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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无达诂”:既然诗歌意义是不确定的,那么可以无限解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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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于墨 2020-08-05 14:43

古往今来,许多人执着于追求探究到某些文学作品的确定意义,事实上,多数情况下这是不必要的,也是无法实现的。

早在先秦时期,《周易》中就有“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的思想,到了西汉,董仲舒明确提出了“《诗》无达诂”的观点。

“《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春秋繁露·精华第五》)

这里的“诗”,指的是《诗经》,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收录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又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

这里的“达”即通达、晓畅,“诂”即解释、阐说,根据许慎《说文解字》:“诂,训故言也。”即用通行的话解释古代典籍中的语言文字。“占”“辞”也都有解释、说明等意思。

董仲舒是说:《诗》的解释,(与)《易》的占卜结果、《春秋》的微言大义(一样),无法用今语理解得到一个通达的说法,要因时而异、因人而异。

【墨酱小提示:《春秋》这部史书因为词约义深,所以有许多人为之作注,比较为人熟知的《左传》就是为《春秋》作注解的,还有《公羊传》《谷梁传》,它们合称“春秋三传”。还有其他家为《春秋》作注,不再展开。】

董仲舒“《诗》无达诂”的提出,有特殊的时代背景。

春秋时期,诸侯之间的交际场合、外交谈判中经常引用《诗》的内容来传达政治上的各种说辞,对于《诗》的引用和阐释带有明显政治象征意味,所引之诗的意义因人而异;甚至单纯截取诗歌片段不顾全文主旨,与诗歌本来的意义相去甚远,所谓“断章取义”。

董仲舒从先秦时人赋诗言志多断章取义的实际出发,总结出“《诗》无达诂”。指出引诗、说诗者为了表明自己的思想,可以不顾及原诗题旨,对《诗》作任意的引用和发挥。

“《诗》无达诂”在后世的流传过程中,变成“诗无达诂”,其中的阐释对象,已经不局限于《诗》,而是广泛意义上的“诗”,就是说一首诗的意义是没有确切的解释的。当然,这可能是董仲舒没有想到的。

【参考:“从‘《诗》无达诂’走向‘诗无达诂’而最终成为中国古代诗学理论最重要的命题、最基本的释义方法,并非出自董仲舒的本意而是后世理论家引申发挥的结果。”(毛宣国:《“〈诗〉无达诂”解》,《中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1期。)】

【墨酱小提示:《诗》可以推广为广泛意义上的“诗”,甚至可以广泛理解为文艺作品,我们该记得,“诗学”一度成为“文学理论”的代名词。限于篇幅,本文仅探讨中国古典诗歌。】

“诗无达诂”的存在,是非常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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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本角度看:作品本身具有丰富性和不确定性。

许多文学作品的意义会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不确定的特点。

就诗歌来说,由于表达情感与营造意境的需求,而诗歌的语言又必须是凝练的,因此诗人往往要在文辞的运用上下功夫,比如使用一些修辞使语言更有张力,从而使得诗的表意功能往往超于表面文字。

而许多诗人也的确不喜欢平白无奇地袒露自己的思绪,喜欢把诗歌写得委婉含蓄,一些诗人甚至“故意”给读者一种朦胧、含糊的感觉,就使得诗歌主题走向了多义和不确定。比如李商隐的“无题”诗,解释起来相当扑朔迷离,还有像白居易的《花非花》同样是朦胧无比。

还有一类诗,由于在内容上的深度与广度,必将给解诗带来一定的难度。

清人薛雪在《一瓢诗话》中曾指出:“杜少陵诗,止可读,不可解。何也?公诗如溟渤,无流不纳;如日月,无幽不烛;如大圆镜,无物不现,如何可解?”

杜诗在内容上具有(“如溟渤,无流不纳”)丰富、(“如日月,无幽不烛”)深刻、(“如大镜,无物不现”)全面等特点。

这些造成审美上的多义性,也就决定了杜诗的“可读,不可解。”

从读者角度看:接受者对作品的阐释往往会有个体差异。

文学作品向每一位读者敞开着,期待着与不同的读者相遇。每个读者都能够用自己的智慧与阅读经验去理解。

对于同一作品,有不同的解释,并且这些不同的解释有可能都是合理的,这也正是一些经典作品的魅力所在,由于不能被轻易“看透”,才会历久弥新。

简单来说,读者理解作品之所以会出现差异性。有以下三个原因:

首先是由于读者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不同,包括审美趣味、情感倾向、人生追求、政治态度等等。

其次是读者本身的文学艺术素养,对文学体裁,文学发展史与发展现状,文学技巧、手法、创作规律,作品风格等的熟悉程度。

再者,读者的性别、年龄、气质类型等生理特征的不同,也会导致阅读心理上的差异,从而有不同的阅读体验。

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是某个特定的读者,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心情下阅读同一作品,感受也是不同的。

正如我们所熟悉的宋词《虞美人·听雨》: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 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 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同样是听雨,不同年龄、环境、心情,词人蒋捷有不同的感受。

听雨如此,阅读同理。

既然诗歌意义是不确定的,那么可以任意解读吗?

