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明清时的白银，印象最深的要算《马关条约》中２亿两与《辛丑条约》中４．５亿两的战争赔款。当时皇帝为何不用黄金，而要改用白银？中国非产银大国，哪来那么多的白银？
中国使用白银的历史悠久流长，根据《史记》的记载：虞夏时代的货币之一“白金”，很可能就是白银，但秦朝“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可见，汉朝之前，白银可能被用作货币，但不像黄金一样是人们心目理所当然的货币。又据加藤繁在《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中考证：汉武帝时曾一度流通“白金”（白银），但由于盗铸、冶炼技术的不足，“白金”纯度不够，市价跌落，最后退出。武帝之后，白银一般被用来储藏、赏赐之物，与货币范畴还有一段距离。
“纸币帝国”
自隋唐以降，由于国家的统一，商业的发展，钱币的使用已非常发达。宋代商业之繁荣在《清明上河图》中得到了最为直观的展现，汴京的繁华在当时举世无双。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曾做过精细的估计：1021年北宋的国家收入总数合计相当于1500万～1800万盎司黄金——如此庞大的财货流通，在当时世界上亦是绝无仅有。
北宋真宗时期，钱币使用的盛况空前，但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于以携持。”《宋朝事实类苑》。于是，川蜀地区出现了世界历史上的首枚纸币--交子。据《文献通考钱币考》载：“初，蜀人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说明最初交子是由民间商户自主发行的，即“私交子”。由于发行交子获利快且多，发行者多“广置邸店、屋宇、园田、宝货”《宋朝事实类苑》，致使交子信誉断崖式下降并引起挤兑风潮，面临着严重的信誉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交子就转为经济实力较强、信誉较好的“富人十六户”（《文献通考钱币考》）主持发行。据《宋朝事实类苑》载：“益州豪民十余户，连保作交子，诸豪以时聚首，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
因交子体轻、价廉、携带方便，迅速获得商人的认可，它既能流通，又可与铁钱兑换，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的交流。但后来富商大户私产衰落后，交子无法兑现，时时引起争讼，又无力调解，当时北宋政府看到经营交子有利可图，于是趁机将“私交子”改为“官交子”。
据费著《楮币谱》载：（交子）“表里印记,隐秘题号,朱墨间错,私自参验书缗钱之数。”可见，交子采用同一种红、黑两色纸张印刷，为双面印刷；其纹饰为屋、木、人物；上面还有发行者的私押和隐密题号，作为防伪勘验之用；不过没有印面值，而是根据收入人户见（现）钱多少而临时填写。后为增加交子的信誉,在上面加盖了益州官印。
不过，尽管两宋市面上流通的主要货币还是铜钱，但是铁钱、白银、交子等也都能在市场上流通，由于当时无“银监会”与“央行”的机构监督和调控，很容易造成价格冲突，爆发严重的通货膨胀，致使经济繁荣的宋朝，终被“冗官冗兵冗费”“拖垮”。
金代所发行的交钞，最早是在海陵王贞元二年印制。据《金史·食货志》载：（金贞元二年（１１５４年），海陵王迁都后）“户部尚书蔡松年复引钞法，遂制交钞，与钱并用。”可见，交钞“袭沿”北宋的交子。又《金史·食货志》载：“交钞之制，外为阑，作花纹，其上衡书贯例，左曰某字料，右曰某字号。料号外，篆书曰伪造交钞者斩，告捕者赏钱三百贯。料号衡阑下曰中都交钞库、准尚书户部符，承都堂付，户部覆点勘，令史姓名押字。”说明钞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为金额，其右为字料，其左为字号；下部为发行机关地区，年月日以及各级负责人的押印。
元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纸币最为盛行的时期，甚至得到马可·波罗的特别称道：“大汉国中商人所到之处，用这种纸币来给赏赐，购买货物，接受买货方的付款，居然和纯金没有什么区别。”但与宋金相比，元朝更好战，财政发行纸币更甚，通货膨胀也更剧烈。财政亏空严重就专靠增发宝钞来弥补，从1265年至1289年短短二十四年间，频繁的战争使货币发行量增加了近70倍。当1310年政府发行一种新币(至大钞)时，货币总量相比第二套纸币(至元钞)发行时几乎增加了900%。（Tullock，G.，“纸币：国泰的周期”，《经济历史评论》）
