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天气炎热,59岁的界浜村村民张平安一大早就起身,到家附近的周浦花海,拔拔草、伺弄花花草草,上午工作几个小时,中午就可以回家休息了。

记者在张平安家看到,他和儿子家门对门各住一幢农村别墅。“记得小时候家里住的是草房子,连吃饱饭都成问题,做梦也没想到,还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

张平安家的“逆袭”并非个例。近日,记者来到浦东新区周浦镇界浜村,采访了包括70岁、50岁、30岁等不同年龄层次的村民等,他们通过一个个场景的变化,讲述了从自家到乡村的巨变。当年的“穷村”,如今已经成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上海市美丽乡村示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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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界浜村航拍全景。新民晚报记者 徐程 摄(下同)

场景:草房子

■ 1982年:“我家的‘草房子’成了‘瓦房子’。”

在曹文轩的小说《草房子》里,草房子美轮美奂。“这一幢幢房子,在乡野纯净的天空下,透出一派古朴来,但当太阳凌空而照时,那房顶上金泽闪闪,又显出一派华贵来。”

文学作品中的“丰满”的草房子,到了现实生活中则很“骨感”。张平安家祖祖辈辈生活在界浜村,他告诉记者,小时候家家户户住的都是草房子。“屋顶是收割时候的稻草铺成的,房子是木头搭起来的,不用钉子用榫卯连接起来,地板就是烂泥地。”张平安说,要是谁家能铺青砖地板,就是有钱人了。而且,这样的“草房子”简单到了极致,除了门,连个窗户也没有。冬天虽然暖和,夏天就闷热难耐,一家人就干脆到房子外搭块木板睡觉,晚上和无数蚊虫“亲密接触”。草房子每年都要往屋顶加茅草,否则就有“屋漏又逢连夜雨”的风险。

当时的床也很奇特。“我记得小时候政府推行土葬改革后,许多人家囤的棺材没用了,就拆成木板拿出去卖。”张平安说,家里共有4个兄弟姐妹,自己排行老三。一家人住在30几平方米的一间草房子里,买了几块棺材板一搭,就是床了。

父亲在建筑工地做泥工,妈妈在家种地,经常是这个月还没过完钱就用完了,靠预支下月工资勉强维持生活,过着寅吃卯粮的生活。因为家境贫寒,读到初一,张平安就辍学挣工分去了,当时全村没有一个大学生。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村里开始有了第一批“瓦房子”,都是一层的平房;张平安家也在1982年住上了“瓦房子”;如今,这些“瓦房子”退出历史舞台,纷纷翻建成农民别墅。

图说:浦东周浦镇界浜村村民张平安。

现在,张平安的儿子研究生毕业了,在银行工作,“儿子一家就住在不远的镇里,最近他被单位派到北京工作,两个孙子暑假里妈妈带着去看他了。”说到这里,张平安满脸自豪。

场景:结婚“三大件”

■ 1974年:“我结婚时流行‘三大件’:樟木箱、棉花被、漆木桶。”

今年71岁的孔文昌和共和国同龄,曾当过界浜村的老支书,说起话来思路清晰、头头是道。最近,他家刚刚签约了农民相对集中地安置房,分到了4套房子,除了给儿女的外,自己留了一套镇里的房子居住,离公交车站、地铁站、医院都在1公里左右,步行可及,非常方便。

孔文昌告诉记者,父亲去世得早,小时候家境贫寒,靠母亲和爷爷奶奶养大,小学还没毕业就辍学了。之后参加了社会主义扫盲班,在生产队当过财务、会计,后来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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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界浜村近几年都在努力对辖区内的河道进行治理和改善,打通断头河,美化河道两岸风景。

“从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村里开始开河修路,乡村面貌渐渐改变。”界浜村顾名思义,与河浜有关,但当时河浜淤泥沉积,亟待疏浚。“那时候没有机械,都靠人工下河挖淤泥、一担担挑上来,六灶港、大治河都是这样疏浚的。”

要致富,先修路,周祝公路、周邓公路等工程也开始启动。“当时没有水泥、柏油,用上钢三厂的废钢铺路,所以走上去很不平整、不舒服。”1987,孔文昌当上了村支书,但当年村里没有钱,又要搞建设,就开办了一个村办企业,挣的钱都贴补到乡村建设中去,包括支付修路工人的津贴等。

随着乡村建设拉开序幕,联产承保责任制在全国逐渐推开、分田到户,老百姓生活开始滋润起来。“1974年我结婚的时候,村里有钱人的嫁妆一般标配‘三大件’:樟木箱、棉花被、漆木桶(脚盆)。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三大件’则升级到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他回忆,当时上海牌手表120元一块,一个村只有两张票,买糕点等也都要凭票供应。

“现在,界浜村几乎家家都有了小汽车,而且至少一辆,出去旅游也是家常便饭,书本上写的小康生活成为了现实,这在当年是难以想象的。”