显然不是。

审美鉴赏中的差异性,是必须要承认的,但与此同时,也不能否认审美鉴赏的共性或者说某种客观标准的存在。否则,天马行空地阐释诗歌的意义将导致对作品的“误读”。

那么,什么样的理解方式会导致“误读”?

第一,脱离文本所规定的客观性内容与语境,对文本意义作无根据的随意解读。

第二,忽视文本的形成环境与特定的审美特征,根据自己的喜好或偏向对作品上纲上线,甚至作出单纯的历史分析或者庸俗的社会学分析。

第三,机械套用新的思想、方法和阐释理论框架,这些理论可能是与古代诗歌格格不入的。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误读”均不可取,有些读者的理解虽与作者的创作本意相抵抗,但作品本身却客观上显示了这种读者理解的内涵,使得这种“误解”看上去又比较切合作品,令人信服。

比如李商隐的两句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本来是形容至死不渝的爱情,但是在后世流传过程中,“春蚕”与“蜡炬”的这种“丝方尽”“泪始干”的行为又与“奉献精神”类似,于是用这两句诗形容师长或其他长辈对后辈培养的牺牲青春、无私奉献精神也是合适的。

像这种“误读”,是一种创新,反而增加了诗歌的内涵。(这种“误读”可以看作“正误”,对作品歪曲性理解一般视为“反误”。当然,“正误”与“反误”也是相对来说的。)

对于中国古代诗歌的科学解读方式,是由它的特点决定的。

从《诗经》开始,中国古代诗人进行诗歌创作时,很多都喜欢用“比兴”手法,所言之物,往往有更深层次的意义。那么,读诗应该不止于停留在字面上的理解。

所谓“不知比兴而说诗,开口便错”。(清代吴乔《围炉诗话》)

诗人们常常借物寄兴,兴象立意,以此增强诗歌的感染力和艺术效果。同一物象,不同诗人以各自审美经验赋予不同的韵味,在特定的诗作中扮演着各自不同的角色。

比如,同样是“明月”这个意象,《古诗十九首》中的“明月”,更多是一种游子思妇的万般愁绪,有些借此抒发功业难成的意难平;曹植《七哀诗》中的“明月”,表面上是写女子的思念之情,却隐约可见对诗人对自己悲剧政治命运的抑郁;李白吟咏的“明月”,飘逸壮大,多半沾染上了他的豪情;苏轼笔下的“明月”,却带有哲理性的思考……

由此,在读诗、解诗时,应该建立在读者切身体验的基础上,要有真情实感,并且用这样的一颗心去体会诗人写作诗的心境。(参考宋代诗人姜夔“以心会心”说。)

解诗需关注“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

实际上,关于对作品的科学性的解读,早在孟子那里,就已经有完备的指导经验。——“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

以意逆志:“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所谓“不以文害辞”,是说不要因为个别字眼而曲解了整个辞句;所谓“不以辞害志”,是说不要因为辞句表面的意义而曲解了整个作品的真正含义。应该是以“意”(整个作品的内容)去“逆”(迎受、领会)作品的原意,求得对作品的准确理解。

知人论世:“颂(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知人”,就是要了解作者其人以及作者与作品的关系。作者的思想、感性、性情、气质、阅历、修养等都直接影响到作品的产生和作品风格的形成。“论世”是要了解作者所处的环境、时代以及环境、时代对作者和作品的影响。对作者熟悉到做朋友的地步,才能更好地理解作品。

“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的主张是分别提出来的,孟子并没有阐述二者的关系。但是实际上这两个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一个着重作品,一个着重作者和作者所处的环境,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实际上是进行解诗或者说文学批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

“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的结合,大概率下会得到比较完备、全而和中肯的结论。正如王国维说:“是故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玉谿生年谱会笺序》)

要之,阐释者可以对诗歌进行自由的感发与联想,但并不意味着可以把这样的阐释活动视为不受任何约束的纯粹主体性活动。

“诗无达诂”虽然肯定诗歌的意义并非是唯一的,但在解诗时还需要明确“诗无达诂”中有“诗”在,不能脱离“诗”而任凭主观意念自由演绎。要在尊重作品的基础上适当发挥,无限类推、无中生有、张冠李戴、夸张臆断等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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