实际上，从两宋到明朝，白银作为一种“调控”货币来使用。当纸币因发行过多而通货膨胀时，为稳定纸币价值，朝廷禁止白银流通，强制民众使用纸币。当然，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白银将自然而然的成为中国各地流通的主要货币，且购买力有逐渐增强的趋势。
“白银帝国”
朱元璋建立明朝前后，民间商品交易多用金银。洪武八年（１３７５年）发行宝钞后，政府屡次下令禁止民间以金银为交易货币，违者治罪。但政府发钞铸钱还是以银价为基准。这样一来，银钞之间、银钱之间就有一定比价：同年定价，银一两换钱一千文，当钞一贯。致使由于纸币贬值快，银钱成为民间交易的主要货币。尽管政府强行使用宝钞，但随着纸币的贬值，会必然逐渐退出流通。
１４３６年，明英宗取消用银禁令，可见当时民间将白银作为流通货币化的程度化较高，自此开始，中国以银为主要货币。成化之后，在田赋、商税、盐钞、匠役以及官俸等项收支里，均为折银的范围，即银两成为主要的支付手段。当然，虽然银两和铜钱并用，但铜钱的价值太小，发行量又不大，无法适应大宗交易的需要。
明穆宗隆庆元年（１５６７年），朝廷下诏“准贩东西二洋”，一时间，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蓬勃发展。贸易中，外国对中国商品的渴望远超中国对外国物品的需求，外方只能用白银换取中国商品。有专家根据相关史料估计，隆庆四年（１５７０年）的市场交易中，九成以上用银支付，用钱不过一成，银在政府的财政收支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而万历九年（１５８１年），太仓银库岁入银3704281两，钱21765400文，按钱一千文折银一两换算，此项钱仅合银21765两，不及银数1%。
原来，就在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规定所有的朝廷赋税一律以白银结算，白银从此正式成为官方结算货币。
根据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估算：自从张居正实施“一条鞭法”之后的一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有7000吨到1万吨，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据东印度公司统计，从清康熙三十九年到道光十年（1700~1830年），流入中国至少有5亿元白银；这些外国银元价值合1亿英镑。
当时中国人所不知道的是，这些白银几乎全部来自美洲，且多数是通过欧洲人贩奴贸易所取得。
十六世纪中期，南美洲发现了藏量极为丰富的银矿。秘鲁、墨西哥等国都开采出数量惊人的白银。十六世纪初，世界白银年均生产约1510000万盎斯，到了十六世纪中期，即明嘉靖二、三十年间，年均产量已提高到10000000盎斯。此后直到十八世纪中叶，即清乾隆年间，世界银产量保持在9000000至1700000盎斯之间。南美洲十六至十八世纪期间的白银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约80%。
实际上，在美洲白银流入中国之前，日本早在16世纪40年代就已经开始向中国大量的输入白银。对于被欧洲人誉为“银岛”的日本，十七世纪前，白银产量约占世界的20%。而中国物产丰富，单缺白银，中日贸易，白银流入。李德霞在《日本德川幕府与明朝的贸易关系论》中认为：“16、17世纪的日本，手工业尚不如中国发达，许多生活必需品，均需仰赖中国供给。”至于入中国的白银总量，钱江在《十六—十八世纪国际间白银流动及其输入中国之考察》中提到：“据日本幕府官方的调查，从1601年到1764年的一百六十余年间，从日本共输出白银四百二十一万两千二百九十五公斤，其中绝大部分是流入了中国。”
至于美洲白银流入中国的途径，基本以贸易顺差形式。
