪的他，沉稳内敛，又举止有威有仪，可以承载一个故事里最含蓄的一面。作为演员的他的变化，戏里戏外，也和一个武术家的成长史无缝贴合。
▲赵文卓是真·武术家，这就让《大侠霍元甲》的打斗场面，有了更多说服力。
徐浩峰在讨论武馆文化时曾说：“武术学的并不仅仅是武术、技法，还包括武德。武术其实是把几千年的中国人的道德文化进行了高度提炼。习武之人相当于黑白两道之间的灰色，对下保护民间秩序，对上沟通社会名流。武人的自处之道就是对外不受辱，对内不自我欺骗，有自尊。”
他还说：“东方人没有教堂，武馆就是教堂。……习武原本是一个传统。……习武，给人在逢变之时，度日之时，提供持久的有力的精神能量。修养其实是魂魄的质地，心胸的格局，气魄的大小。”武术界的师徒制度，其实是中国人特有的历史记忆传递方式，甚至有可能是一种宗教制度，所以，徐皓峰还说：“武侠的魅力之一，是里头有中国人的样子”。
中国武术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它提供了一个场所，也提供了机会，让人和人连接在一起，霍元甲和大刀王五的生死相托，霍元甲和农劲荪的友谊，正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有了这样一种秩序，有了这样一种精神，也有了这样一种人和人的连接，人才有可能进入一种新的世界。
▲霍元甲和王五结拜为兄弟。
霍元甲在当时的意义是这样，而今天，他成为一种精神象征之后，依然蕴含着这样的意思。不管是武术，或者文化，或者商业，为的都是建立一种人间秩序，让人和人能够从容地生活下去，既找到生存之道，也找到精神依托。
霍元甲能被称作“侠”，《大侠霍元甲》之所以能在那么多的霍元甲影视作品之后，还能吸引人看下去，就是因为，它找到了这样一个立足点。找到了一种开解的方式，也找到了面对纷乱现世时的一个底线，一个准则。守好这个准则，人就有了样子，就不慌了，不乱了。
而在一切纷争暴起，人们已经跃跃欲试准备动手的时候，我也希望他们看一看《大侠霍元甲》这样的作品，再决定，要不要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