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秉》和《大淖记事》里那些被汪曾祺偏爱的手艺人

汪曾祺先生是江苏高邮人，长江边的鱼米之乡，地方特色也颇多，他用执着的笔描绘的风物都带有浓浓的乡土色彩和地域风情。他笔下的人大都是地方城镇的底层百姓，而这些百姓里最得他笔墨的是一群身怀技艺的手艺人，这些平凡的手艺人，没有勾心斗角争财夺利，也没有在时事中造英雄，而是勤劳努力，团结友爱，即使生活艰苦，依然和谐相处、荣辱与共，凭借独特的技艺生存并形成自己的圈落，融入当地环境，和当地风土人情一起构成一个地方的特色，形成独特的地方社会风貌。

今天我们就从《大淖记事》和《异秉》中看一看汪曾祺偏爱的这些手艺人。

《异秉》中刻画了一个勤劳致富的手艺人王二，他是一条街上的卖熏烧的摆摊人。他们家的特点是安静，和后街人家是吵吵闹闹形成对比。后街如何吵闹：“男人揪着头发打老婆，女人拿火叉打孩子，老太婆用菜刀剁着砧板诅咒偷了她的下蛋鸡的贼。”这在当时是很常见的社会现象。偏手艺人王二家不同，“从外面听不到声音”。一个词安静便展现出王二家的和睦，也让王二一家与众不同起来。

天不亮王二就起来备料烧煮，这里汪曾祺先生用了一个别致的刻画，“他媳妇梳好头就推磨磨豆腐”，很早起床磨豆腐都先将自己头发梳理整齐，可以看出手艺人家里和谐的生活状态，辛苦的劳作并没有抹杀掉手艺人生活的认真态度，”火光照得她的圆盘脸红红的”，这种对生活的热爱就像王二家飘出老远的五香味，弥漫在字里行间。

《异秉》中手艺人王二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描写，而《大淖记事》就是以一个群体的展现。这群靠制锡谋生的锡匠。在老锡匠的带领下，处事态度是不争不抢，对人很和气，凡事忍让，和《异秉》中王二家非常相似，“所以这一带平常总是安安静静的，很少有吵嘴打架的事情发生”。老锡匠在闲暇之余，会教小锡匠们唱戏，引得“附近的姑娘媳妇都挤过来看，——听”。熏烧、制锡、安静的生活，弥漫的香气，这样有滋有味的生活像一幅民俗画，将手艺人的生活感受展现出来。

《大淖记事》发表于新时期，《异秉》更是在原篇基础上的重写，突破了以往的悲愁，对贫苦大众寄予更多的深切同情和关怀。在他的心理以手艺人为代表的这部分劳苦大众都是和平友爱，荣辱与共的。他曾说“我的作品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些社会边缘人靠手艺谋生，抱团取暖，即便困苦，依然对生活充满热爱，而这份热爱正是汪曾祺一生生活观的写照。

《异秉》里为王二定位的家在后街濒河的高坡上，四面不挨人家。这就将王二家与周围人家隔开，独立形成了一个小圈落。在这里，王二家和所有人家一样，草顶碎砖房，日子贫苦却干净亮镗。摆摊地点却并不独立，而是设定在热闹的街上，在一家药店的门口。他的摊子的全副“生财”用具就寄放在药店店堂的后面过道里。这种环境描写谈家常般就将主人公王二与周围环境结合在一起。手艺人必得融入当地百姓才能经营，小圈落也必得和周围环境相适应才能长久。汪曾祺先生花了大段的笔墨对王二的熏烧进行描写，并不单纯表达王二手艺精良，也是展示手艺人的技艺在这片环境里得到认可和延续，是这一片地域风俗文化的一部分。

汪曾祺先生很喜欢用一片环境描写展现社会状态。在《大淖记事》中更加明显。

大淖是城区和乡下的交界处，并不在城市里。这种边缘化的地方却往往是社会群里重要的地带。而手艺人锡匠群体并不是大淖本地人，而是外来人员，他们因为手艺好能融入大淖的社会群体，甚至对大淖本地的思想观念产生影响。

大淖兴用锡器，从香炉蜡台，到茶壶水壶，家家都有几件锡制的家伙。嫁女儿时也要陪嫁一套锡器，除了有两只老母鸡，一百鸡蛋，生孩子娘家要用锡器装糯米粥。这样的需求既是锡匠立足当地的凭借，也是民间手艺和当地风俗的融合。这种地域文化的互相融合，手艺人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而当地人对于这项技艺的接受并喜爱，没有因为是外来的而排斥，也正反映地域文化的包容。

王二摆摊和保全堂的伙计们谈天说地，锡匠们在本地人的围观里热闹的唱戏，这些生活里平凡的交织，手艺人在谋求生存的同时，也在无形中为当地发展作出一份贡献。而他们的介入，也让这片地方焕发不同的生气，而这种融合也是当时兼容并包的社会环境的体现。