葡萄牙。正德十一年（１５１６年），葡萄牙人ＲａｆａｅｌＰｅｒｅｓｔｒｅｌｌｏ驾船来到中国，中葡贸易开始。嘉靖三十六年（１５５７年），葡萄牙摄取澳门作为定居点，并以此为基地广通贸易，每年仅交纳明朝官府的船课税就有20000余两白银。神宗万历六年（１５７８年），明朝官府准葡萄牙一年两次进入广州直接贸易。主要以枪炮、玻璃等物品换取中国的瓷器、丝绸、绵、手工艺品、农副产品，但大部份以白银来补足。
西班牙。万历四年（１５７６年），西班牙完全控制菲律宾，发现该岛的自然资源不足以满足日常所需，就支持菲律宾与中国扩大贸易，中菲间的贸易因之迅速发展。为了支付中国货款，西班牙人只能从殖民地墨西哥调运白银来交换。根据相关史料估算，1570年至1760年间，在殖民地时期经菲律宾输入的白银至少约为2亿比索，按每比索为白银36克算，这一时期输入中国的白银总计约为7200吨。
巨额美洲白银的输入，明清时中国的社会经济受到影响，商品经济与货币经济迅速发展，银荒危机得到缓解，国家贵金属的储备量得到增加，但是也引起了物价的上涨。
荷兰。万历三十二年（１６０４年）七月，荷兰占据澎湖为定居之地，要求与明通商，但未获成功。后占中国台湾的鸡笼、淡水等地，与广东、浙江、福建商人进行走私贸易。中荷贸易早期，荷兰控制的南洋诸国盛产中国所需的热带产品，如胡椒、锡、香料等，交易方式多为以货易货，输入的白银微乎其微。十八世纪初期，胡椒、香料等产品在欧洲供不应求，但欧洲对中国茶叶的需求又急剧膨胀，荷兰只能调运白银来交换茶叶。１７２８～１７３４年，九艘荷兰商船从欧洲驶往广州，总货值达2530000万荷盾，其中白银占96%。
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尽管节俭勤政，却是个守财奴，连年用兵，却坚决不肯动用国库银子，横征暴敛，激起民变，最后兵败自戕。李自成进京后，发现国库里积压的银子竟有37000000锭之多。
据学者梁方仲估算：“由万历元年至崇祯十七年的七十二年间，合计各国输入中国的银元由于贸易关系的至少远超过一万万元以上”。明帝国积累了巨额财富，成为延长寿命的资本。
美国。乾隆四十九年（１７８４年），美国的“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船上满载人参、毛皮、羽纱、胡椒、棉花、铅等物品，换取了中国的茶叶、瓷器、土布、丝绸、肉桂。此次航行的利润有25%。此后，美国货船经常出现在广东沿海港口。１７８４－１７８９年间来华美国商船达到十五艘。１７９２年，美国在广州口岸的贸易额已超过了荷兰、法国、丹麦，仅居英国之后。
英国。康熙后期，英国正式与中国进行贸易。雍正初，英国到广东“互市”，不断扩大规模。乾隆五十八年（１７９３年），英国使节马噶尔尼来华“表请派人驻京，及通市浙江宁波、珠山、天津、广东等地”，与清政府建立全面贸易关系。双方交易前期，英国用“黑铅、番钱、羽缎、哆罗、哔叽诸物”、棉花、锡等换取中国的丝、绸、瓷等。出现的巨额出入差，则以白银补足。
除了上述这些大银元之外，在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还流入了一些外国银质的辅币。郝延平在《中国近代商业革命》中写道：“其种类复杂，数量很难估计。有人认为，合大银元能达到1.8亿元，显然太多。”
大量的白银涌入中国，逐渐形成了“银本位”的货币制度，使中国货币体系得以完善。
中英贸易后期，为扭转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的局面，英国以鸦片作为白银的替代品，使中国从白银进口国沦为白银出口国。
鸦片战争前后，白银流失非常严重：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清政府国库储备的白银是7000万两，到了1820年，也就是嘉庆驾崩、道光即位的时候，国库储备只有1000万两。19世纪第一个10年，英国向中国出口983吨白银；战争后的第一个10年，中国反而向英国出口了366吨白银。
曾参加鸦片战争的英国海军军官艾略特·宾汉在《远征中国纪实》中描述道：“实际上，鸦片战争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中华白银外流’。”
白银又大量流失，中国整个货币体系面临崩溃的危险，不仅动摇了整个经济体系，也严重危及清王朝的统治。
1931年，深陷金融危机的美国出台《白银法案》，国际银价随之成倍上涨，引发中国“白银风潮”，银元体系濒临崩溃。《中美白银协定》签署后，国民政府宣布于1935年推行法币改革，中国通用货币--白银，正式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