场景:桃农路边摊

■ 2010年,界浜村成立水蜜桃栽培学习小组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一代国画大师黄宾虹、张大千曾到周浦看桃花,与民国才女、傅雷的表姐顾飞唱和作画,留下佳作《红梵精舍图》。如今的界浜村,有千亩桃林、五百多户桃农,年产桃一百多万公斤,是名副其实的桃乡。

如今大名鼎鼎的南汇水蜜桃,也有过“愁卖”的烦恼。今年36岁的界浜村干部杨玉霞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家里开始种草莓、西瓜、桃子,凌晨采摘了,天还没亮就骑着自行车往市区里赶,希望卖个好价钱。

“记得有一次家人骑车去卖桃,碰上大雨,路滑摔倒了,不但人受了伤,桃子也摔坏了,一家人沮丧了好几天。”每到桃子收获季,村里就会出现大批村民沿路卖桃的景象。

“虽然辛苦,但至少能吃饱了。”同样种过桃子的张平安告诉记者,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他除了在瓦屑搪瓷厂工作,还干起了种桃等副业,每年靠卖桃子也能赚3000元,加上平时的工资,温饱不愁了,省吃俭用了还能攒笔钱,把家里的老房子装修了一下。

如今,已经很少有桃农再“练摊”卖桃了。2010年,界浜村民成立水蜜桃栽培学习小组,邀请农业专家授课传艺,提升产量和品质。界浜村还与周浦镇农投公司合作,通过统一技术、统一包装、统一销售,将界浜村的“湖景蜜露”桃打造成了品牌商品。有了品牌,打通了销售渠道,桃农们再也不发愁卖桃子了。

在上个月底举办的浦东新区第十二届农博会上,周浦镇党委书记吕东胜“变身”网络主播,为桃农们吆喝直播带货。自称“东哥”的他金句频出,在推荐界浜村的湖景蜜露桃时,用上了时下最流行的歌词——“麻烦给我的宝宝们来杯蜜桃莫吉托(一种调酒)”。直播间开通没多久,农产品就被一抢而空。

场景:“家门口”服务中心

■ 2012年,周浦花海生态园建成

2002年,原界浜村、窑墩村合并组成新的界浜村。“桃源界浜,田间花海”,成为界浜村在产业兴旺方面的两大目标。

图说:位于界浜村范围内的周浦花海已经成为了城郊的一处网红景点。

记者在周浦花海看到,虽然不是春天,没有百花争艳,却也绿意盎然。占地约550亩的周浦花海,把现代农业花卉种植、生态绿地、旅游休闲有机结合,已创建为上海市科普教育示范基地、国家3A级旅游景区。这里还为村民们提供了就业岗位,让村民们坐拥花海,在“家门口”就轻轻松松把钱挣了。

“穷村”逆袭了,村里发展的硕果,最终由村民们共享、共治。记者在界浜村“家门口”服务中心看到,原来的村委会办公楼全部腾挪出来,设置了党群服务站、市民事务受理服务站、文化服务站等“四站一室”服务资源。

“接受采访用的会议室也是临时借来的。”界浜村支部书记姚辉笑着告诉记者,所有村委会的办公空间趋零化,所有人都没有固定的办公室和办公工位,所有村委会干部的名字和联系方式全部公开,方便随时随地服务村民。

图说:界浜村村委会打破围墙,让整个村委会成为了一个开放式的集健身、休闲、绿化于一体的露天广场。

在“家门口”服务中心门口,记者发现了一个细节,这里的围墙全部拆除,开放式的小广场、九曲桥可以供村民们休闲、跳广场舞,“夏天晚上,跳交谊舞的、广场舞的……一直要到晚上8时左右人群才渐渐散去。”

“逆袭”的界浜村,未来还会有怎样“惊艳”的表现?姚辉告诉记者,界浜村聘请了国内知名设计师作为“梦想改造家”,设计一批乡村建设示范点,首个项目就是将原来老旧的百姓礼堂改造为“婚丧+文娱+桃市”的公共服务综合体。

不久的将来,界浜村还将打造一个生态田园综合体项目,实现盈利反哺村民;人们来到界浜村,可以感受到“满园春色如许”的新时代新农村风貌。

乡村名片:

界浜村位于浦东新区周浦镇东北部。1958年,界浜村种下了第一棵桃树。改革开放以来,界浜村逐渐形成以水蜜桃种植为特色的产业布局。

2012年,界浜村农田流转,原14组张氏花园宅原址上建成周浦花海生态园,为美丽村庄点缀了靓丽的一笔。

如今的界浜村,以“一花一果一民宿”作为产业发展的核心,计划将周浦花海、界浜村北片桃园与迪士尼西片区规划结合,打造一个集生态农业和特色农村为一体的国际旅游度假区。

新民晚报首席记者 宋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