锡器是打出来的，不是铸出来的。

1.尊崇并延续传统思想是手艺人立身之本

这些手艺人，有自己坚持的准则，《异秉》中王二家正中是堂屋，供奉着“天地君亲师”，下面摆放着一具石磨。这既是敬天法祖、孝亲顺长、忠君爱国、尊师重道的传统价值取向，也在展示着手艺人内心的处事准则。在这种思想下，王二一家人平和的生活，与邻里和睦的相处，对人处事谦恭有理。因为想要在保全堂门前摆摊，又担心影响人家生意，“当初还一定是请人向药店的东家说了好话，亲自登门叩谢过的”。王二的生意红火了之后，搬到了隔壁老字号源昌烟店，占据了烟店一半的位置。尽管源昌烟店生意日渐萧条，连店面也暗淡下来，而王二生意再怎么兴隆，他也没有争抢的念头，铺面的字号还是“源昌”，再贴切他生意的对联“生意三春草，财源雨后花”，年节时王二也没有贴在店门上让源昌店老板难堪。在汪曾祺的笔下，这些平凡的手艺人不自卑、不骄傲，踏实生活，知足常乐，这既是手艺人这个群体的写照，也是社会风气和文化的反映。

在《大淖记事》中这种思想展现得更充分。汪曾祺先生开场直接说锡匠们非常讲究义气，他们对贫苦生活中很重要的钱财并没有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对这群手艺人来说，团体义气远超金钱。这帮锡匠有一个领头人，耿直且管教严格，“说话没有人不听”。他将自己对社会的理解传给小锡匠们，教他们不要怕事，也绝不要惹事。在这样的价值观下，锡匠们生活上互相照应，从不争抢生意，遇到困难互相扶持，工钱分得也很公道，面对恶势力敢于出头，努力为同伴维护并争取权益。尊师和重义这两个传统思想里重要的两方面在手艺人锡匠群体的身上体现得非常突出，是这个群体生存并一以贯之的思想准则。

2.平凡的手艺能突破底层人的观念，传递平等的思想

王二最爱听书，从前不敢去，一是花钱，二是费时间，更主要的是“考虑这于他的身份不大相称：一个卖熏烧的，常常听书，怕人议论”。可他生意好了之后，自己敢去了。经济宽裕有了底气的王二更想追求一种思想上的平等，爱听书想去就去，提高自己的认识。同街的药店保全堂的生意人被分成几等级，管事、刀上、同事、相公，不仅工钱不同，被对待的态度也不同，最低的相公级别不仅辛苦还要挨打。而王二虽然发了财，却从不僭越自大，也并没有因为保全堂生意不好、里面人有高低级别而看不起别人，仍然每天聚在一起聊天，朋友一般相处，在和大家交流时，会很诚恳地欠一欠身。人与人的相处不以贫富分类，平等相处，勇敢追求自己的喜好，这是平等思想的表达。

在《大淖记事》里，巧云和小锡匠十一子自由相恋，却被持枪的保安队长玷污，邻居们没有用陈腐的思想说长道短，反而对巧云很同情。十一子被刘号长毒打，锡匠们没有因势弱而躲避，没有因强权而低头，而是同心协力游行宣誓，与十一子共进退。十一子更没有因巧云失身而抛弃，他们始终不离不弃、生死相随。《大淖记事》是《异秉》思想上的更进一步，突破了世俗戒律束缚，勇敢的追求平等，这种义气最终形成大淖的文化氛围，当巧云挑起生活重担，独自照顾父亲和十一子两个男人时，大淖人杀鸡熬汤，像过年一样喜气洋洋。因为手艺人锡匠们为当地尚不明确的道德标准和思想观念树立了新的准则，让自由平等的思想观念深入人心，成为地域新的风俗文化，影响了小城镇的思想进程。

汪曾祺先生说：“我有个朴素的古典的中国式的想法，就是作品要益于世道人心。”正因为那个时期社会环境的变化，他在重改《异秉》和写出《大淖记事》时，彷徨和无奈的感情没有了，他的笔调冷静温暖，对身处其中的手艺人赋予了特别的关注和偏爱，不管是被命运眷顾的王二还是经历磨难的锡匠，字里行间都将世事艰辛淡化为悲悯和宽容，这些平凡的手艺人比如王二，对异秉的理解很愚昧，锡匠们也并不懂平等的内涵，但正是这些不完美，才让手艺人这个劳苦大众的一类人形象生动丰满，淳朴自然。那些平凡的手艺人聚集在小城镇，在那里生活、安家、扎根，和当地环境和人文逐渐融为一体，相辅相成，并形成特有的地方文化，而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团结互助、荣辱与共、追求平等的积极生活观为地方城镇带来不一样的色彩。这些，都是汪曾祺先生记忆里特别所在，也是他作品的魅力所在。